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魯迅雜文對於雜文寫作，魯迅懷著一種目的明確的自覺意識，其中蘊含著他的嚴肅、崇高而執著的思想追求和精神追求。他說過，“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華蓋集·題記》）魯迅的雜文，正是這樣一種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這種批評，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雜文·序言》）是“匕首和投槍”（《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
奴性
魯迅雜文不但指出了奴性是我們民族世代相襲的固有的頑症，而且更加深刻地概括出其奴性的特徵，即卑怯與兇殘。
有幾種最為典型的表現：
其一：“羊”與“凶獸”的結合，“遇到比他更凶的凶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凶獸樣“。中國人稍有權力，大多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一到大勢已去，就溫順多了，滿口中庸之道；待到傾敗，淪為奴隸，則也處之泰然，津津樂道於順民的太平盛世。這種奴才，是中國”鷹犬塞途，乾兒當道“的屈辱史的產物。
其二，”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叭兒。所謂”誠於中“，指他們做奴才做得心滿意足，能”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嘆，撫摩，陶醉“；甚至”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於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利“。這”形於外“和”相“，有不僅是指外貌，乃是形式和內容的結合：”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而又怡然自得，沾沾自喜，奴才做得心滿志得，嫣然如梁啓超所說的”心奴“。
其三，知識階層的奴才。他們對於主子小罵大幫忙，竭力把奴性掩蓋起來，以清高的文人自居，不但自己津津有味地當奴才，還不忘”教育“無產者要辛辛苦苦，誠誠實實地爬上去，以以爭當候補奴才為人生正道。但是只要舊主子一倒台便振振有詞地投靠新的權門。
雜文全集
墳
熱風
華蓋集
華蓋集續編
華蓋集續編的續編
而已集
三閒集
二心集
南腔北調集
偽自由書
準風月談
花邊文學
且介亭雜文集
且介亭雜文二集
且介亭雜文末編
附集
集外集
圖書信息
魯迅雜文書
名： 魯迅雜文
作者：魯迅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0年01月
ISBN: 9787539933931
定價： 18.5元
內容簡介
雜文是中國文學史上古已有這的一種體截，在文藝理論古典名著《文心雕龍》中便有所論述。對於雜文寫作，魯迅懷著一種目的明確的自覺意識，其中蘊含著他的嚴肅、崇高而執著的思想追求和精神追求。魯迅的雜文，正是這樣一種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魯迅的許多雜文，我們從字面上看只是針對他所處的那個社會環境中的許多具體的人、事和社會現象，但他所表現的思想和精神卻遠遠地超越了現實空間。
圖書目錄
我之節烈觀
隨感錄二十五
隨感錄三十五
隨感錄三十八
隨感錄四十
隨感錄六十二恨恨而死
隨感錄六十五暴君的臣民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說鬍鬚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論辯的魂靈
犧牲謨——“鬼畫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
戰士和蒼蠅
夏三蟲
忽然想到
燈下漫筆
雜感
論“他媽的！”
論睜了眼看
從鬍鬚說到牙齒
堅壁清野主義
這個與那個
華蓋集·題記
學界的三魂
一點比喻
送灶日漫筆
談皇帝
無花的薔薇之二
“死地”
可慘與可笑
記念劉和珍君
空談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學講
扁
鏟共大觀
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
習慣
影響意義
雜文創作，幾乎傾注了魯迅先生的大部分心血。魯迅先生的雜文對現代傳媒中各種評論文體的出現和影響，對雜文創作題材、體裁、手段的開拓，對現代文語言運用的自由無拘、富有創造力的貢獻，想像思維的逆向運用和正反的結合可謂影響深遠，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在魯迅先生創作後期，他傾注了大部分心血於雜文創作中，可以說，魯迅先生的名字是與他的雜文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但在對魯迅先生的評價中，引起最大爭議的同樣也是他的雜文。從其生前直到現當代，對他的雜文的肯定與讚賞、否定與嘲諷就從未停止過。儘管一些文學評論家或讀過魯迅先生雜文的讀者曾無數次地宣布：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就連他本人也一再表示希望他的攻擊時弊的雜文“與時弊同時滅亡”，但事實卻是難以迴避的，即魯迅先生的雜文始終為一切關心與思考社會、歷史、思想、文化、人生、人性……問題的中國人所鍾愛。魯迅先生的雜文在現當代仍是中國社會中活生生的“存在”對正在發展的中國思想、文化發生作用，對現實的中國人心產生影響。它的每一次最新發表，仍能給讀者一個針對當前現實而寫的感覺。讀者一遍又一遍地閱讀，每讀一次，都會有新的感覺和發現，可謂常讀常新。閱讀魯迅先生的雜文，可以發現它在現當代仍然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尤其是他的雜文對現代傳播中各種評論性文體的出現和影響，雜文創作題材、體裁、手段的開拓，對現代文語言運用的自由無拘、富有創造力的貢獻，以及想像思維的逆向運用和正反結合可謂影響至深。
1、魯迅雜文對現代傳播的意義
作為一種報刊文體，雜文與現代傳播有著血肉般的聯繫。人們說起雜文，特別是魯迅先生的雜文，總要聯想到“五四”時期的《新青年》《語絲》《莽原》《京報副刊》《晨報剮刊》，以及20世紀 3O年代的《萌芽》《太自》《申報 ·自由談》等，這決不是偶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雜文是富於現代性的文體；或者說，它是現代作家通過現代傳播媒介與它所處的時代、中國的社會、思想、文化現實發生有機聯繫的一個重要、有效的方式。魯迅正是通過雜文這種形式，由地深入現代生活的各個領域，迅速地接納、反映瞬息萬變的時代信息，做出政治的、社會歷史的、倫理道德的、審美的評價與判斷，並及時得到生活的迴響與社會的反饋。隨著現代傳媒對人的現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響，雜文也就更加觸及和深入到現代生活中，並成為人們現代生活的組成部分。這樣的作用與價值是其他非報刊文體所不可比擬的。正因為雜文與“現在時”的生活有著如此密切的互動關係，所以，雜文“魁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是一個時代的忠實記錄。對此，魯迅先生非常自信，他說：“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兒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里了”。魯迅曾經“想到可以擇歷來極其特別，而其實是代表這種國人性質之一種的人物作一部中斟的‘人史”。可以說魯迅的雜文不僅是現代 中團社會、政治、歷史、法律、哲學、道德、文學藝術，乃至經濟、軍事……的“百科全=}弓”，更是對中國現代國民的文化心理、行為準則、價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實、生動而深刻的描繪，是一部活的現代中國人的“人史”。有人甚至說，要了解中國的國情，就要了解創造這國情的中國人；而要了解中國人 ，莫過於細心閱讀魯迅雜文這一歷史文獻。
2 、魯迅雜文對自由創作的意義
魯迅先生曾經這樣說過：“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麼大學的講義，的確，總不能發現一種叫做雜文的東西”。他還說：“我知道中國的這幾年的雜文作者，他們的作文，卻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 ’的規定 ，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 ，他就這樣寫。” 這就是說，雜文是一個未經規範的文體，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種無體之文。“無體”固然會給它的學習、推廣、再產生造成困難，卻同時提供了特別大的自由創造的空問“以為非這樣寫不可，就這樣寫”，一切出於內心 自由慾念的驅動，最方便地表達 自由。可以說，正是因為雜文這種“無體的自由體式”才使得魯迅天馬行空的思想藝術得到了淋漓盡致地發揮。我們看到，魯迅是那樣自由地飛翔於雜文這塊廣闊的天地里，進行著既是現實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無忌地出入於文學、歷史、地理、哲學、心理、民俗、人類學、政治學、文化學以至自然科學……等各門學科，無拘地表現自己的大憤怒、大憎惡、大輕蔑與大歡喜，將各種藝術形式——詩的、戲劇的、小說 的、散文的、繪的，以至音樂的… …熔為一爐。魯迅正是利用雜文這一形式，發揮他不拘一格的創造力與想像力，進行他的文體實驗。從這個意義上講，“雜文”確實具有某種先鋒性。這是魯迅終於找到的最足以發揮他的創造天才的，也是最適合於他的文體。正如此，魯迅的雜文，才具有了某種不可重複性。魯迅雜文的“個人性”，體現了“文學的現代性”這一基本特徵，利用它可以更直接地與現實對話，也更能滿足讀者的需要。
3 、魯迅雜文富有創造力的語言運用
與其思想的“天馬行空”相適應，魯迅雜文的語言也是自由尤拘且極富創造力的。例如，在《紀念劉和珍君》里，魯迅是那樣自如地驅遣著中國漢語的各種句式：或口語與文言句式交雜；或排比、重複句式的交叉運用；或長句與短旬、陳述句與反問句的相互交錯；混合著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莢與氣勢，真可謂“聲情並茂”。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把漢語的表意、抒情功能發揮到了極斂。同時，魯迅雜文的語青又是反規範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壞語法規則，違反常規法，製造一種不和諧的“拗體”，以打破講青對思想的束縛，用以達到荒誕、奇峻的美學效果。這都是魯迅為表達自己對外部事物的獨特反映、內心世界的“離奇和荒蕪”所需要的。在魯迅雜文中，他有時將含義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詞組織在一起，於不合邏輯中顯示深刻，例如：“有理的壓迫”“豪語的折扣”“跪著的造反”“在嫩苗上馳騁”等等。
有時他又隨意亂用詞語，例如，女士們“勒令腳尖”“小起來”，用“一隻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它“離開地球”：這是“大詞小用”；君子遠離庖廚而大嚼，“於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齒，摸摸肚皮，‘萬物皆備於我矣’了”：這是“莊詞諧用”；“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槍，是富於戲劇性的”：這是中（英語）、文（言）、白（話）詞語對用；“商人……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氣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蟲也委實太多”：這是“雅俗雜用”；“詩人”坐在“金的坦克車”上“凱鏇”，“教育家”在“酒杯問”“謀害”學生，“殺人者”於“微笑”後“屠戮百姓”，老鼠“飄忽”地走著，那態度比“名人名教授”還“軒昂”：這都是有意的詞語配合不當；“好像失去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永遠‘國’下去一樣”：以名詞作動詞用，這自然是“明知故犯”；“日‘唉’乎於予蔑問之。
何也?噫嘻嗎呢為之障也”，“這確是一條熹微翠朴的硬漢！王九媽媽的凌曾小提囊，杜鵑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兒。嗡然‘哀哈’之藍縷的蒺藜，劣馬樣兒。這口風一滑溜，凡有緋剛的評論都要逼得翹辮兒了”：這更是一種“戲仿”，將對語言的偏頗推於極端。所有這一切，又非事先的精心設計，而是筆到之處，自然流出；待寫到興會淋漓時，就更是無拘無忌地將諸多不相諧的語言順手拈米，為“我”所用。請看“即使連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低與馬其頓乎?——外國也有的！”（《外國也有》）“今年，我竟發現了公理之所在了，……北京巾央公園裡不是有一座石牌坊，上面刻著四個大字道：公理戰勝么?——Yes，就是這個”（《公理之所在》）“原來‘中國第一流作家’……不過是要給人……‘破顏一笑’，… …那么，我也來‘破顏一笑’吧——哈！”（《奇怪（三）》）。這真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人們所看到 的是他對現存秩序（社會、文化的秩序，思維邏輯的 秩序，以及語言的秩序）的大不敬與隨意戲弄，以及明知戴著鐐銬，仍渴望著自由地思想與自由地表達的掙扎。魯迅的雜文，正是集中體現了始終沒有走出奴隸時代的魯迅的叛逆性與異質性。
4、 魯迅雜文對習慣思維的挑戰
魯迅雜文的思維方式也足非規範化的，他常遨遊在常規思維之外，另闢蹊徑，別出心裁，採取全新的思路。例如，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篇著名的學術隨筆里，當談到嵇康、阮籍，學術史、思想史上“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這個幾乎已成定論的問題時，但魯迅卻依據當時人們所謂的“崇奉禮教”，其實就是藉以自利，進而提出了另一種獨到的心理分析：真正信奉禮教的老實人對此“不平之極，無計可施，繼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於是得出了不同於前人的結論：嵇、阮之毀壞禮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潛意識裡）卻是愛之過深的表現。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大殺革命黨人，有人著文大加譴責，以為他不該“錯殺黨人”。魯迅卻提出“異議”，說“從袁世凱那方面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由此得出了一個事關重大的結論：“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魯迅雜文的這些分析、論斷，常對讀者的習慣性思維構成一種挑戰，但細加體味，卻不能不承認其內在的深刻性與說服力。由於魯迅的雜文往往具有某種實驗性與先鋒式，讀者對魯迅雜文的接受，必有一個從陌生到逐漸熟悉、以至由衷嘆服的過程。
魯迅的雜文同樣違反“常規”的聯想力或想像力。人們最感驚異的是，魯迅能夠把外觀形式上離異最遠，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聯繫的人和事物聯結在一起：他總是在“行”的巨大反差中發現“神”的相通。這在魯迅雜文里，幾乎是俯拾皆是，從而構成了魯迅雜文的基本聯想或想像模式。例如，文人雅士的小品文“遍滿小報的攤子上”，與“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塗脂抹粉，在夜裡到馬路上來”（《小品文的危機》）；“批評家”砍殺雜文的立論與孔雀翹尾巴露出的屁眼（《商賈的批評》）；失勢的黨國元老與宮女洩慾餘下的“藥渣”（《新藥》）；文壇高士的“歸隱”與官場俗子的“瞰飯之道”（《隱士》）；莊嚴的“現代史”與騙人的“變戲法”（《現代史》）等。在魯迅聯想的兩端，一端是高貴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經魯迅妙筆牽連，就達到了“神聖”（之人、之物）的“戲謔化”“高雅”的“惡俗化”，這其實揭示了更大的真實，被嘲弄者（也即自命的“高貴者”）越是不齒於此，越是仿佛被迫懾其魂一般，擺脫不掉。
魯迅聯想力或想像力對習慣思維挑戰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他對“歷史（過去）”與“現實（現在）”聯繫的獨特感受與發現。他一再談到，“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祖母的模樣就預示著那娃兒的將來。所以倘要預知令夫人日後的風姿，也只要看丈母”，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馳，獨與我們中國無關”儘管在理性層面，魯迅和他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信奉著歷史進化論，但他直接感受（感覺）到的他的心理與情感體驗到的，真正刻骨銘心的，卻是這老巾國時間的停滯，歷史的循環與過去的重來。正是這歷史的鬼魂與現實的活人的“循環疊合”才構成了魯迅雜文的另一個基本的聯想或想像模式。所以，在魯迅的雜文中，歷史上殺革命黨人的袁世凱與現實中屠戮革命青年的蔣介石之間，魏晉時代愛禮教而反禮教的嵇、阮與國民黨清黨後避而不談三民主義的孫中山的真正信徒之間，引起種種聯想是十分自然的。而當魯迅在打著“新藝術”的旗號的北京大學學生中看到了“舊道德”的重現時，他便找到了最好的雜文題材。後來，在他的筆下，不斷地出現：“新式青年與桐城謬種 ’或 ‘選學妖孽’的嘍羅”（《重三感舊》），“提倡白話”的戰士與“念出古字來嘲笑後進青年”的教授（《“感舊”以後（下）》），“洋服青年”“拜佛”這一類的意象重疊。如果說前一類“把彼此不相干的事情牽連在一起”的聯想給人以荒誕之感 ，那么，這類“新與舊、歷史與現實重合”的聯想，就讓人感到絕望。這與人們所喜好的種種樂觀主義的豪言相比，自然顯得不合時宜，也是一種不符合大多數人的信念規範的“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