序
《黃浦區志》編纂工作七易寒暑，終於問世了。這部220萬字的社會主義新區志，凝聚了境內各方人士的心血，既為當代建設服務，也為後世留下一部寶貴的地方文獻。新區志的編纂成功是全區人民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值得慶賀。
黃浦區境地，位於上海市的中心，是全市兩條最大的河流黃浦江、吳淞江（蘇州河）的交匯處，地跨浦西、浦東（1993年1月原浦東地區劃歸浦東新區），地理位置優越。本境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起點，全市近代城區的形成是以外灘為發端地，由東向西，逐步推進。歷史的發展使境地商貿繁榮，金融業發達，文化娛樂場所集中，信息靈敏便捷，又為全市的行政管理中心，是上海最為繁華的“黃金地段”。境地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上海開埠後的100多年中，本境人民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統治的鬥爭中，湧現無數革命者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境地人文薈萃，眾多創業者、建設者、各界知名人士和先進模範人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上海解放前，本境已是國內外各種力量和各方人士注視的地域。解放後，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中共黃浦區委和區人民政府領導下，經濟全面發展，社會安定，文化事業昌盛，全區面貌日新月異。按照中央關於到本世紀末上海要成為“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戰略目標，黃浦區與隔江相望的浦東新區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相輔相成，正共同朝著建成現代化中央商務區（CBD）的方向騰飛。
《黃浦區志》以服務於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為目的，以翔實的資料和豐富的內容系統記述黃浦區歷史的發展軌跡，總結和概括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經驗教訓。我們要“以志為鑑”，充分運用這部新方誌，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為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開拓前進！
凡例
一、《黃浦區志》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遵循實事求是原則，全面記述區境從自然到社會的歷史與現狀，注重反映時代特徵和地方特色。
二、記載的地域以1992年底黃浦區行政區劃為範圍。主要記述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開埠後區境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歷史演變過程，重點記述解放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各種重大變化。上限不限，下限一般止於1992年底，某些重要事物延伸至擱筆時止。
三、志書前設總述、大事記，以下採用小編結構共41編。具有區情特色的編章，適當擴大篇幅。
四、體裁採用述、記、志、傳、圖、表、錄諸體，以志為主體。圖照採取集中與分散結合，表格隨文設定。
五、人物編按生不立傳原則，收錄曾對區境發展有較大貢獻或影響的人物為主，在世人物用以事系人方式，記入有關編章，並設文明新風編，記述傳統美德和社會主義新風尚。
六、名稱運用，各編多次套用同一名稱時，第一次用全稱，其後則用簡稱。
七、紀年採用朝代紀年和公元紀年兩種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紀年，辛亥革命之前用朝代年號，之後用民國年號，夾注公元紀年（每節中同一年號，一般只注首次）；上海解放後，一律採用公元紀年。志中所述“建國”，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解放”系指1949年5月25日區境解放。
八、資料來源於檔案、舊志、圖書、報章雜誌、歷史文獻，以及口碑資料和實物，一般不註明出處。
九、除引用古籍原文外，均使用語體文。
總述
一
黃浦區位於上海市中心，為黃浦、吳淞兩江交匯處，地跨浦西、浦東。東和楊浦區、川沙縣接壤，西與靜安區交界，南同盧灣、南市區毗鄰，北以吳淞江（蘇州河）為界與閘北、虹口區相望。全區面積21.07平方公里（含水上面積1.76平方公里），下轄10個街道、1個鎮。1992年底，人口70.30萬人。
開埠前，浦西境地為上海縣城北郊，除老閘、新閘附近和浦東沿江的老白渡、楊家渡、陸家渡等地漸成集市及洋涇鎮較為熱鬧外，其餘均是農田和零星村落，外灘一帶人煙稀少，浜河縱橫，是蘆葦叢生的荒灘。
鴉片戰爭以後，英國殖民主義者對“利於貿易運輸，有發展餘地”的黃浦灘一帶十分垂涎。根據中英《南京條約》，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被闢為通商口岸開埠。英方鏇即擅自規定吳淞江口到洋涇浜（今延安東路）的1168米黃浦江面為洋船停泊區。道光二十五年，英國駐滬領事巴富爾經同上海道台宮慕久兩年交涉商定《上海土地章程》公布，議定黃浦江以西，洋涇浜以北，李家廠（場、莊）今北京東路以南，“租給英商建屋居住”。次年，議定界路（今河南中路）為西界，共830畝（合0.55平方公里），租界開始形成。此後不斷擴張，至清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境內浦西地區全部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清鹹豐四年（1854年）後，租界設立“工部局”、“公董局”等行政機構，逐漸演變為集立法、行政、司法、警務權和武裝力量於一體的“國中之國”，在中國國土上實行殖民統治長達百年之久。
民國34年（1945年），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租界連同淪陷區回到中國手中。上海市政府將全市分設30個區，第一區因瀕臨黃浦江，又以江名黃浦為區名。這是黃浦區得名之始。當時黃浦區面積為1.36平方公里。1949年上海解放後，區劃幾經調整，先與老閘區合併，後又划進原新成、邑廟、盧灣區部分地段，再劃入原浦東縣部分及川沙縣洋涇鎮等地塊，境域擴至21.07平方公里。1993年1月，黃浦區原浦東地區劃歸浦東新區。
二
區境是上海灘縮影，典型的移民城區。其近代城區的形成是由外灘為發端地，逐漸向西推進。19世紀50～60年代，主要在外灘至河南路一帶，70年代延伸到浙江路附近，20世紀初已達西藏路，隨後向浦西縱深擴展。歷史的發展使此境成為經營競爭、技藝展現和政治鬥爭的舞台。境內金融業發達，商貿繁榮，文化娛樂場所集中，政治風雲迭起，為國內外各種力量和各方人士注視的地域。它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起點，“十里洋場”最繁華地段。
上海開埠後，外人利用租界種種特權紛紛前來牟利，外灘一帶始有外國洋行、銀行和輪船公司出現，繼而國內的華行、銀行介入。國際、國內貿易的交往，帶動了各行各業相應發展，境內市面漸興。清道光二十四年到鹹豐七年（1844～1857年）間，以經營進出口貿易為主要業務的怡和、旗昌等44家洋行，大量輸入鴉片和洋油、洋布、洋貨、五金等商品，輸出金銀和絲茶等土特產品。19世紀50年代，上海已取代廣州成為全國最大進出口貿易中心，其時除少量經營南洋貿易的商號設在南市外，絕大部分集中在境內。在戰亂頻仍的舊中國，租界環境相對“安定”，吸引內地人口不斷湧入，引來大批勞動力、人才、資金和技術。國內外懷有不同需求的人到這裡競爭，許多企業家、銀行家和知識分子到這裡活動，進行經營開拓、技藝施展和知識傳播，推動了境內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從19世紀60年代起，境內各地來滬設立的申莊、辦莊多達1000餘家。1875年初全市161家洋行，有157家在此經營。這些貿易機構的設定，既帶來海內外各地經濟信息、風土習俗和文化需求，又把上海各種信息傳遞到各方，促進了國際、埠際貿易交往和文化技術交流。到19世紀末，全市最早的電報、電話、電燈、郵政、煤氣、自來水等公用事業，在境內租界區先後問世。在浦東沿江地帶也出現了英國開設的船廠、鐵廠等近代工業。
20世紀初，英美日等國財團紛紛來滬開設亞細亞、美孚、卜內門、三井、三菱等大型公司。並挾雄厚財力，在內地廣設分支機構、經銷網路。境內商貿逐步形成進出口貿易、埠際貿易和批發貿易占主導地位的特點，輻射國內許多大中城市和廣大農村。
隨著城市近代道路和地下管道網路基本形成，加快了城市社會經濟的運轉，孕育著房地產業興起。以房地產牟利發跡者首推洋人沙遜、哈同。沙遜擁有大小房產1900多幢，哈同在南京路地產就有16處、土地110多畝，約7.39萬平方米。以後中國人經營房地產業漸多，最盛時達300餘家。到本世紀20～30年代，境內商業網點已有5250戶，占全市58.58%。南京路被譽為“東方巴黎”。外灘、江西路周邊銀行林立，被稱作“中國華爾街”。福州路一帶，出版、印刷業發展迅速，書肆林立，時有新舊書店300餘家，形成文化街市。伴隨經濟發展，各種文教事業、娛樂場所應運而生，這時此境已成為全市乃至全國最繁華的地區。然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在經濟和文化上有明顯的殖民主義烙印。入夜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它既是“冒險家樂園”，富有者天堂，又是藏污納垢的場所，娼妓、鴉片和賭博等行業長期盛行，危害社會，毒害人民。
抗日戰爭爆發，租界被日軍包圍，成為“孤島”，周圍省市和上海華界來境內避難者愈來愈多，富有階層攜來大量遊資，內地戰區和香港也匯入巨額資金。歐戰爆發後，東南亞市場需求轉向上海，內地通過各種渠道來滬採購物資，國際、國內貿易和零售業在蕭條中復甦，“孤島”出現暫時的畸形繁榮。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租界，大肆掠奪，百業凋敝，唯投機性行業、娛樂業畸形發展，勞動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在主權淪喪的外國租界和日軍占領期間，區境蒙受帝國主義列強所強加於它的屈辱，國人反抗外來壓迫的抗爭不斷。最初的50多年，出現反抗殖民者用低價強占土地的抗爭，反對洋商經濟剝削的罷工鬥爭，小車工人抗捐鬥爭，反對擴大領事裁判權鬥爭，抗議租界公園“華人與狗不準入內”侮辱性規定等多次民眾性反殖民主義鬥爭。
20世紀初開始，革命運動興起，由於租界的特殊條件，又成為革命志士進行革命活動的場所。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曾在境內興辦學校，組建團體，創辦報刊，進行革命活動。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因抨擊封建專制制度，宣傳愛國民主思想，發生《蘇報》案。民國元年（1912年）夏，孫中山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辦《民國西報》聲討袁世凱，反對不平等條約。民國8年五四運動中，南京路上掀起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鬥爭浪潮。
民國10年（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前後，派李啟漢參加和領導了浦東上海英美煙廠大罷工。民國14年，南京路上發生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廣大民眾參加聲勢浩大的“三罷”鬥爭，形成強大的反帝怒潮。民國16年，境內工人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一度設在雲南中路，周恩來、彭湃、任弼時、瞿秋白、李立三、鄧中夏、李維漢、鄧小平、鄧穎超等，經常來這裡開會或研究工作。民國20年九一八事變後至抗日戰爭期間，文化界、職業界等救亡抗日團體在境內出版報刊，演出戲劇，進行義賣，開展各種形式的宣傳抗日、支援前線活動。民國28年12月，中共黨員茅麗瑛宣傳抗日慘遭日偽特務殺害，更激起了人民反抗敵偽的鬥爭。
民國34年（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國民黨政權利用沒收敵偽財產竭力發展官資本。抗戰期間撤退到後方的人員，陸續返滬，外商資本重新進入，境內各業有所發展，美貨大量湧入市場，中央商場一時成為美軍剩餘物資傾銷點。不久全面內戰爆發，通貨膨脹愈演愈烈，貿易銳減。而後實行限階，市場混亂，出現搶購狂潮，大部分行業陷於停業狀態。到解放前夕，境內民族工商業大都瀕臨破產邊緣。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美軍暴行的鬥爭此起彼伏。民國35年9月，美軍士兵在安樂宮舞廳門前打死人力車工人臧大咬子事件發生，激起各界人民反對美軍暴行。同年11月爆發抗議國民黨當局迫害攤販的鬥爭。民國37年，百貨業反對傾銷美貨，開展“愛用國貨，抵制美貨”活動，國民黨反動勢力製造了勸工大樓慘案。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廣大職工開展了反破壞，反遷移，護廠、護店、護校的鬥爭，組織人民保全隊協助人民解放軍維護治安。1949年5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入市區，永安公司中共組織在南京路上升起了第一面紅旗，新新公司中共組織在私營“凱鏇電台”播出蘇州河南岸解放的訊息和《解放軍約法八章》，在南京路上發出了人民之音第一聲。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人民政權建立後，隨即著手社會改造。採取各種措施穩定社會，穩定物價，開展禁娼、禁毒、禁賭鬥爭。查封漢口路搗亂金融的證券大樓，嚴懲了投機商。在短期內把原有的189家妓院和鴉片窟等邪惡、骯髒場所全部取締，社會面貌為之一新。
中共黃浦、老閘區委和區人民政府積極發動和組織民眾恢復生產，克服美蔣經濟封鎖、“二六”轟炸帶來的困難。同時，努力發展經濟，參加和組織土特產交流，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行民主改革，調動廣大職工積極性。在市統一部署下實行糧、油、棉計畫供應，保證人民生活。
1952年開展“五反”運動後，根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引導私營企業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是年12月，境內所有私營銀行、錢莊在全國率先實行公私合營，隨後對私營批發商、進出口貿易業進行改造，由社會主義的批發機構、外貿機構逐步代替。1956年黃浦、老閘兩區私營商店8127戶，私營工廠1196戶全部合營。小商販8000餘戶、手工業2000餘戶也走上合作化道路，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
1958年“大躍進”，在“變消費性城市為生產性城市”指導思想影響下，區委帶頭騰出機關大樓辦工廠，一些原銀行大樓也相繼騰出辦廠，發展了無線電、鐘錶、照相機等工業。但使大樓的原有功能消失，結構遭到破壞。同時，為“解放婦女勞動力”，組織廣大家庭婦女走出家庭，參加里弄生產組，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批街道工廠，而商業網點又有減少。
三年困難時期，市場商品供應不足。廣大共產黨員和幹部節衣縮食，帶頭上交糧票、布票，團結民眾，艱苦奮鬥，克服困難。60年代初，全區在“學習雷鋒”、“學習南京路上好八連”的熱潮中，五味齋（今人民飯店）三號服務員桑鍾焙為人民服務的先進事跡，中共和平絲綢複製廠支部“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經驗在全市推廣和發揚。其時經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商業網點有所增加，經營特色有所恢復，市場日趨興旺。
“文化大革命”開始，區內各級組織遭受到衝擊和災難。十年動亂，使各方面工作受到嚴重挫折。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指引下，全面撥亂反正，全區工作重點逐漸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區委、區政府著力於發揮“黃金地段”的優勢，全面規劃，不斷改造和建設繁華地段，發揚南京路、北京路等商業經營特色，恢復金陵路商業街，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組建特色市場，發展個體和私人經濟。特別是在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講話精神和中共十四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推動下，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搞活經濟，實行土地批租，境內新的金融機構湧現，商業更加活躍。區政府對鬧市地區的工廠採取的“西廠東移”、置換和舊房改造等措施進一步落實，不斷擴大了金融商業中心的街市，並出現新的如寧波路建築裝演、黃河路風味小吃等專業街。全區外向型經濟有較快發展，到1992年底，有“三資”企業109家，一些名店到外區、外省市甚至到海外開拓第二市場。全區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1992年，區屬經濟國民生產總值16.35億元，比1989年增47.73%，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由1989年的81.5%提高到1992年的84.4%，浦西地區為89.4%。通過土地批租，走出危舊房改造的新路，住宅建設加快。浦西危房改造由零星小片轉向成片街坊，浦東的征地新建、棚戶改造的居住小區高層建築拔地而起。1980～1992年，全區共建設住宅353.95萬平方米，是前30年的5倍。地區工業、文化、教育、衛生、體育也相應有較大發展。
為使開放的城區有良好的社會環境，區委、區政府緊抓精神文明建設，開展軍民共建活動，為民服務活動，“為黃浦增輝”活動，進行社會環境的綜合治理。區境在歷史上形成了它的繁華，在蕩滌了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後，成為社會主義的金融、商貿、文化娛樂業集中的中心城區，並在改革開放中，向上海市新的中央商務區發展。
三
在一個半世紀的城市近代化進程中，由於地理位置、歷史因素，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逐漸使區境中心城區的功能突出，成為往昔上海灘的象徵和今日申城的“視窗”。它是經營者必爭之地，旅遊者必到之地；東岸的陸家嘴地區亦為浦東開發的“熱土”。區境特點十分明顯。
（－）商貿發達繁榮
境內商業稠密，貿易昌盛，大店名店林立，門類幫別齊全，是全國聞名的商貿市場和購物中心。解放前，境內雲集萬商，為內外貿易發達、市場繁榮的城區。中外國際貿易企業最多時有800多戶，其進出口額約占全國的50%。各地駐滬的申莊、辦莊林立，商店遍布。有在全國頗具影響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和麗華、國貨、惠羅、福利四小公司及一批名店、特色店。全市276個同業公會中194個在境內。一些有影響的交易市場如麵粉、花紗布、化工原料、西藥等交易所和眾多茶樓中的茶會市場也在此開展多種經營活動。商業具有行業門類齊全，供應品種多，經營技術力量雄厚、服務質量高、競爭意識強的特色。
解放後，沒收官僚資本，建立社會主義商業，經過對私營企業改造，擴大社會主義商業。改革開放後，又發展了私營個體商業。1992年境內有商店11372戶（其中私營、個體商業4558戶），貿易公司1000多家。
在改革開放中，憑藉歷史形成的優勢和影響，恢復和發揚名、特、老店的特色，使一些著名的商業街又出現新的面貌。南京路經過調整，名店、大店更加集中。90年代先後改建和新建落成的上海精品商廈、上海電子商廈等9幢商業樓，擴大商品檔次，增添新的風采。全街大部分商店以商品特色、專業特色、工藝特色、服務特色吸引國內外廣大顧客。80年代後期，區實施科技興貿計畫，許多商店使用電腦管理。大型企業的門面和設施大都改造一新，最佳化了購物環境。金陵路增設眾多老店和特色分店，並招徠外省市優質產品和合資企業產品前來經營，把金陵路建成“中華街”。北京路生產資料街向東西兩頭延伸擴展。九江路時裝街、雲南路美食街又不斷充實和提高。全區飲食行業已形成16種幫別風味菜餚，服務業也向舒適、美化、中高檔次拓展。旅遊、家用電器、電腦、諮詢等新興行業競相崛起，美容化妝品、金銀首飾等傳統行業有新的發展。全區商業適應了上海日益提高的人民生活需求和多層次的消費特點。
全區有263家名、特、老商店。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華聯商廈、第一食品商店、上海時裝公司、第一五金商店、第一醫藥商店、上海精品商廈、華僑商店和新開設的曼克頓廣場、先施公司等大店、名店匯聚。一些“老字號”諸如老介福綢緞呢絨、亨達利鐘錶、邵萬生南貨糟醉、吳良材眼鏡等店在各自的街市發揮名店、名品效應，以特吸引，以質取勝。著名的國際飯店、和平飯店，新建的海侖賓館和改建後的新新美容城、王開照相（館）、浴德池等以新的面貌服務。新雅、燕雲樓、杏花樓、榮華樓、小紹興等飲食店也以不同風味特色吸引顧客。浦東地區1990～1992年，也增設各類商業網點300多個，除原有東昌路商業街外，嶗山東路、文登路（今東方路）商業街已初具規模。全區現有各類生產資料市場、日用工業品專業市場、小商品市場、農副產品市場、舊貨市場34個。汽車、鋼材、古玩、黃鱔、花鳥魚等特色市場在全市有較大影響。長期退出市場經營的房地產行業在改革開放中逐步恢復，並日益振興，1992年底註冊的房地產開發公司達112戶。
境內各業競相發展，商業興盛。1992年全區社會商品銷售總額504.25億元，區屬商業銷售額84.54億元，在全市12個區中名列第一位。年銷售額超億元企業有15家。1992年，市百一店、華聯商廈年銷售額突破10億元大關。市屬各貿易公司年營業總額達800億元，集中在區境的市各進出口專業公司年外貿進出口總額97.56億美元。
（二）金融機構集中
解放前，區境銀行、錢莊高度集中，是上海的“金融區”。資力雄厚，融資量大，位居全市乃至全國之首，時有“東方的紐約”之稱。它維繫各行各業，初與貿易“如影隨形”，後又成為控制舊中國財政經濟的樞紐。
開埠後至解放前，境內先後有英、法、日、美等9個國家開設過68家銀行。外資銀行長期成為金融市場的主宰。英商滙豐銀行從19世紀80年代起，每年純利100萬元以上，民國19年（1930年）純利高達2072萬元，這一年的利潤就超過了它的資本總額。發源於上海縣城的錢莊，隨著商貿發展，重心也逐漸移至境內。自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國人首辦第一家中國通商銀行在外灘建立後，華商銀行日益增多。民國17年後，中國政府建立“四行兩局一庫”官僚資本金融體系，掌握了全國金融命脈。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央合作金庫均設在境內。中國貨幣發行中心，全國極大部分金融業首腦機構，獨攬全國證券交易的華商證券交易所和金業交易所在此營業；全國絕大多數著名金融家在此活動；全國一半以上可運用的社會資金在此融通。民國24年，全國銀行實收資本50.72%，全國庫存現金61%，全國存款77.84%，放款77.64%均集中在境內。金融業的長期與短期資金市場、匯率利率、銀根緊松、匯價漲落對全國都有輻射影響。至20世紀30年代，上海已成為全國的金融中心和遠東的金融中心之一，而這箇中心的位置就在外灘一帶。
上海解放時，境內有銀行159家，錢莊80家，外資保險公司63家，華資保險公司174家，典當91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在計畫經濟體制下，原有的金融行業大幅度減少，典當消失，但國家銀行的市級分行依然沒在外灘。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改革開放中，為重振雄風，金融業建立以中國人民銀行為領導，各專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和分工協作的多層次金融體系。資金市場、外匯市場、證券市場陸續開放，保險事業興起，典當也開始興辦。由於歷史的優勢，許多新設的金融機構又在境內覓址開業。一些原銀行大樓用戶，正在陸續遷出，恢復它的原有功能。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正在建設，將與外灘遙相呼應，成為市中心的延續。
1992年底，區內共有各類金融機構116個，是上海金融機構最多、最集中地區。其中有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人民建設銀行的上海市分行，交通銀行總管理處，上海浦東發展銀行，中外合資的上海巴黎國際銀行、市融資中心、外匯調劑中心，眾多的外資銀行，如英國的滙豐、標準渣打（麥加利），美國的花旗，法國的東方匯理和僑資的華僑、東亞等銀行的上海分行，以及一些有影響的商業銀行、信託公司、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城市信用社和他們的下屬機構均匯集在區境。每年資金融通幾百億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
（三）文化娛樂業匯聚
境內文化單位眾多，娛樂場所星羅棋布，為全市文化娛樂業匯聚的中心區域。19世紀50～60年代，上海近代外文和中文報紙在區境問世。1850年英人在境內創辦《北華捷報》後出版《字林西報》歷時近一個世紀。1861年，上海第一份中文報紙《上海新報》誕生，隨後1872年創刊的《申報》成為近代上海以至全國影響最大的中文報紙。20世紀初望平街（今山東中路）一帶報館多達25家，有日報、周報、月刊、季刊等報刊多達幾十種，故有“報館街”之稱。戊戌政變後，外地報刊大多遭禁，唯上海“一枝獨秀”。20世紀初，《蘇報）、《中外日報》、《神州日報》等風行海內，以後政治風雲一變再變，區境始終是上海報業中心。福州路因書店出版社集中被譽為“文化街”。辛亥革命前後和五四運動時期，出版的報刊、書籍，向全國傳播了大量中外社會進步思潮。清光緒二年（1876年），以學習近代自然科學為主的格致書院創建，開國內中西合辦之先河。至19世紀末，西人和教會及中西合辦的學校達11所。全國較重要的譯書機構約有一半設在境內，著名的有美華書館、格致彙編社、同文書會（廣學會）等。他們翻譯出版大量西方自然科學、套用科學書籍，內容廣泛，其中不少著作首次傳入中國。
進入本世紀至30年代間，“四大舞台”（今人民大舞台、天蟾舞台、中國大戲院、共舞台）和大世界遊樂場出現，遠東最大的大光明大戲院開映，眾多的影院、劇場、書場接踵開設，各類劇種匯聚競相演出，名伶薈萃，流派紛呈。在戲劇舞台上，為適應上海灘各色人等的需要，追求時尚，採用新道具，突破舊有傳統，兼收各方藝術，實行男女合演。境內出現了“海派”京劇。著名京劇大師周信芳（藝名麒麟童）在此創“麒派”藝術。
區境是中西方文化交匯、全國各種文化融合的重點境域，具有上海區域特點的特殊文化現象──“海派文化”，它不僅盛行於文化藝術領域，而且影響到商業、飲食服務業和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永安、先施等大公司也都沒有遊樂場所，集購物和娛樂於一地。誠然，在西方文化大量輸入下，既帶來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又湧入一些腐朽沉渣，在娛樂業中也出現黃色淫蕩場所。長期的租界統治，“十里洋場”良莠混雜。
解放後，人民政府重視文化建設，在境內建立了全市規模最大的上海圖書館、博物館、自然博物館、美術館、音樂廳、雜技場、新華書店，每天接納大批讀者、觀眾和聽眾。各項文化事業經過整頓，成為社會主義的宣傳陣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區文化事業有了新的發展。“文化街”福州路仍為上海專業書店、文化用品行業集中的街區。上海最大的南京東路新華書店，不僅滿足國內讀者需要，還發行西方學術著作，吸引了大批外國讀者。區境匯集文博圖書宮、館8座，劇場、書場、遊樂中心13個，電影院10座，歌廳、舞廳和錄像放映單位401處，約占全市25%。它們在社會不同層面發揮各自的功能。
區的文化工作，著力把宣傳新道德、新風尚的各種文化活動滲透到商店、工廠、機關、學校和街道以至家庭。全區民眾文化活動非常活躍。舉辦了兩次大型文化藝術節。1990年以來，每年舉辦一次上海黃浦旅遊節，集文化、商業、服務、旅遊於一體，體現了中西文化結合、專業文化和業餘文化結合、經常性民眾文化和年節文化結合，展示出“海派文化”在改革開放中的新探索。
（四）信息靈敏便捷
境內新聞單位集中，電信發達，各種交易娛樂場所遍布，為各種信息匯聚、傳播的集散地。
歷史上上海傳遞信息的近代報刊和長途電信始於境內。清同治十年（1871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將海底水線從香港和日本長崎接到上海，在南京路設電報公司，收發國際電報。光緒七年（1881年），清政府在此成立上海電報分局，是我國第一批為社會服務的電報局之一。宣統六年（1909年），外灘設立了上海無線電報局，是我國最早的海岸電台，開辦船舶電報業務。民國19年（1930年），國際無線大電台在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開業，是我國國際通信的重要樞紐，加強了中外商品市場、金融市場的聯繫，使上海金融更緊密納入國際金融市場範圍。一些民營電台也在境內開設、開播廣告節目，介紹行情。經濟信息的快速傳遞，為商業發展，貿易市場、資金融通提供了方便，並對全國發生輻射影響。
茶樓行業也是傳遞商業信息的重要場所。商人在喝茶中交流行情，洽談生意，逐漸形成不同行業的商品專業茶會市場。解放前夕，境內有茶會市場的茶樓13戶，占全市16戶的81.3%，其中聚有41個行業的48個商品專業茶會市場。
解放後，上海主要新聞廣播影視單位解放日報社、文匯報社、新民晚報社（1991年遷至靜安區）、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等均設在境內，改革開放以後，新增設的東方廣播電台、東方電視台也在境內開播。《解放日報》、《文匯報》在全國，尤其在華東地區擁有眾多讀者。上海電信大樓是我國目前最大的長途通信樞紐，擁有國際水平的電話、電報、移動通信的程控交換設備，大容量的中同軸電纜載波設備，數字微波設備，衛星通信地面站，中日國際海纜設備。它集中陸（電纜）、海（海纜）、空（衛星通信）等比較完整的通信手段，經辦電報、電話、傳真、數據、通信等各項綜合性電信業務。還承擔我國與世界各國通訊聯繫進出口任務。上海市內電話局在境內設4個分局，1992年底，電話總容量為11.8萬門，占全市的21.45%。
改革開放後，發展了跨部門、跨地區的內外橫向經濟聯合，通過各種渠道，互通經濟信息。至1992年底，黃浦區已與15個省市、17個地區（市、區、盟）結為友好區。部分兄弟省市辦事處設在黃浦區，中央各部及外地來區內辦企業757戶，已成為商品、物資、信息流的重要活動場地。設在境內的上海市融資中心、外匯調劑中心、證券公司和各類市場也成為傳遞經濟信息的陣地。眾多的飲食、服務行業和遊樂中心等既是文化娛樂場所，也是經濟活動的信息靈敏之地。發達的信息網路，傳遞迅達，為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五）車流人潮密集
區境地處全市中心，江河交匯，浦西、浦東一水相連，有利於水運交通的一面，但兩岸相隔往來不便。陸地線路繁多，終年“車水馬龍”。上海開埠後，第一條有軌電車、無軌電車線路從境內起始。20世紀20年代後，浦西地區逐漸成為全市客運交通樞紐。解放前，市區公交線路44條，有29條途經本境。
解放後，為適應城市發展，減少噪音，陸續拆除有軌電車，不斷擴大和調整公交線路。到1992年，經過境內的全日、高峰、夜宵線共有79條，其中始發站45個。長途客運線83條。全區有道路210條，縱橫交錯，總長128.3公里。沿黃浦江輪渡4處。1988年建成的延安東路隧道，長2261米，為全國第一，溝通東西兩岸。隨著經濟的發展，南京路繁華街市的人流量日增，每天約有150萬人次，節假日更多。境內雖已形成四通八達的交通網路，但仍不適應巨大客流量的需要。1989年建成的吳淞路閘橋和1993年外灘交通綜合改造一、二期工程竣工，既提高了防汛能力，又改善了南北交通，使本來擁擠的外灘道路拓寬到6～10車道。上海捷運1號線，已在人民廣場、新閘路設站。籌建中的捷運2號線和規劃中的4號線都將穿過區境，並設有多個車站。建設中的南北高架道路工程成都路段和延安東路越江隧道複線完成後，境內交通將大為改觀。
人民廣場是全市的中心廣場，為滬地計算里程的起始點，也是上海市政權首腦機關所在地。由於區境地理位置優越，交通縱橫，利於人流、物流、商流、資金流、信息流的聚集與輻射。境內第三產業，擁有“吃、住、購、樂”的優勢，為外來者所嚮往。民間有“不逛南京路，不到外灘，不算到上海”之說，每天吸引數以百萬計的遊人與顧客，進入市百一店的約有20多萬人次。據5個主要路口統計，一天12小時過往的機動車輛均超過3萬輛次，腳踏車約4萬輛次。街上人車交織，呈現鬧市地區的繁華景象；但在這人稠地窄的繁華街市擠軋中也反映出它的擁擠。
（六）人文歷史、都市景觀輝映
區境在150年城市近代化發展和解放前百年人民鬥爭中，使黃浦區近代優秀建築成群，人民革命鬥爭史跡資源豐富，人文歷史與都市景觀交融，形成上海中心區域特有的城市風貌。上海是歷史文化名城，在中心城區重點保護的11個風貌區中，區境外灘、南京路、人民廣場均在其內。許多優秀建築風格迥異，映現出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歷史、經濟和中西文化融匯的一個側面。1989年9月，被上海市列為優秀近代建築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全市59處，境內有25處，占42.4%。其中原滙豐銀行大樓、江海關、原東方匯理銀行大樓、原跑馬廳總會、中國銀行、國際飯店、大光明電影院、八仙橋青年會等15處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上海市區有4處優秀建築群，黃浦區就有外灘、人民廣場周圍和江西路3處。
外灘建築群，已成為一種文化豎立在在黃浦江畔，它是各國不同風格的建築物匯集，素有“萬國建築博覽會”之稱。1989年國慶前夕，採用新光源泛光照明，夜間更顯出它的雄偉景色。舊時的“天文台”是上海的一座標誌性建築，雖早已失去功用，但作為歷史遺存仍保留在延安東路外灘。1993年，外灘交通綜合改造工程竣工，使外灘更為壯觀。在南京路口設定上海解放後第一任市長陳毅塑像，在上海海關對面設定“時代步伐”電子瀑布鍾。沿江防汛牆的空箱頂部平台寬暢，供來自國內外的四方遊客在此博覽群樓風姿、觀賞江景和眺望浦東的“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讓人們在賞景中領略改革開放中近代大都市上海的風光。
人文景觀蘊含人民鬥爭史跡。外灘“公家花園”建園開始，租界當局曾“不準華人入內”，長期以來給中國人民蒙受極大恥辱，激起了人民的憤慨和抗爭。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改名黃浦公園。解放後，上海市人民政府決定在這裡建造人民英雄紀念塔，1950年5月市長陳毅為紀念塔奠基。如今紀念塔矗立在黃浦江與吳淞江交會口，塔身由三根花崗石碑體組合成主塔，寓意在解放戰爭中，在“五四”運動以後的人民革命鬥爭中，以及鴉片戰爭以來上海歷次革命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上海市人民英雄紀念塔”塔名，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手書。現在的黃浦公園，免費對外開放，供人遊覽、觀瞻。
境內人民公園和人民廣場，原為跑馬廳，占有400餘畝土地，是同治元年（1862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用低價強行徵用。上海解放後，1950年由市人民政府決定南半都闢為人民廣場，北半部闢為公園，定名為人民公園，市長陳毅題寫園名，1952年10月1日開放，供人們休憩、遊覽。為紀念五卅運動65周年，在公園北面靠南京路部位，建造了一座紀念碑，以不鏽鋼為主體的雕塑和一座青銅圓雕與三塊花崗石碑體組成。全部面積4000平方米，是上海最大的城市雕塑。當年參加五卅運動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雲、陸定一分別題寫了碑名和撰寫碑文。這既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紀念地，又是中心城區的新景觀。
在都市風光中，境內商業景觀十分突出。金陵路商業街騎樓式建築景觀，在上海獨具風韻。南京路是近代城市商業景觀的典型，1989年開始，專門建設了霓虹燈一條街，全長2520米，把商業燈光廣告、商店招牌霓虹燈箱、櫥窗燈光和近代優秀建築物的立體泛光照明融為一體，有的還配置電子螢幕，使繁華的大街更顯出改革開放的魅力。
四
20世紀90年代是上海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儘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的歷史使命，為黃浦區今後發展提供極好機遇，提出了艱巨的任務。
從1993年4月起，區境浦東部分16.38平方公里（含水上面積1.23平方公里）地區，包括6街1鎮和45個行政事業單位，劃交浦東新區。由此黃浦區域面積縮小為浦西4.16平方公里，下轄外灘、人民廣場、南京東路和金陵東路4個街道。
根據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90年代戰略目標和對黃浦區的要求，區委、區政府動員全區人民，解放思想，團結一致，艱苦奮鬥，克服困難，爭取用20年左右的時間，力爭率先實現經濟運行和運作方式同世界經濟接軌，城市面貌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城市水平，同正在開發建設的浦東新區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相輔相成，共同形成新的上海國際大都市中央商務區（CBD）。區政府已經對新區域的功能布局作出規劃：以河南路、西藏路為界，規劃為功能相對集中的三大塊，河南路以東為金融中心，中為商貿中心，西藏路以西為行政、文化中心。在土地使用性質上，由原來的市政道路、住宅和商貿用地的1:2:1比例，向1:1:2比例調整。通過以南京路為主軸，建設三個環路。外灘──北京路──西藏路──金陵路，為“黃金環路”（商貿）；外灘──南京路──西藏路──金陵路為燈光環路；外灘──蘇州河──成都路──延安東路為綠化環路；並以南京路“一軸”與“金環”為基點，將三個功能區連成一片，帶動周邊街區發展。
在文化建設上，將以人民廣場為中心，建設成為行政文化娛樂區。在廣場南面新建博物館，西北面新建高水平的大劇場，使廣場成為市中心最大的“綠色樂園”。在福州路上建造一座現代化“書城”和一批娛樂設施，使全區經濟、文化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為上海建成我國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的戰略目標作出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