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
魯道夫·弗謝沃洛多維奇·維亞特金維亞特金1910年3月6日出生在瑞士巴塞爾。十月革命後隨父母返回俄國。維亞特金博士漢學研究的最大成就是翻譯《史記》。他曾先後三次訪問中國，對他了解中國史學起了極為重要作用的當數他對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學術訪問。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維亞特金博士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半年多。在此之後，他確定了後半生的奮鬥目標——把中國西漢時期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中國最早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全部翻譯成俄文。從此他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將汗水澆灌在翻譯《史記》這項巨大的工程上。他擬定把《史記》130篇文章譯為九卷俄文本，從著手準備到第一卷出版整整用了11年（1961—1972年）。1998年9月，這位以畢生精力從事漢學研究、36年不懈翻譯《史記》的俄羅斯老人去世了。他生前已完成七卷，其中第一卷和第二卷是由他和塔斯金合譯的，其餘5卷則由他一人完成，每卷正文前都寫有序言，介紹本卷的內容和要點及世界各國對這些文章翻譯和研究的情況，同時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說，《史記》俄譯本的序言篇篇都是高水平的學術論文，他所作的注釋為俄羅斯學術界了解中國古代史、研究《史記》提供了重要的資料。老人去世時《史記》還有30篇文章尚未譯完，接下來的工作將由他的兒子阿納托里·維亞特金和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漢語教研室的卡拉佩季揚茨教授共同完成。維亞特金去世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為了紀念這位在國際漢學界享有盛譽的漢學家，特別出版了一本專集。專集由他的兒子阿納托里擔任編輯，書中收錄了俄羅斯一些著名漢學家紀念他的文章，發表了他翻譯的《史記》譯文及學術著作的書目、他的自傳及部分詩作。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維亞特金博士曾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半年多時間。在此期間，他結識了許多中國歷史學家，如范文瀾、侯外廬等。30多年來，他仍念念不忘同中國“古史辨學派”創始人顧頡剛先生結下的深厚友誼。他的書櫃裡一直擺放著顧先生的全家照，甚至連顧先生子女30多年前送給他的紀念卡片都還完好無缺地保存在他的卷宗里。1993年是顧頡剛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他曾特意委託我同中國社科院歷史所聯繫，商討有關他所保存的顧先生的手稿的問題，並且在俄羅斯發表文章緬懷這位已故的中國學者。
生平
《史記》1939年從遠東大學畢業，其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維亞特金博士在軍隊和地方從事漢語教學和翻譯工作，歷任軍事外語學院、莫斯科東方學院、國立莫斯科大學教員。1949年獲歷史學副博士學位，學位論文《從華盛頓會議到日本侵占滿洲時期的中英關係（1922～1931）》。
1951年獲副教授職稱。
1957年獲高級研究員職稱。
1956年起在蘇聯科學院漢學研究所、東方學研究所從事漢學研究工作，並擔任蘇聯科學院漢學研究所副所長，漢學研究所和東方學研究所合併後擔任東方學研究所中國部主任。他多次參加國際漢學家代表會議，包括1957年在馬爾堡，1958年在帕多瓦。1965年在利茲召開的第十、十一、十七屆國際中國學家大會。
1960年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二十五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
1964年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十二屆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大會。
1981年在羅馬尼亞召開的第十五屆國際歷史學家大會等。他還參加了第五、六、九、十二次“中國的社會與國家”學術討論會，並分別做了題為《中國展開的一場新的思想運動》、“論中國歷史科學的現狀問題”、“關於現代中國論述司馬遷著作”的報告。
1977年11月在“蘇聯中國學的迫切問題”學術討論會上，介紹了英、美、日和其他國家主要的中國學研究中心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針、選題和計畫。
維亞特金對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古代史的研究造詣頗深，先後出版200多部著作。維亞特金博士的中文功底也十分深厚，五十年代初他曾參加蘇共中央交辦的《毛澤東選集》1—4卷的俄譯任務，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有著深刻的了解。
作品
《1925～1927年的中國革命和英帝國主義》（《太平洋研究所學術論叢》第3卷，莫斯科—列寧格勒，194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中國的英國帝國主義》（《東方學研究所簡報》，3，莫斯科，1952年）；《中國的博物館和名勝古蹟》（1962年）；《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科學中的幾個問題》（《歷史問題》，莫斯科，1963年，合著）；《〈史記〉和對它的研究》(《亞非人民》，莫斯科，1964年第4期）；《回憶錄和信件中的孫中山》（《亞非人民》，莫斯科，1966年第6期）；《中國學》（莫斯科，1967年，英文版；1969年，俄文版）；《論中國歷史學家劉知》（《歷史語文學研究：紀念康拉德院士75歲誕辰論文選》，莫斯科，1967年）；《司馬遷的世界觀和歷史方法(文學典型）》（《中國的歷史問題和歷史學》，莫斯科，1968年）；《中國歷史科學發展的初期階段》（《第二十屆國際中國學家大會上的報告》，莫斯科，196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科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科學》，莫斯科，1971年）；《中國史學發展的幾個問題》（《中國的社會與國家》，莫斯科，1971年）；《論中國史學的傳統》（《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傳統的作用》，莫斯科，1972年）；《司馬遷的〈史記〉》（第1卷，莫斯科，1972年，合著前言，合譯並注釋）；《論美國的中國學研究》（1973年）；《劉勰的史學觀點》（《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莫斯科，1974年）；《中國社會和文化史的某些問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批孔”運動》（《亞非人民》，莫斯科，1974年第4期）；《班固——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1975年）；《鹽茶條例（中國中世紀社會經濟史）》（1975年，主編）；《中國中世紀史學裡的危急趨向》（《中國的傳統和現代》，莫斯科，1976年）；《劉知的一封辭職信》（《中國：歷史、文化和史學》，莫斯科，197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科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科學》，莫斯科，1981年，該書主編之一）。
評價
維亞特金博士極為崇尚司馬遷在逆境中奮進的精神。他正是以司馬遷的精神進行著異常艱巨的翻譯工作。他在每卷正文前都寫有緒言，逐次介紹本卷的內容和要點，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對這些文章翻譯和研究的情況，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說這些緒言都是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在正文的後面附有俄文和中文的人名、地名索引，以及有詳有簡的術語索引。其嚴謹的治學態度令人感動。維亞特金博士通曉多種文字，除了翻譯工作外，他還特別注意世界其它國家學者對司馬遷的研究情況，同他們進行交流，並不時地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發表在俄羅斯科學院《古代歷史通報》上。
由於年事已高，身體超負荷運轉，維亞特金博士工作起來頗為吃力，不得已只好牽勞家人。他的一子（在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從事亞洲人口研究）一女（在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從事非洲史研究）在工作之餘幫助父親做一些技術性校對，夫人柳德米拉·安德烈耶芙娜·巴拉巴什則是他的主要助手。當年他們是大學同學，維亞特金在東方系，巴拉巴什在化學系。他夫人退休後，除了每天操持家務外，一直擔任維亞特金博士的打字員。可以說，《史記》俄譯本浸透了維亞特金博士一家兩代人的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