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貢獻
高恩洪在交通總長任內，時間雖短，卻很有一些作為。彼時，“好政府主義”由蔡元培、胡適、李大釗、梁漱溟、王寵惠等一批知識界精英提出，他們聯名在1922年《努力周報》第二號發表了一篇《我們的政治主張》，認為民國政治混亂，軍人割據，國無寧日，皆因好人自命清高，不願參與政治，以致使壞人當道，因而提出由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組成“好人政府”，來澄清政治，改造社會，開出時代的新局。
高恩洪進入政府內閣，屬於占據多數的“英美派”（曾赴英國留學深造），又有吳佩孚的奧援，甫一上任，便做了兩件讓人稱道的事情。一件是廢止各鐵路貨捐，一件是取消各報館的津貼。胡適對此舉評價甚高，專門發表新聞評論，予以稱讚，又鄭重其事地將此事記入日記。他在6月22日的日記中記有：“高氏是一個很肯做事的人，此次任勞任怨，大刀闊斧地乾去，很有可佩服的地方。他這一次裁去北京報館的津貼，每月十二萬五千元———可以辦兩個北京大學了！故各報攻擊他甚力。今天閣議通過廢除鐵路的貨捐，也是一件很難得的快事。但此人似無學問。”這段日記寫於夜宴之後，最後一句也寫得饒有趣味。
高恩洪敢於任事是其優點，他的性格強悍直率，以他的工科學歷背景，與學貫中西又溫文爾雅的胡博士對談，肯定是難入門徑，也多少透露出高氏的稟賦性情。包惠僧在個人回憶錄中曾記載李大釗親口對他講的一番話：“高定庵（高恩洪）這個人是學科學的，還有書生本色，沒有時下的政客氣息。他痛恨交通系的貪贓枉法，想把交通部所屬的各個部門嚴格地整頓一下。因為沒有適當的助手，他要我在北大找幾個有為青年給他幫忙。”可見在中共建黨領袖李大釗眼裡，高恩洪是可以合作的對象。
高所辦的兩件事，可以說是去除了積弊已久的兩大痼疾。在主流知識分子看來，報館領津貼與被“收買”毫無二致，被“收買”的報館新聞立場有失公正。甚至更有極端看法：拿了津貼又做歪曲報導的報人與娼妓行為無異，是輿論界的最大污點。取消報館津貼，以保證言論的自由與公信力，這讓崇尚自由主義的胡適歡欣鼓舞，是不難理解的。
至於各鐵路貨捐所造成的與商民爭利，更為國人所詬病。高恩洪能在政府財政困窘情況下，提議廢止能帶來可觀收入的陋規，讓利於民眾，著實令人耳目一新。
與共產黨
高氏做的還遠不止這些，他還與共產黨人建立了“協作關係”，儘管雙方合作是在秘密中進行的。
高恩洪借交通部設立密查員的名義，把幾名共產黨人安插在各個鐵路路局。雙方合作直到高恩洪去職後，京漢路發生“二七”大罷工並釀成血案而終止。後來，當事者對這一合作有著不同的回憶與解釋，正說明了這段歷史具有的多維面相。
曾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回憶說：“黨通過李大釗與孫丹林、高恩洪、白堅武的私交關係，介紹張昆弟、安體誠、陳為人、何孟雄和包一宇（包惠僧）到交通部工作……高恩洪對他們的要求是調查交通系在各鐵路上的小組織和骨幹人物，以便進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鐵路上的勢力。黨的計畫則是，要在每條鐵路上有一個公職人員身份的人作掩護，來秘密進行工人的組織工作。”各有所需顯然是雙方合作的主要動因。
高恩洪的去職，是直系內部鬥爭的結果。直系取得第一次直奉戰爭勝利後，圍繞曹錕、吳佩孚兩大巨頭，形成了保定派和洛陽派。儘管吳佩孚對曹錕忠心不改，但曹吳身邊的政客幕僚為利益分配不均而撥弄是非，爭鬥不息。
1922年11月，內閣發生“羅文乾案”，高恩洪與財政總長羅文乾均有留學英國背景，在這場政爭中，高是羅文乾的堅定支持者。當月23日，曹錕發難，通電全國，電文中稱“歷數羅文乾私簽承認奧債契約罪狀，為國會聲援，務請將羅徹底查辦治罪，以為賣國者戒嚴”。原本支持羅文乾的吳佩孚，唯恐造成直系分裂，只好退讓，並於曹錕通電次日，發表聲明：“擁護黎總統，服從曹使，對羅案不再置喙。”
受此牽連，曇花一現的“好人政府”隨之倒台。延至次年1月初，高恩洪離任。
督辦生涯
高恩洪第二次登上仕途高峰，是在1924年3月出任膠澳商埠督辦。膠澳是青島的舊稱，城市工商業發達，屬“自辟商埠”，因而地位特殊。
保薦當選
1922年，中國政府收回了膠澳的主權，並成立膠澳商埠督辦公署，直屬北京政府，督辦之職，形如一方疆吏。高恩洪能得到這個令人垂涎的要職，完全靠吳佩孚的保薦。當時流傳著一個“八卦”，說吳佩孚向已當上大總統的曹錕推舉高出任此職，而高則為曹錕所痛恨之人，心中便大為不悅，叨念著吳的名字悻悻地說，你吳子玉保舉別人都可以，保舉這個人卻辦不到。吳隨即發來電報說：“我之信任高恩洪，猶如總統之信任我。”於是曹無話可說，只好發布任命書。與任職交通總長一樣，高恩洪的督辦生涯亦很短暫，以悲劇收場。
乾實事
儘管給高恩洪施展政治抱負的時間不多，但其所做的奮發有為之事，也為高恩洪贏得了身後之名。後世有人評論，說他在青島城市行政史上，是“開啟國人自我管理大門”的人物，且不說這種評價是否有溢美的成分，但看看他的種種作為，就可以判定他是一個能吏。按今天的話說，屬於“乾實事”的官員。
高恩洪上任後即減免了郊區農民的地稅，對中外企業納稅標準進行規範統一；著手清理官產、籌辦地方銀行、健全完善社會救濟機構； 興建了城市公共與基礎設施，還與美國長老會合作，建立青島市圖書館、女子中學等。最為人稱道的是創辦了私立青島大學。很難想像這一系列利民之舉，竟然是在他半年有餘的督辦任內做成的。
高恩洪赴任之時，適逢青島從日本手中收回一年有餘，日本人仍然享有種種特權。他除了加以限制之外，還敢對日本領事館的一些無理要求予以回絕。《膠澳志》 記載：“駐青日領事館索取沒收槍彈，督辦高恩洪拒絕之。日人屢犯私販軍械之禁，我國查獲日犯，均交日領事館自為處分，其贓物則由本埠官廳予以沒收，日領事館要求索還我方以違禁物品沒收充公，乃槍彈進口章程所規定，亦各國所公認，我國官廳自有處分之權，即予駁覆。”
高氏的強悍作風，不僅讓日人吃了苦頭，也讓擁有武力的地方軍隊對他退避三舍。青島大學的創辦，首先要解決校舍問題。高恩洪選定的校址是德國人占領青島時所建的俾斯麥兵營，此時兵營駐有膠防司令部，高恩洪讓其移防它處，膠防司令王翰章不允。官司打到時任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那裡，吳遂下令駐軍移駐濰縣，兵營專作創辦大學之用。高恩洪還帶頭捐款1萬元，地方士紳也紛紛解囊，籌措到了創辦大學所需的資金。同年9月，私立青島大學正式開學，校長由高恩洪兼任，青島終於有了中國人自己辦的大學。
1924年11月初，隨著北京直系政權倒台，高恩洪在青島終結了他的督辦生涯。高恩洪的晚年是在北平度過的，遠離政治，醉心於丹道，廣徵博覽道家之書，修心養性。託身紅塵，寄情世外，這種人生況味，是無奈的解脫，還是自由的超然？非親歷者不得體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