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10日黃媛珊在天津第一飯店（懷抱Lily Wan)黃媛珊，女，1920年9月14日出生在香港。父親黃益初(號漪磋)是聯華影業公司創辦人，梅蘭芳早期戲曲影片拍攝人，阮玲玉、金焰主演的電影《一剪梅》(1931年)的編劇。母親巢絳霄是小說《故都春夢》的作者。丈夫齊煐經營北京城著名的家族企業《大和恆糧店》，公爹齊如山是著名戲劇評論家和作家。黃媛珊女士20世紀50年代在台灣師範大學教授烹調，60年代多次到美國求學深造和交流講學，並著書將中華食譜傳播到歐美國家，80年代在美國西雅圖創辦媛珊學院傳授中華廚藝，為弘揚中華飲食文化做出巨大貢獻。她的著作有《媛珊食譜》《媛珊點心譜》《CHINESEGOURMET》《CHINESECOKERY》等。退休以後定居美國西雅圖市，安度晚年。
中文名：黃媛珊外文名：YuanshanHuang國籍：美國。出生日期：1920年9月14日屬相：猴出生地：：香港畢業院校：中國西南聯大，美國賓州大學博士畢業，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職業：台灣師範大學家政系教師 紐約州立大學烹調班教師 紐約市政府家政顧問 主要成就：創辦媛珊學院，擔任媛珊學院董事長。黃媛珊女士在台灣期間的代表作品有：《媛珊食譜》、《媛珊點心譜》。
媛珊食譜
媛珊點心譜
媛珊西餐譜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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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生到去北京
我於1920年9月14日出生在香港，父親是黃益初，號漪磋，因為他在上海時上海方言把“益初”發音成“漪磋”，他就起了這個號。母親是巢絳霄，父母結婚是香港最早穿白紗洋裙、高跟鞋舉行洋式婚禮的新人，婚後生有六個子女，我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下面有四個弟弟，和最小的妹妹。
我三歲的時候，父親黃益初去北京就職，那時中國剛剛有鐵路，請他去任一個職位，我記得好像是段長。我們先是到天津，在那裡等待北京的房子安排好，我們住在當時天津最好的酒店《利順德大飯店》，住店客人有各國人士，直到進入21世紀這個酒店還在營業。我父親帶著我媽媽和我三個人在那裡暫住，大概住了三四個月，隔壁是個美國太太，我父母畢業於香港大學，能說英文，他們跟美國太太交往成了朋友，美國太太很喜歡我，抱我親親我，還給我朱古力，我還學了幾句英文，“hello！”“howareyou！”等。這是我小時候最初的外國人的印象。
北京方面給我家安排好了房子，全家搬到北京，父親把祖母，二祖母，三個叔叔都接過去了，兩個叔叔在北京念大學，最小的是九叔，比我大三歲，那時他常以“大哥哥”的身份護著我。我父親很照顧兄弟姐妹，他有很多兄弟，我祖母生了七個孩子，只有一個女的，六個男的。我們在北京的房子很漂亮，隔壁鄰居有個小女孩，梳兩條辮子，比我大三四歲，是個土生土長的北京女孩，經常帶我一起玩，我叫她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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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香港我的老家和家人黃家圖譜
在北京住了幾年後，又回了香港，住在老家，老家在香港半山上，是個豪宅，山上住的大多是紳士，銀行界人士等有錢人家住那裡。隔壁是紳士周壽臣的姨太太的宅子，周姨太比我媽媽小一點，我們叫她“誼姨”，她很喜歡我，有也個女兒，那時十幾歲。
我外公的房子在我家附近，也在半山上。外公家那時只有六姨太一個姨太太了，其他外祖母早故去了。六姨婆生了幾個孩子，很得寵，她的孩子我稱呼五姨和十舅，其他大孩子都不是她生的了，沒住在一塊兒。我的舅舅巢坤霖(1885-1953)是中國教育界前輩和外交官。後來還有幾個其他房的孩子，不是外祖父親生的，有八姨和十姨，都由我外祖父撫養的。這幾個人常在我外公的家，過年過節唱戲，我媽媽就帶我回去玩。那時候講究唱廣東戲，舅舅會彈琴，五姨會唱廣東戲，又排又唱，家裡很熱鬧。我爸是他們姐夫，他們管叫“黃哥”，大家都很喜歡黃哥一家人，每到過年過節，父母就會帶著我回娘家去玩。
黃家二伯父黃泰初也住在半山上，二伯父是建築師，很有錢，開了一個建築公司，香港現在還有幾個電影院和大樓是他當年設計和修建的。二伯母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比我大一歲，也是念的很有名的學校。二伯父喜歡賽馬賭馬，二伯母整天打麻將，兩個人都不怎么管孩子，這個小哥哥沒事就跑到我家來玩，他就跟我的親哥哥一樣。我媽媽回娘家，他也跟著去玩，那時家裡人多很熱鬧。這是我十來歲從北京回香港以後，上聖保羅中學以前的生活。
我的祖父黃國瑜早年結識謝纘泰(1872-1938)，參加了孫中山的興中會，在廣州擔任過電信局長，過世較早。祖母是胡家三小姐，她的兩個兄弟一個是留學英國的碩士，另一個是香港的船業大王。祖父祖母感情很好，生了七個孩子，長期相守，沒有娶姨太太。祖父祖母年紀大了，需要有人幫祖母理家，祖父老年才娶了兩房姨太太。二祖母帶大了我弟弟。三祖母原本是巢家買來的無家可歸的女孩子，給我母親做婢女，後來我媽媽結婚了，外祖父就將她送給我祖父做了侍妾，成了我的三祖母，三祖母生了一個兒子，我八叔。日本人入侵時，我大伯父、大伯母和一個女兒都故去了，那時互相通不了信，不知故去的原由，只剩下小女兒、也就是我堂妹，那時大概上國小，三祖母是信佛的，很善良，在戰亂的年月她一直照應堂妹。
黃家圖譜：
祖父：黃國瑜祖母：胡家三小姐
大伯父XXX娶公主（西北某國？）女兒：黃媛芬，女兒：黃媛芳
二伯父XXX娶黎家二小姐兒子：黃啟？，兒子：黃啟昌
三叔（我父親）黃益初娶巢氏三姑娘女兒：黃媛珊，兒子：黃啟堯，兒子：黃啟森，兒子：黃啟鑫，兒子：黃啟元，女兒：黃媛瑚
四叔XXX早逝
五姑XXX
六叔黃隨初(號天佑)
七叔黃謙初(號天佐)
八叔黃XX（三祖母所生）
九叔黃升初(二戰結束移民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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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父親去上海父親創辦電影公司
我父親有個好朋友羅民佑，他是有錢大官的兒子，黃、羅兩家的成員經常一起玩，我還記得第一次學游泳的情景，爸爸和羅伯伯教我，羅伯伯是大胖子，他背我游出老遠，自那以後我一見他就喊：“羅伯伯背我背我。”
我父親去上海跟羅民佑、黎民偉三個人創辦了《聯華影業公司》。黎民偉是我二伯母的哥哥，黎家也是有錢人家，當時他在上海已經獨自開了一個小的攝影廠，給別的大公司拍電影。我的兩個叔叔，六叔和七叔也在聯華影業公司做事，他們和我父母四個人負責宣傳、請明星等公司的具體業務。我母親文筆很好，曾寫過一篇很有名的小說《故都春夢》，我父親他們就把這故事改編成電影，並親自導演拍了電影，轟動一時。
我國小有一部分在上海上學，在上海還請了一位很有名的鋼琴家羅先生教我鋼琴。後來父親到廣東中山縣孫中山的故居去拍影片《孫中山》，我們又搬到廣州去了，我在那裡繼續念書。我父親在廣州除了拍影片《孫中山》，還拍了很多少數民族的紀錄片，他那時就想到要把中國各民族一個一個民族拍下來。在廣州住了一段時間，我念到國中，父母怕搬來搬去影響我將來升高中，還請了中山大學的學生來家裡給我補習功課。
廣州拍完影片《孫中山》我們又回到上海，父親認為應該拍些京劇片，那時梅蘭芳已經開始成名，父親就跟梅蘭芳說，我們在拍一部電影，中間有一段情節是大家去看京劇，擬插入一段京劇，就這樣邀請梅蘭芳去上海拍戲，同時邀請梅蘭芳的好友齊如山。梅蘭芳和齊如山兩家在上海期間，去杭州西湖遊玩時拍了一張合影照片，有梅蘭芳、梅太太、齊如山、我父母還有我。這張照片非常珍貴，一直掛在我家客廳里，可惜日本人侵華兵荒馬亂，這張照片和家裡的許多東西都沒了。
我父親的《聯華影業公司》發展得很好，拍了很多電影，我的兩個叔叔大學畢業後都在聯華影業公司做事，他們的文筆都很好，主要協助我父母做宣傳方面業務。我父親在香港和上海兩頭跑，給阮玲玉拍電影《一剪梅》(1931年)時，有一段在香港拍，阮玲玉就住我家，我那時是小孩，還拿阮玲玉臉上的痘痘跟她說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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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香港念中學
我從上海回香港，在一家天主教學校念國中，可是我不高興去這個學校，就跟爸爸說，每個禮拜天學生不能回家玩，必須要去天主教堂跪在那裡。後來我爸爸就說，上高中就去聖保羅中學好了，基督教的學校，不需要跪。就這么高中改到聖保羅中學。聖保羅在港島的半山上，我每天從九龍的家坐船到港島，然後走路到半山上的學校，大約要走半個多鍾。那時上山可以乘坐小纜車，但我是個學生，需要鍛鍊體，就每天走路上學。
我家在法屬越南河內有一所房子和一個大的餐廳，都在一個大湖旁邊。兩個大弟弟中學畢業後就在河內經營餐廳，父親母親經常香港河內兩邊跑，家裡由祖母幫助照顧。後來日本人來了，把餐廳沒收了，兩個弟弟都被殺，我媽媽一說起來心就疼，河內的房子、車子什麼也都沒有了。
祖母在家照顧我，祖母是名家大小姐，閨中請過老師，所以她詩畫都很好。她雖然是放腳女，但很講中國老規矩，常常讓我學著自己做事，有傭人也要自己做。二祖母很會做菜，家裡請客，她下廚，一桌菜做出來了。三祖母很會做衣服，小孩的衣服都是她做的。所以外人都說我祖父會討老婆。我祖母人很好，教會我的人的道理，例如她經常說不能企圖靠賭博贏錢發財，家裡不讓打麻將，不許賭博。許多年後我到美國，進那些大的賭場，我只是去觀光，但我絕對不賭的。香港女青年會舉辦教西餐的烹調班，我去學，學會了做西餐。我做中國菜則不用學了，經常看二祖母怎么做飯日久天長就會了，後來我上大學選家政系就是緣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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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入侵
我中學畢業後本來想上香港大學，但父親是個非常愛國的人，希望我能有更多機會加強與中國聯繫，當時父親跟雲南有很多生意來往，在那邊朋友也多，就決定讓我到昆明很有名的《西南聯大》去念書，我帶著還在上中學的三弟弟去了昆明。比我早入學的陳香梅女士也是西南聯大學生，我入學不久她就畢業了，她運氣不錯，在校期間戰火還未燒到昆明，她真正學到了知識。而我運氣就差了，入西南聯大的時候正是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天天跑警報，沒有念到書。早上一拉警報，我們就趕緊抓些吃的東西，再拿件衣服往外跑，跑到城外躲到昆明湖（滇池）附近，晚上回到學校一看慘的不得了，被炸房屋東倒西歪，學校裡面幾乎沒有一面完整的牆可以用來貼布告了。
日本人來了，梅蘭芳留了鬍子，不願意唱戲，全家搬到香港。梅蘭芳和我父親兩家人常互相走動。梅蘭芳好友齊如山最小的兒子齊煐，在北京中法大學畢業，本來要出國留洋，因為日本人入侵出不去了，也來了香港，他的一個大哥留德的，在香港開了一個公司跟德國做生意。齊煐想打日本人，參加義勇軍，他大哥不許他從軍，讓他在公司幫忙做事，他學的專業就是經貿。梅蘭芳讓齊煐住在梅家，由於我們和梅家兩家人經常一起玩，有一次周末去淺水灣游泳，梅家帶著齊煐一起去了，我和齊煐就這么認識了，後來我們訂了婚。我去昆明上大學時，齊煐因為大哥的公司在昆明有業務，他也經常香港、昆明兩頭跑，常去《西南聯大》看我。
日本人入侵以後上海的《聯華影業公司》關門解散了，我父親回到香港創辦運輸公司，用他開影業公司賺來的錢買了幾十輛大卡車，專給中國運物資打日本，在河內和緬甸那邊跑運輸，什麼都運，有民間物資，也有軍火。他作為一個中國人就是這樣全力支持抗戰。後來這些資產全都沒有了，可能最後都成了國家的。
1941年12月日本進攻英屬香港，25日香港淪陷，恰逢聖誕節放假，我從昆明回到香港，弟弟跟媽媽說不回香港，假期要留在內地跟同學玩。因香港戰亂弟弟和家失去了聯繫，姐弟二人昆明一別天各一方，四十多年以後我才再次見到三弟。聖誕節晚上，齊煐約我去九龍的一個大旅館，那裡有個大的宴會，舞會跳了一半，燈突然都滅了，我們都很吃驚，怎么突然停電，後來又亮了，有幾個人抬了一口棺材進到大堂來，大家都譁然了，說怎么聖誕舞會抬個棺材來，這時經理跑進來，說日本人已經在九龍邊上了，大概一兩個鐘頭就到這兒，你們趕快回家！齊煐趕快陪我回家，那時我家在九龍，我父親在河內和緬甸管理運輸公司，沒有回香港，我媽和小弟在家，祖母和兩個叔叔還在上海。第二天一早街上全都掛日本旗了，社會秩序很亂，市民不能出門，出門要持有日本人簽的通行證。梅蘭芳家住在港島，日本人拉攏梅蘭芳，給他家送了很多吃的東西，齊煐住梅家，又有通行證，每天坐船到九龍，給我家轉送一點大米和生活必需品。
香港淪陷幾個月後，市井逐漸安定，但是船票、機票都非常難買，我媽媽要帶弟弟妹妹去河內找我爸，她一看兵荒馬亂的，就讓我和齊煐索性趕快成婚，不然一旦散開就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再相聚了。那時想離開香港，很難買票。我們全家和齊煐買到票到一個小島，希望從那裡再買票到河內。我媽媽就做主說：“你們現在就結婚吧，結婚後，你就跟著齊煐回齊家好了，我就帶著弟弟妹妹去河內。”我和齊煐是在亂世結婚，婚禮非常簡單，找了個牧師，辦個結婚證書，其他什麼都沒有，婚後我們就買了票，一起回內地投奔我公公齊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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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難到北京
我和齊煐先回到上海，住在梅蘭芳上海的宅子裡，幾天后又從上海去北京，我在北京住了不到一年，跟齊家的家裡人都熟了。齊家是個大家庭，分住在幾個四合院裡。齊家有三房兄弟，都去過歐洲留學，第三房就是齊如山我公公這家。齊如山有兩個兒子，五個女兒。大伯去歐洲時，據說他還給歐洲人介紹用黃豆做豆腐方法和怎樣食用豆腐，歐洲人有豆腐吃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的。
齊家在北京城裡開著一個很大的糧食買賣，這就是很有名《大和恆糧店》，大和垣的東西好，價錢又便宜，生意很好，老北京人都知道。大伯每天去店裡，大伯母就在家裡管家務，齊如山在抗戰期間有七年沒有出門，在家裡寫劇本，寫散文，他還寫北京小吃。我跟北京地下基督教的團體有聯繫，有個牧師他知道我和齊煐要去重慶，就給我個字條，介紹我們去重慶跟史迪威將軍(GeneralStilwell)聯繫，史將軍是美國派來幫助中國抗戰的官員。我和齊煐帶著齊煐的堂妹，即三叔的女兒一起去了重慶。從北京到重慶要過日本人的關卡，我們過關卡的時候，日本人查得很嚴，那張字條就放在我襪子底下，齊煐知道字條在我這裡，就放心讓日本人查他，小妹妹不知道字條的事，但是看別人搜查齊煐，嚇得渾身發抖，臉都白了，日本人一看，以為小妹妹她有什麼問題，就仔細查她，我向來很鎮定，日本人只簡單查了兩下就放我走了，如果字條被日本人查到，是會被殺頭的。
到了重慶，住在歌樂山齊煐大哥的房子裡。他大哥是留學德國學工的，娶了個德國太太，大哥為國家服務，在重慶建造了第一個飛機場，政府批地給大哥，讓他歌樂山蓋了一棟洋房，房裡安裝了當時國人沒見過的抽水馬桶，還引得眾人來參觀。大哥蓋好機場就離開重慶，房子空著，我們三人住在那所大房子裡，一住就近兩年，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齊如山家的小一輩里，只有我丈夫齊煐是學經貿的，所以他後來接管了《大和恆糧店》的事務。提起“大和恆”，如今六十歲以下的人幾乎沒有人知道，六十歲以上的人或許還能回憶起來。據考證“大和恆糧店”始建1919年，是北京唯一的一家老字號糧食企業。“大和恆”的招牌產品“小米麵”、“三條腿玉米面”百年來深受百姓的歡迎，店址在當時的前門外西柳樹井二十六號，也就是現在的宣武區珠市口西大街路北，豐澤飯莊往西約200米處。1953年北京實行糧食計畫供應以後，北京糧店無一例外的成了清一色的國營糧店，“大和恆糧店”也就此歇業，舊址也已改做他用。“大和恆糧店”創史人，董事長齊如山是當時社會文化名人。梅蘭芳大師的親密合作者，為梅蘭芳大師創作了“洛神”“天女散花”等劇本“大和恆糧店”是他創建的實業之一。齊如山信守“誠信為本，貨真價實，音叟無欺”的經營理念。其經銷的糧食不僅質量上乘，而且價格合理，絕無摻糠使水之事，所以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四九城老百姓已是有口皆碑。日偽時期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老百姓只能以混合面（一種麩子、糠、草根、樹皮和少量玉米面混合成的食物）充飢，當時在老百姓當中流傳著買混合面也要買大和恆的，它賣的混合面摻的糧食多。由此可見，當時老百姓對“大和恆”的信認絕非一般。在2001年大和恆糧店由黃春啟重新註冊開張。
齊家圖譜中，齊如山一脈如下，齊家兄弟的子女長幼排序是同輩一起大排行:
齊如山(1875－1962年)
大姐:齊長
三哥:齊熙娶德國太太生三男、一女
五哥:齊煐娶黃媛珊無子女
齊七姐齊香(留學法國)
齊十姐齊綴(留學德國)
齊十二妹XXX
齊十四妹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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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回到北京再次逃難到台灣
1945年抗戰勝利後，我和齊煐回到北京，八個月後買了房子。我曾在房管局工作，抗戰勝利後房管局收回了很多日本人住過的房子，我們買的那個房子原來是一個日本大官住的，很漂亮的四合院。前面有池有花，家具都有。因為我是以前房管局的職員，買敵產還享折扣。齊煐在重慶就做了生意，回北京接管了《大和恆糧店》，所以有錢買房子。在這幢四合院住了四年，1949年我們就去了台灣。大陸解放後房子由政府收了，給房管局使用一直到現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我一度想去北京要回私房，看來無望。
齊如山的北京老家有很多收藏，我們搬新家的時候，我公公就讓我挑一些家具陳設和古玩字畫，其中還有齊白石的字畫。齊白石跟齊如山很熟，經常一起聊聊天，我公公請他來家吃飯，我見到齊老伯，央求他“給我也畫一張畫吧”，他就真給我畫一張，可惜沒有保留下來。
抗戰勝利以後，齊如山的大兒子，我們叫三哥的，和他德國太太帶著兩個孩子，來北京就住在我們家。三哥先去上海的造船公司任職，想安排好房子再接家人過去，所以由我照顧三嫂。三嫂講德文跟公公語言不通，她跟我可以用英文對話。三嫂在北京大約住了三個多月，三哥接他們去了上海，國共內戰上海局勢緊張，三哥被調往台灣的造船公司任總工程師，該公司計畫造兩艘大的郵輪，在基隆造了廠房和宿舍，三哥在台灣基隆安了家。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我家也去台灣，如果沒有可供投奔的親人，很可能就不會去。
北京解放前夕，我公公就讓齊煐和我帶堂妹先走，托在航空公司工作的親戚買票，那時公司即將解散了，僅給每位職員撤退提供兩張機票，這個親戚把自己的兩張機票都給了我家，我公公又從其它渠道搞了一張，三人才成行。飛機是北京飛南京的，我們就帶堂妹先到南京，又等了十多天才買到船票，才從南京到了台灣。齊如山自信安全無問題，決定暫留北京觀望，他的朋友多，有政界要員、文藝界的知名人士，和傅作義將軍也有交情。
我們到了台灣，三哥來接我們，他一見我們就說，爸爸已經先來啦！我們都奇怪，怎么我們先啟程，他卻先到了台灣。原來國民黨要求一些社會名人撤退，並提供方便，我公公作為文藝界的名人得到兩張機票，我公公只好走了。見面以後公公跟我們說起離開北京的情景，只帶了一個手提的小箱子，趕到天安門廣場，飛機只能在那兒下來接人，城周圍都聽到炮聲了，催著他們趕快上飛機，行李不能多帶，大件都扔掉，只有人上去，我公公帶著一個侄女，即我們的堂妹，兩個人飛到上海，梅蘭芳家人來接，在梅家住了幾天，什麼都沒有帶，梅太太找了梅蘭芳以前的長跑馬褂，給我公公穿。不久從上海飛到台灣，比我們乘船早到了。我們到台灣的那天是1948年12月24日聖誕節的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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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生活出版食譜
我們住在基隆三哥家，三哥的德國太太人很好，可是什麼都不懂，我公公會說幾句德文，勉強能交流。不到一個月，我跟齊煐就到台北去了，在台北買了個房子，是日式舊房子，上下兩層，樓上有兩個房間，樓下客廳、飯廳。齊煐立刻就聯繫起進出口生意來了，幾個妹妹出來以後都找了事做，我沒有找事做，理家，照顧丈夫和公公，當時的台灣人受日本習慣影響，沒有傭人，只有下女，就是小女孩到人家做女傭，乾幾年掙到錢就回去結婚。我家請不到歲數較大的傭人，請了個下女，小女孩什麼都不懂，所有的事都要教，我就成了她老師。報界都找我公公約稿，記得他寫些以前的故舊往事。過去他在北京、上海等居住時，大約有七年潛心著述，但是那些文稿走時都沒有帶出來。到了台灣以後又重新提筆寫了很多東西，大多在報上發表，得點稿酬。為了賺錢，我開始也寫點雜文投稿。
家裡經常請客，客人是我公公的朋友，或是我先生的朋友，都是我下廚做菜，並教下女所以我既有實際做菜的經驗，又有教學的經驗。當時有的菜我也知道怎么做，我就請教公公，公公遍訪天下，見多識廣，各地名菜，中外的美食都吃過，比如說湖南省有名湘菜小炒肉，他告訴我大概怎樣做，我就去實驗，公公品嘗後，認可了，就記錄下來。由於是寫給自己看，不像一般老的食譜那么寫，我用一勺兩勺或一碗一杯做計量單位，這樣看了容易掌握，誰家裡都有勺子，碗，杯。最初並沒有打算把做菜方法寫成文章，僅僅是教婦女會的太太們做菜，那時台灣人都不太會做正宗中國菜，我是義務教她們，教授過十幾個台北婦女會的機構，我教別人的那些菜都是自己實際做過的。台灣文藝界的婦女常常有聚會，每個月開會，我也常去參加，有時我做東，請我的那些朋友吃飯，品嘗我做的正宗中國菜。《中央日報》《婦女周刊》的主編也是文藝界的女士，女主編就找到我說，媛珊你為我們刊物寫一點做菜文章吧，把你的廚藝傳授給更多的人。從那時開始，《婦女周刊》每一周刊載一兩個食譜，很受歡迎。《中央日報》每到周末就刊登我寫的食譜，登了有一兩年。我有一群文友，除了那個主編，還有幾個女作家我都很熟，在大家鼓勵下，我用一年多時間編寫了一本食譜。我的好朋友林海音先生是辦報的，在她們熱情支持下，邀約了另外幾個朋友一起幫忙湊錢，《媛珊食譜》(1954年)終於出版了。當時台灣物資匱乏，出版書是用印報的紙，沒有好的印書紙，做菜的佐料是讓媽媽從香港寄到台灣來。
台灣留學生去歐美留學吃西餐不習慣，許多學生又會自己做中餐，他們出國時父母親戚就送他們一套《媛珊食譜》，我編寫的食譜就這樣被的留學生帶到美國。在美國的華人照著食譜就可以自己做中國菜招待朋友，《媛珊食譜》成了出國的一件好禮物。我的書出版後不久，我去美國西雅圖，有機會參加聚會(party)，一些過去不認識的人聽說我是黃媛姍，就會很驚奇的對我說，我們都看過你的食譜。其實《媛珊食譜》出版多年，我有兩個學生都編寫了新食譜，內容更加充實，增添了照片和彩畫，還列出了每道菜的營養，印製改進，用漂亮的印書紙。我出版書的時候沒有這樣好的條件，看到我的學生超越我，非常心慰，弘揚中國烹調技藝後繼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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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師範大學教烹調
自1951年始，美國對台灣經濟援助長達15年，包括軍援和技術合作。美援會資助台灣各行各業，其中一個項目是資助師範大學開辦一個家政系，由美國方面派了一個家政專家來台灣，她是個美國太太，指導我們大學如何開辦家政系。那時國內大學培養出來的老師沒有幾個是攻讀學家政的，我雖然在昆明西南聯大讀家政系，由於躲日本飛機轟炸也沒念好書。師範大學的系主任來找我說，我們學校開設家政系，你來教烹調好了。我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就推辭說自己恐難勝任。校方說，你寫了那么多食譜，成功教會了婦女會那么多人了。相持不下，後來校方提出試教半年，如果成，就繼續，我就答應下來。
我試教期間的主要體會就是教學相長，我自己看書，找資料，寫講義，每次上課前認真備課，課後聽取學生意見，不斷改進。我開的烹調班不只是教怎樣炒菜，我還講烹調原理，還使用了很多以前積累的資料，很受學生歡迎。試教了半年，學生滿意，校方不肯讓我走了。在師範大學任教一直教到我離開台灣去美國。我當時還有兩個助教，一個是梁實秋的女兒梁文薔，另一個是張學良的侄女張懷敏，後來我兩個助教都成了名人。
師範大學有個很有名的教授女作家謝冰瑩，她寫過《一個女兵的自傳》，她跟我不是一個系的，不太熟，有一次學校開會，她叫住我說，媛珊，你那個食譜刊有一道菜，“拔絲白薯”不成啊，我做的時候怎么拔不出絲來？我們便約個時間，我親自照著書做拔給她看。我按菜量放幾勺糖，待糖熔化到火候，再下白薯，於是拔出絲來了。她一看，原來這樣就可以拔出絲呀！“不打交道不相識”，我們就成了好朋友。後來她來了舊金山，我在紐約，我從紐約來舊金山有時會在她家裡住。她年紀比我大一點，已經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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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圓山大飯店》指導廚藝
《圓山大飯店》是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專門招待貴賓的地方，20世紀50年代她經常在這裡設宴待客。蔣夫人的秘書是我的朋友，當時因為我出版了《嬡珊食譜》已經小名氣，秘書跟我說，蔣夫人說了，請你來圓山大飯店指點廚藝。自那以後，每個禮拜都會派車來接我去《圓山大飯店》。1953年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問台灣的時候，定在《圓山大飯店》宴請，我參與宴會菜點的指導。後來有一次蔣夫人單獨宴請尼克森夫人，由台灣婦女界人士作陪，那一次也請了我去赴宴。
我的後半生——在美國五十年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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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美國協辦展覽會在賓州大學學習
我定居美國之前多次訪問美國。初次訪問美國是協辦展覽會，台灣的《味全食品公司》成立之初的主要產品是醬油，每年委託商會到各國去推銷，公司到美國參加展覽會，請我去幫忙，任務是在展會現場推銷醬油。我覺得有機會出國去看看也好，就應下來了。1962年赴美，來西雅圖參加世界博覽會，有幸趕上標誌性建築太空針“SpaceNeedle”揭幕。在展會上，我給觀眾表演烹調，必須選擇美國人愛吃的東西，這樣才有利於推銷醬油，最後決定選鍋貼做示範表演。我做的鍋貼用醬油調餡，按美國人的口味加量，包成麵餃，再用油煎，美國觀眾都很愛吃。展台前圍了好多人，看我怎么和面、拌肉菜餡、包鍋貼餃，展示很成功。《味全食品公司》另一次展覽會在紐約，也請我去幫忙，我做這份工作都是盡義務的，《味全食品公司》只提供來回機票和住宿。
我來美國學習深造的機緣是這樣的，美國有個援華機構去台灣，選各行各業的成功人士和有潛力的人士，送他們來美國學習，培訓幾個月到一年，家政系培訓期是一年。台灣師大家政系的主任本來選的是我的助教，梁實秋的女兒梁文薔，但是梁文薔的男友馬上要從美國回來跟她結婚，於是她就放棄了這個機會。美國顧問就問我要不要去美國學習，我沒有心裡準備，就回家和公公和先生商量，公公聽了此事，很高興地說：“人家選到你這是一種榮譽，到美國學習一年，每個月還有錢，放心去吧。家裡的事不必擔心，我們這么大人了，誰還需要你照顧啊，何況家裡還請得有工人。”我先生也很支持我去。他們覺得我赴美深造不只是為自己，也是為家庭增輝，這樣我才決定到美國學習。
我來到美國《賓州大學》學習家政，《賓州大學》的家政學院下面還細分幾個系，我可以選擇我感興趣的系學習，在美期間我加入了全美國的家政學會，結識了更多的朋友。後來回台灣我們也組織了中國家政學會。和我們同期赴美學習的還有日本等其他國家學生，一共十幾個外國人，我們在賓州大學租房子住，自己做飯吃。逢假日大使館還派人帶我到全美國有家政系的大學參觀，所以我不光了解《賓州大學》這一個學校，另外還參觀了其它大學，受益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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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灣我給政府的三個改革建議
赴美學成回國後，我向政府提了三個建議。第一，政府要改良，加強小孩營養；第二，改善對民眾的食品供應；第三，將中國廚藝介紹到美國。先談第一個建議，當時台灣小孩的營養都不好，習慣吃日本便當，一個盒子裡米飯加點醬菜，小孩吃這些食品哪有營養呀。我建議政府要改良，加強小孩營養膳食，將來每個學校都應該有食堂，做中國菜，注重營養。
如何實施和推行呢？我們在家政系先開了一門課，叫餐廳管理。在師範大學我們家政系有個實習餐廳，學生選修我教的課，都要到實習餐廳實習，從配餐計畫開始，然後是原料採買，菜品的選擇，還有餐廳的管理，收銀和接待等。實習餐廳一天做中午一頓飯，兼顧營養、經濟和衛生。學生們很高興到實習餐廳用餐，一到中午就排長隊，吃的又放心又便宜，所以風靡一時，非常成功。我建議政府每箇中國小校都應該有一個餐廳，供應兒童營養餐。我們的畢業生由政府分配工作，至少要去各個學校餐廳去服務兩年，按我們教的方法辦好學校餐廳。我離開台灣以後，該計畫仍在實施，重返台灣時我看到一個報告，報告說：到了1970年代，全台灣的學校都有了學校餐廳。我的這個計畫成功了。
第二個建議，是應該開辦面向民眾的快餐供應，我在美國看到快餐店（Cafeteria），啟發我想到中國也應該有中式快餐店，為了民眾健康，中式快餐要提供營養、方便和便宜的食品。政府很支持開辦快餐店，在台北火車站旁邊，創辦了台灣第一個中式快餐店，由我推薦我的一個畢業生去擔任經理。該店供應多種熱食，燉品、紅燒、蒸菜做到即時熱菜供應，後來炒菜也可以做到熱的供應。
第三個建議，1962年我來西雅圖，這裡有個餐館業主總會，有100多人，請我去演講。演講結束之後，旅美華商找到我說，“請你回去幫我們從台灣請最好的廚師來美國”。那時美國的“唐人街”或“中國城”(Chinatown)都有中餐館，中餐館請的廚師大多不是正式學出來的餐館廚師，有的是做過廚房工作跳船出來的，還有臨時改行做廚子的，都算不上懂中國烹調行家裡手。華商們想在美國辦好的中餐館，缺少的是人才，資金不是問題，華僑裡面有錢的人不少，願意投資開正宗的中餐館。我回到台灣就向政府提出建議，向美國輸送專業廚師，這是向世界宣揚我們中國飲食文化的機會。政府很快接受了我的建議，就著手招聘人才出國，業務考試過了關，還要通過背景調查才允許出國工作。業務考試相當正規，先由政府發給我正式考官聘請公文，指定哪一天去當考官，我負責考試項目炒菜技術，頭一個炒牛肉，重要的評判標準之一是應試者怎么樣炒得嫩，中國菜尤其廣東菜系炒牛肉一定要嫩。第二個炒雞蛋，記得我就挑了這兩樣菜來考應試者。由於政府向外輸送專業廚師的舉措，現在“唐人街”或“中國城”有了很好的中餐廚師。
我向政府提這三個建議的事已經過去多年，回憶起這件事我深感心慰，回頭看三個建議被政府採納，實施效果還是相當不錯的。我總結自己做的事情為何會成功，簡而言之四個字“膽大心細”，細心注意很多事情，多為社會、為大眾著想，有好的想法就大膽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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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齊如山故去
1962年我去美國西雅圖時，華盛頓大學裡有一對文學界的夫婦，太太是我好友，他們找我合夥辦公司，於是註冊了一個食品公司，做什麼產品呢？我想先做小食品，選中炸魚皮花生。那時在“中國城”找不到生產小食品的條件，我們把他們家的地下室改迼成大廚房，我們兩個親自動手做魚皮花生，親自用塑膠袋封裝，自己開車去送貨，在“中國城”的小店出售。生意做的很好，他們就提出讓我來美國常住，還打算請齊如山來美國講學一年，講授中國戲劇文藝，這樣一來我和家人可以在美國團聚了，這原本是一個很好的計畫，可是我回到台灣去請公公，不久公公就故去了，我也就沒能離開台灣。
公公去世前三哥要回德國去，公公心裡不高興，他很想孫子們在台灣上學，多學一些中國的東西。那時候按台灣政府要求，家裡沒有親人留在台，就不能出國。如果三哥全家都去德國，公公就不能來美國，只能留在台灣。三哥走後，為照顧公公，我從美國回台灣。
台灣空軍司令王叔銘是我們家的老朋友，外號“王老虎”，他創辦了《大鵬劇校》和《大鵬劇團》，徐露那時還小，她父母找到我公公，說徐露想學習國劇(京戲)，請我公公就跟王叔銘說，能不能讓她進《大鵬劇校》，我公公認為徐露這個孩子可以造就，就應承下來。王叔銘經常來我家，跟我公公聊天吃飯，我公公就向他推薦徐露，這樣徐露才進了《大鵬劇校》。徐露後來成為台灣著名的國劇演員。有一年在北京開聯合國的一個大會，散會出來有一個中年太太叫我“齊媽媽”，我沒認出來，她說她是徐露，幾十年沒見，她還認得我，因為她小時候她常來我家裡玩。
大鵬劇團每個禮拜有戲演出，王叔銘會派個吉普車來接我們全家去看戲，總是留第三排右邊的三個最好的位子給我們。1962年的一天我們去看戲，公公拿著拐杖，他坐中間，我和齊煐坐兩邊，他的拐杖就擱在旁邊，忽然拐杖掉地下了，他就低下頭去找拐杖，順勢就倒下去了，齊家有個十三妹，她嫁給一個空軍的，那天倆口也去聽戲，她立刻跑過來，見事不好，趕忙叫丈夫開吉普車送公公去醫院。第二天報上登出花邊新聞，說什麼齊如山死在十三妹懷裡，胡亂造謠傷害我們家人。過了半年以後，我丈夫齊煐因為傷心過度也生病故去了。
齊如山兄弟三人，齊家這三房共有五兒子，老大娶了德國太太不會回來了，一直住在瑞士，老二、老四抗戰勝利以後才回來團聚，齊如山的長子，也是大排行老三，也是娶的德國太太。齊家經常開派對(party)，有人給老二、老四介紹女朋友。後來老二娶了儲民誼的女兒，可是老四一直沒結婚。儲民誼很有錢，國共內戰期間，他把女兒託付給一個好朋友，女兒認儲民誼好友為乾爹，正是這乾爹就把她帶到台灣，做了空姐，經人介紹給了二哥，二哥在水泥公司做總工程師，倆人結婚後生了好幾個孩子。齊煐是老五。齊如山最心疼的就是最小的兒子齊煐。那時家裡常住三個人，公公、齊煐和我，我們對爸爸盡心照顧。齊如山的稿費就給幾個孫子，齊如山的長子住在基隆，逢年過節才能和兒子、兒媳、孫子見面，兒媳是德國人，孫子講德文，語言不通，談不上什麼親情了。
齊煐是齊家唯一學經貿的，在台灣自己做生意，掌管著味全食品公司里大小事務，我只管家務，照顧公公，齊煐一去世，我就沒轍了。過去有什麼應酬公公、齊煐和我三個人一起去，遇事我從不上心，一直過的很舒坦，沒有想過他們不在我怎么辦。齊煐故去，我根本不知道公司里的事，錢在哪裡，怎樣掌控，一概不知，，齊家老二就把公司接手過去了，我一分錢都沒有拿到，全靠自己在師大教書養活自己。
公公和丈夫離去，我的親友與我漸疏，感悟“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我家僅存一所老房子。那個時候《味全食品公司》也開辦了烹飪班，如果我離開台灣，黃董事長的女兒可以接手繼續辦下去，我曾經好心地對味全姓黃的董事長說，利用我家老房子可以很好發展，齊如山在這裡住過，老房子應該保留，另外還可以在這裡辦個家政班，在台灣應該好好發展家政教育，黃董事長也允諾，說他女兒可以辦學，可是後來的發展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件事也沒辦成（味全食品公司組建於1953年，1998年4月頂新集團全資收購台灣味全食品公司，獲得經營管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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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教烹調哥倫比亞大學留學
1964年《紐約州立大學》希望推廣中國文化和烹調技藝，請我來美國開辦一個中國烹飪班，地點在紐約市中心，一群中國人辦起來的會所內。之前他們已經有一位中國太太教授中國烹調，外國人很喜歡中國烹調。
我在台灣已無牽掛，便答應了來紐約教書。半年前，我公公和先生先後故去，我在《師範大學》教書時住學校配給的房子，我把媽媽接過來和我同住，後來我妹妹在香港結婚，媽媽回香港了，我又是孤身一人，在這種情況下我決意離開喪夫的故土。
離開台灣赴美的時候，只有我的好朋友孟慶祉來送我，她給了我五百美元，我就揣著這點錢來到了美國。那時齊家三哥從德國到了美國西雅圖，說造船公司可以幫我從台灣船運一兩箱東西到美國，我就把家裡的東西，包括公公的書籍裝箱子交給造船公司運往西雅圖。這些東西和書大多是在北京撤退時帶到台灣來的，又從台灣運到美國。我是晚些時候坐飛機到美國，見到三哥，說船運的箱子先到了，三哥問我，爸爸的天九呢？天九是公公齊如山生前喜歡玩的一付牌九，32張，玉石材料做的。我說就在船運的箱子裡，隨後他把箱子給我時，立即打開箱子把牌九給了三哥。牌九可能是父親遺物中最值錢的東西，三哥跟我要，我就給他了，我這個人就是這樣，不在乎錢財。第二天他就催著我去紐約，無意留我。
王叔銘(1905-1998)當時在紐約，任“常駐聯合國軍事參謀代表團”首席代表，他安排副官在紐約接我，安頓下來，我很快就考入了《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同時在紐約州立大學辦的烹飪班教書。
烹飪班在紐約市中心，什麼人都可以申請學習，美國大學是學分制，家政系的學生入烹飪班可以拿到兩個學分，其他人喜歡來學也可以報名，1962年以後很多美國人都對中國飯菜有興趣，在紐約中國餐館也不少。我的學生各階層人士都有，除大學在校學生外，有平民，也有做官，有工薪階層，也有富人，反正付學費就可以入學，學校辦班也可以賺錢。這個烹飪班就由我來主持，一學期辦一個班，只能容納五十個學員，多了坐不下。學生多，有些人坐得遠，看不清楚，我就想辦法改進，請人在講台頭頂上裝了個鏡子，這樣我做菜時學生們就都能看到了。
我講課內容不只是講各種中國菜的選料、用料，怎么樣做，我還要講食譜和中國歷史的關係，講菜品和詩人墨客的故事，中國歷史上與食譜有關的文獻要介紹和解讀，例如有道菜叫東坡肉，要介紹蘇東坡這個歷史人物，和他喜歡吃的肉，學生聽了饒有興趣。有一次，我一個台灣的文友，叫潘琦君，她是很有名的小說女作家，她先生來紐約工作，她也來聽我的課。五月里我教粽子那節課時，就把她介紹給大家，請她來講端午節和吃粽子的來源，即屈原的故事。有其它文化人來我的班學習，我也會藉機請他們介紹中華文化，通過這種方式進行中外文化交流。我還講述幾千年的中國飲食是怎么樣慢慢演進的，中國各個地方的飲食有什麼不一樣，這些內容很受學生歡迎。報名學習的人很多，五十人不能滿需要，有的學員等了兩年才進烹飪班。
我在紐約教授烹飪約8年。其間同時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家政系攻讀碩士，我剛從該校畢業，《哥倫比亞大學》就把家政系給取消了。華盛頓大學原來也有家政系，後來也取消了。我只好轉系，學高等教育，繼續攻讀博士，又熬了好多年，終於拿到博士。這些往事已成過眼煙雲，現在想想似乎不必用那么長的時間讀學位。
在紐約教書和學習的時候，我招待過很多朋友，徐悲鴻的學生女畫家孫多慈跟我在台灣時是文友，她跟徐悲鴻有一段軼事，後來嫁了個立法委員，生了兩個兒子。有一天打電話來說她得了癌症，台灣治不好，要來美國治療，能否在我那裡住。我歡迎她來，接受她住我家，別人不肯接待病人，我並不在意。我還幫她到醫院檢查，幫她介紹專業醫生。我聽說有一個中醫在紐約，就說幫她找找中醫，機會來了，有可能在一個晚會見到這箇中醫，可是我回家一看，她兒子把她接走了，聽說接到某醫院去了，沒過多久又轉到舊金山去，失去了聯繫。後來台灣老朋友徐芳跟我通電話，問我孫多慈怎么死的，我說；“我也不知道，孫多慈被她兒子接走後便沒有跟我聯繫。”後來從這些老朋友的口中得知，孫多慈住院時可能使用了我的名字，她去世後台灣報紙上登出我病死的訊息。我記得有一年回台灣參加我公公冥壽紀念活動，我堂妹看到我就哭著說：“我以為我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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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婚姻
我的好朋友鄭孟慶祉，她先生是交通銀行的行長，我離台赴美國的時候，就是鄭孟慶祉給我五百塊美元，她還給我介紹一位男朋友范世奎（他1930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獲商科學士，畢業後進入天津中國銀行工作），說這個人很好，很熱心，老好人，也曾是銀行家，當時范先生在紐約有自己的生意，告訴我去了紐約有事可以找他。范先生書畫很好，紐約很多中國店的大招牌的字都是他的墨寶。我先生去世後，公司被齊家二哥接手了，我來美國一分錢都沒有給我。
到美國以後我給范先生打了個電話，好久沒回音，我也不管了，大概人家忙吧。後來過了一個多月，他打電話過來，說請我吃飯，我說我還有一個朋友，他說一起來吧。就這樣，我帶著林海音，去跟他見面了。我們見面談得很投緣，林海音讚賞得不得了，說范先生是老好人，談吐不俗，知識廣博，社會關係又好，勸我跟他結婚。
其實我那時本沒想著結婚，可是我媽媽在香港不放心。林海音跟我媽媽通電話，說范先生這人雖然歲數大點，但人很好哇。我媽媽就催我了，說林海音都說范先生人不錯，這個人一定很好，你跟他結婚我們就安心了。
1965年我們就結婚了，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儀式，請大家吃了一桌婚宴。參加的人有王叔銘將軍一家，還有我的干女兒的哥哥陳立仁等賓朋。
范先生是離異人士，他以前的第二任胡太太是大陸人，民國時期范先生是中國銀行的經理，抗戰勝利後派他到美國來買機器，準備運回中國建工廠，他就來了美國，機器都買好了，要臨到發運回去，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更替，機器運不了，他人也回不了，只能滯留美國。范先生和一個華僑在紐約辦了一個進出口公司（遠東貿易公司），他原來是銀行界的，范先生在紐約也很有聲望，生意不錯。掙了錢以後就打算接在大陸的胡太太來美國，約好在香港見面。據他跟我說的，他帶著錢去香港，結果胡太太怎么也不肯來美國，但把錢都拿走，回大陸了，他氣得不得了，病了躺在旅館裡。最後他們正式辦了離婚，才和我結婚的。我不知道他有錢沒錢，我也沒打聽過，我們兩個結婚後，他還要給前妻和孩子撫養費。我沒有自私心，兩個人的收入都放在一起花。有一次聯合國在中國開會，我借回國機會還去了天津看范士奎與第一任太太鄭兆明（她1933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獲英文學士，在1939年生第二個孩子范弘山時因為難產去世，當時她才30歲，很可惜）一起生的孩子們。他大女兒是個護士長范津珊，嫁了個醫生，是馬來西亞華僑萬德仁，他們共生育有2個兒子，大兒子萬里，二兒子萬方。六十年代他們居住條件不太好，生活也不富裕，每逢年節時范士奎都會給他們寄些錢，直到范先生故去後，我們還有聯繫。在2009年10月18日在廣州我侄女黃舒文的家中，見到從成都趕來的外孫萬方，把籌備《中美大學》檔案交給了他，萬方長期從事酒店投資與管理生意及中外文化交流事業（他被天津市政府聘為天津市海外聯誼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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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8日，黃媛珊在廣州外侄女家中會見外孫萬方到西雅圖生活 創辦媛珊學院
第二次結婚後，我在紐約市政府找到工作，任家政顧問，做了8年，最後升了主任。當時我還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半工半讀，學校規定必須有一年時間做全職學生，不能兼職，因為要寫論文。我就跟市政府說了，他們就讓我停薪留職，讀完一年再回來。那一年就沒有收入了，1971年當時我丈夫因病去世了，我去銀行開保險箱，裡面所有檔案和首飾證件貴重物品都不翼而飛，銀行也不承認丟失責任，找了律師查找，最後也不了了之，我陷入了困境。偏偏在這時候我又遭不幸，在“中國城”又被人打了，頭部受傷，報了警，也沒查到兇手，我後來偏頭疼了好幾年。我的親戚朋友勸我趕快離開紐約，避免被人傷害。
我去了舊金山，在《史丹福大學》做研究，研究中國飲食，做了一年多，後來找不到工作，我妹妹搬家去了西雅圖，西雅圖還有個做地產的朋友也勸我過去，我就去了西雅圖。
1980年我再次來到西雅圖，正好是美國經濟不好的時候，我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我就改做房地產投資方面的事。後來創辦了《媛珊學院》，這是一個非盈利性機構，從事中美文化交流。學校除了舉辦各種烹飪講座，還辦了兩屆英語教師培訓班，專門針對到中國去教英文的老師，教學員怎樣教中國字生，結業後政府派他們去中國小城市中學教英文，由中國當地政府提供吃住，還有一個月在中國免費旅行，他們去了中國執教一期，回來美國都想再次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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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三弟久別重逢
我娘家親三弟抗戰期間在昆明失散，後來留在大陸，跟香港父母有聯繫，但是不敢跟在美國的我聯繫，後來父母故去了，他知道我在美國，可是沒有我的地址。八十年代，三弟在紐約登報尋我，我那時已經不在紐約，有一次舊金山開大會，正好一個紐約報界的朋友也來參會，告訴我三弟在登廣告找我，他立刻打電話去報社，把我弟弟的信息傳給我。我非常高興，那時是9月份，立刻買了機票，10月就回了中國大陸見我弟弟。四十餘年後再次見面，他早已結婚生子，在廣州任中國銀行中山區分行行長。我三弟弟有三個孩子，兩個兒子都在美國，女兒女婿及我弟媳仍在廣州，三個孩子都很有出息。
1981年華盛頓州長JohnSpellman第一次訪華，帶了各界人士去大陸，我是其中的一個，住在北京飯店。這是我第二次回大陸中國。
我有兩個弟弟給日本人害死，三弟失散多年後才取得聯繫，小弟小妹跟梅葆玖、梅葆玥年紀差不多，小時候經常一起玩。90年代回去我見到梅葆玖，他見到我稱黃大姐也很高興，還贈我兩張票，請我去看第二天他的京戲清唱演出。那年梅蘭芳和梅太太都已故去。當年在香港的四個小孩，現在葆玖、葆玥和我的小弟小妹也都是六十歲的人了。
此後我又再次回北京，參加國際性會議。第二次見梅葆玖姐弟，正逢他演出，看他演的《大登殿》，真是難得，並在一起拍了照片。也得機會去參觀梅蘭芳紀念館。我們黃家和梅家是世交，以後我和齊煐結了婚，齊家和梅家也是世交，所以老友相逢談及故人往事，梅蘭芳在香港的情況尤如就在昨天，非常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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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媛珊女士93歲壽宴
2012年9月14日，黃媛珊女士93歲壽宴在西雅圖中國城的LACafe舉行，前來參加的有三十多位黃女士的鄰居和朋友。黃女士身著粉色靚麗裙裝出席，大家邊吃邊唱，以歌聲為黃女士祝壽，老壽星切生日蛋糕待客，賓主盡歡。
[編輯]耄耋老人的夢想
黃媛珊老人心存大志，常向人述說自己的夙願，這就是辦一所交流中西文化的大學。這所大學命名為《中美大學》，選址西雅圖。黃女士請一位好友繪了一幅《中美大學》全景圖掛於室中抒發情懷。在她的構想中，《中美大學》要為美國本土學生提供最好的中國文化課程，把包括中國烹飪在內的中國文化傳到西方。這所大學還要接收中國留學生，讓他們在美國了解西方先進的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成就。中美學生在一起學習、生活、交流，共同促進中西文化交交融，使之為全人類共同的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