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書幕府
以給日本統治階層造成衝擊的菲頓號事件為標誌, 文化年間以來英國勢力取代先前的俄國很快成為了鎖國的日本在對外關係上新的壓力。特別是文政年間以來英美捕鯨船在日本沿岸頻頻出沒和英捕鯨船的不斷滋事, 引發的外交衝突及民眾生產生活上的不便愈來愈使得日本統治階層感到不安。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 時任幕府天文方兼書物奉行高橋作左衛門( 景保) 於文政七年( 1824) 7月關於外國船的處理問題上書幕府。高橋景保( 1785-1829) 為這一時期的蘭學者, 通曉天文學、地理學、歷學, 此前曾協助過伊能忠敬的日本全國測量作, 並且能從經常與外國人接觸的部下那裡得到很多有關對外局勢的信息。高橋在上書! 中言道“不論去午年( 即文政五年) 前來浦賀, 還是當年( 即文政七年) 在常陸上岸, 都是因船中有病人而意欲求藥用之品。然而確因病人之故, 應以仁慈為懷, 如若對此不予分別而驅逐者, 當屬不仁之事。正如第二條中所言, 數十月漂泊于洋中, 不能上岸, 且只能食魚肉, 彼漁船中出現病人定為常事, 一艘都無病人實屬不能, 此事定會連續不斷。但所見之處, 實為遭遇暴風雨之狀態, 失帆破檣, 或損舵樓而成危頹之舶而不得已。即使是敵國之船, 對他們也應以仁德之心, 予以救助。歸航之時, 也應同向夷伯相送一樣, 向其授予以後不可將船寄於我國之地方的喻書, 如此這樣,吾以為儘管為窮迫之船, 實會敬服我之仁德, 且傳於其徒, 相守御喻之趣。”
高橋景保作為統治集團中身居要職的一員, 他在該上書的意見, 基本上能夠代表統治階層對這一時期英國來船的認識和應對態度。從上面的引文的開頭語中, 不難看出高橋向幕府進言的起因主要源自英國捕鯨船的屢屢侵擾帶來的不安。這一點可以清楚地表明這一時期英國捕鯨船在日本沿岸的活動確實讓固守鎖國政策的日本上層集團感到了新的外來壓力。高橋對英國船的滋事的緣由的分析, 顯得很客觀又富有人情味。上書中的言論表明他認識到文政初年以來的英美捕鯨船對日本造成的侵擾在性質上不同於過去的俄國船, 即英國來船的行徑並沒有要求與日本通商貿易那樣嚴重違反鎖國禁令的企圖, 目的只是由於自身處於困境要求得到物質幫助。這一認識足以說明此時日本統治階層中的一部分人能夠既深刻又理性地看待英美捕鯨船的行為, 同時也表明日本統治階層整體上在對待和處理侵犯鎖國原則的事件方面顯示出了日臻成熟一面。我們不妨可以將此視作判斷這一時期日本國家政權對西方勢力的壓力作出反應時的認知程度和基本態度的一個基準。
高橋在接下來的採用對策的建議中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對應的態度。那就是不能不加區分的一味驅逐, 而是要根據來船的具體情況加以區別對待。這種區別就是在對待外國船私自闖入的事件上, 首先要區分捕鯨船、商船和在海上處於困境或遭遇海難的船隻。對於後者那樣的船隻, “即使是敵國之船, 對他們也應以仁德之心, 予以救助”,即應當以“仁慈”、“仁德”待之。倘若是前者, 高橋對這類外國船隻的隨意靠岸是主張排除的。對此, 他在上書中講到“夷船一經發現, 不裝彈, 連發三發, 決不許其靠近”,主張採用威懾的方法阻止外國船靠岸, 建議在沿海要地修築炮台並用荷蘭語、英語、俄語這三種語言製作勸退的喻書發放給那些在大霧及風雨夜等惡劣天氣里企圖靠岸的外國船隻 。在上書中他還對如何減少出在日本沿岸的英國船隻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那就是委託荷蘭商館向印度加爾各答的英國商館轉達“要求他們切實迅速地告知全英吉利國的漁民們不要前往日本近海, 就頗為完備了”。為此, 還制定了長崎奉行向荷蘭商館館長轉達此意的公文書, 名為“日本國囑託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