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男，1936年出生，義烏赤岸喬亭村人。義烏市第八屆政協副主席，金華市第三、四屆政協常委，浙江省第七屆人大代表。中國縣鎮經濟交流促進會理事，中國管理科學院綜合所特約研究員，金華市諮詢委委員。
1955年金華農校畢業後分配到瑞安縣農林科工作。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翌年下放瑞安、隆山畜牧場勞動。1960年右派分子摘帽後，調瑞安湖嶺農技站，目睹農民困境，開始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理論。1962年初，完成《半社會主義論》、《怎么辦》兩篇政論文章，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分兩步走的構思，指出三年經濟困難的根本系因是“左”的錯誤，竭力主張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並冒著莫大危險將文章直送黨中央。旋被指責為“浙江兩個半單幹理論家”之一而遭批判。1963年重戴右派分子帽子，遣返原籍義烏監督勞動。1979年錯劃右派分子得到改正。其事跡載入《大夢誰先覺》、《南北春秋》、《歷史不再徘徊》等20多處書刊中，並在電視政論片《父老鄉親》中播出。
80年代出任義烏市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義烏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義烏市市場研究會會長等職，致力於市場經濟與旅遊文化研究，為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擅長詩詞、書法。著有《興市邊鼓集》、《馮志來詩詞集》、《雲黃山雙林寺》。
相關採訪
大夢誰先覺？——讀馮志來《1962年的呼喊》
摘自：《南方周末》
馮志來，這個名字我是知道的，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一書中說毛主席當年指著浙江省委書記批評“浙江出了兩個半單幹理論家”。馮志來不知算一個還是半個，反正是罪惡“通天”的小人物了。但是，比起陝西省戶縣城關鎮的農民楊偉名，我對馮志來的了解和關注則要少得多。我曾滿懷崇敬地研讀過楊偉名起草並領銜上書的文本《當前形勢懷感》（又名《一葉知秋》），卻未曾讀到馮志來的“單幹理論”。
2010年11月，趁到浙江開會的機會，我先飛義烏去看這個聞名全球的小商品集散中心。金華日報社駐義烏記者蔣中意先生除了陪我看市場，還特意讓我拜訪了兩個人。一個義烏專業市場研究所執行所長許慶軍先生；另一個就是馮志來先生。
老人家出生於1936年，時年七十有五，但看上去很精神。目光清澈，應對敏捷，給人的感覺就是氣宇不凡，我腦子裡蹦出的是“睭奇磊落”四個字——古人形容高士王冕的詞語。馮志來於1979年第二次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徹底平反，旋即出任義烏市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市體改委主任，長期擔任義烏市場研究會會長，是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培育者之一，更是名震世界的義烏小商品城的發展見證人。
老人家送我兩本書和兩幅書法作品。一本是他的新著《傅大士傳》（華夏出版社，2009），寫的是南朝義烏人傅翕如何成為五百羅漢之“善慧尊者”的行跡；另一本就是本文要介紹的《1962年的呼喊：半社會主義論及其論述》。
我拿到手，相見恨晚，在從義烏到紹興的大巴上就開始讀了。這本書署名“馮志來編著”，編的部分有已故老作家高光的報告文學《大夢誰先覺》（主要記“兩個半單幹理論家”即時為溫州地區瑞安縣湖嶺區農技站畜牧獸醫員的馮志來、紹興地區新昌縣鏡嶺區專職辦社幹部陳新宇和嵊縣農技站蠶桑技術員楊木水三個為民請命的基層幹部悲壯的歷程，而以馮的故事為重），以及報告文學作家趙瑜、何建明、凌志軍關於馮志來的作品，以及時任金華市委書記的鄭尚金和雜文家牧惠、馮英子關於馮志來的評論。讀這些“外圍”文章及馮志來的本書自序《〈半社會主義論〉、〈怎么辦〉出台的前前後後》，使我們對馮志來的生平和他1962年驚天“呼喊”的背景，可以有清晰的了解。
1955年1月，馮志來從金華農校畢業後，被分配到瑞安縣農林科工作。因“家庭出身”是“地主”（儘管只有8畝田，父親以從教為生，並在任教育局長期間保護過馮雪峰等共產黨人），1956年“肅清反革命”運動時他就成了機關的陪斗對象。雖然對合作化運動違反自願互利原則等問題有腹誹，作為曾經的陪斗人1957年也沒有資格“大鳴大放”，但1958年初還是被劃為“右派”分子；隨後每月只發12元生活費安置在畜牧場監督勞動。1961年下半年摘掉“右派”帽子，調湖嶺農技站工作。經歷了慘痛的大饑荒，看到民眾、幹部開荒擴種自救和經營自留地的積極性後，他對合作化運動和人民公社“左”的做法“從半信半疑走到了非常懷疑”，勞動之餘苦讀馬恩列斯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和蘇聯革命史，完成了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的《半社會主義論》，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分兩步走的構思（實際上就是今天我們講的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個人化表述）。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大躍進”以來的失誤，為做好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統一思想認識，毛主席在會上也做了自我批評。馮志來於1962年4月下旬跑到北京，將文章分寄《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社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那個時候的信訪材料還是有人看的，兩天后國務院辦公廳秘書處來信邀他去信訪室面談（後來才知此行只是給戚本禹提供了寫批判文章立功的靶子）。從北京回來後，馮志來又炮製了更加放言無忌的《怎么辦》，指出三年經濟困難的根本原因是“左”的錯誤，竭力主張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為了引起高層重視，而以黨內著名右派分子馮雪峰侄兒的身份寄出 （大約是這個時候，他的文章，被毛指責為 “浙江兩個半單幹理論家”之一）。兩篇文章“拋”出後，這個摘帽“右派”感到在機關呆下去是等死，主動申請作為“下放幹部”回義烏老家。1962年8月獲準回鄉後，他遊走在江西、湖南等地以賣蒼蠅藥、爆米花謀生。這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上開始反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反對“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層層傳達到基層，馮志來被瑞安縣公安局逮回原單位批判，並於1963年5月由浙江省委下文重戴“右派分子”帽子，遣返原籍義烏勞動改造……
《1962年的呼喊》這本書的核心和精華部分，當然是馮志來當年寫的《半社會主義論》和《怎么辦》。它們既有歷史文獻的研究價值，也有文章文本的鑑賞價值。
對於前者來說，今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定性”已成為執政黨的綱領性提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成為長期的經濟制度。但我們要解答的主要是，馮志來等人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歷史的教訓何在？
在我看來，馮志來提出“半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並不需要多少天才，至少不需要那么下功夫研讀馬恩列斯毛——楊偉名等三個農民身份的生產隊幹部比他文化水平低，不是也提出了“社會主義初期”的理論嗎？他的理論與建議來自日常生活體驗與觀察思考。他當時不可能知道“大躍進”以來全國餓死了多少人，但身邊的鄉親情況如何他是深悉的，同時如上所述他也看到了身邊乾群開荒自救的生產積極性和經營自家小塊自留地的熱情與效果。他與楊偉名等人只是講出了廣大農民和基層幹部的心聲。當然，對“左”的路線和政策，很多幹部包括馮志來，有一個如他所說的從盲信盲從、半信半疑、非常懷疑到回歸常識理性的過程。完成這個過程只需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即遵循後來為改革開放開路的“實踐標準”。
馮志來最可寶貴的是他的良知和勇氣。以他的“地主”家庭出身、摘帽“右派”身份，若明哲保身，就該對政治是非避之惟恐不及。而他確是懷著“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心態進京上書的，行前特意拜別了老同事老朋友，回到久違的故鄉看望父老鄉親。他說國難當頭降世之時，父親名他以“志來”、字他以“鐵肩”，就是要他擔當民族興亡的；又很誠摯地表白“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只有人民的利益才是我的利益”——這話雖然樸素，很多淪落底層的人也明白這一點，但很少有人甘願當出頭的椽子。
與馮志來的“半社會主義理論”及包產到戶對策形成對照，我們必須正視、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以毛澤東的雄才大略，何以反不如馮志來們有洞見呢？
極左的路線政策，原其初衷無疑是好的。毛澤東說自己最大的夢想，是“把中國變成一個偉大、強盛、繁榮、高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不可謂不真誠。“三年困難”後經濟形勢一旦好轉，就重彈“階級鬥爭為綱”老調，反資本主義復辟，其中有對個人政治權力與名望的高度敏感，有政治上的好大喜功，有“馬上治天下”搞民眾運動的路徑依賴，但都不是主要原因（貫徹民主集中制、遵守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本就是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講話的主調）。
那么，主要的教訓是什麼呢？我想有三點不可忽視：
一、從政治哲學方面講，對“人性”缺乏認知，陷入了“改造人性”培養“大公無私”新人的偉大夢幻之中。毛澤東始終認為小生產者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是社會主義的大敵，應當遏制乃至消滅，所以，他告誡全黨“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三年困難時期”他默許搞“三自一包”，那是萬不得已的退讓。他相信人是可以做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途徑就是“鬥私批修”改造思想，怎么能夠容忍建立在“經濟人”自利假設上的市場經濟制度呢？
二、從政治倫理上講，他將“國家利益”絕對置於個人權利之上，缺乏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的現代思維，而打江山年代“要奮鬥就會有犧牲”的心態要改弦易轍也難。
第三就是在決策制度上，缺乏真正的民主機制來尊重民眾的意願和首創精神，難以祛除領導人“致命的自負”。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民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這樣的語錄我們在“文革”中背得滾瓜爛熟，卻同時要捍衛偉大領袖的絕對權威。鄧小平後來講“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82頁），又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38頁）。他舉的關於尊重民眾首創精神的這兩個例子，與馮志來的建言與義烏的發展有關。可是，在“一句頂萬句”、領袖意志壓倒一切的時代，人民民眾這樣的首創是不可能不受打壓的。
重讀馮志來49年前寫就的《半社會主義論》、《怎么辦》，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其思辯的深刻。比如，作者視野開闊，把我國的紡織工業與印度比較，以說明現階段中國的生產力性質，用數據證明中國的農業集體化比蘇聯更激進更冒進；比如，堅持強調生產力標準；比如，有些段落今天讀來好像是針對“新左派”美化“大躍進”的反駁。但是，我更欣賞的是其文本價值：當仁不讓，大氣磅礴，公民精神隱然挺立。
與彭德懷的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的萬言書，以及楊偉名等人的《當前形勢懷感》進行比較，馮志來的《半社會主義論》與《怎么辦》絕無吞吞吞吐吐、欲說還休，而像孫子兵法說的“正正之旗”，“堂堂之陣”，前篇旗幟鮮明，後篇直截了當。請讀前文的小標題：一、什麼是我們眼前的出路；二、先來溫習一下馬列主義的一些基本常識；三、現階段中國生產力的性質；四、中國必須通過半社會主義才能進入社會主義；五、結束語。哪一條都是直抒己見，充滿自信，決無“小人物”的自卑感和猥瑣之態。
作者第一節引用了毛主席語錄：“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而結束語則正氣凜然地說：“口口聲聲講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口口聲聲講民眾路線的同志，不應該忘記世界上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文中更不假辭色地說：“有的同志還有一種論調，認為當前人民公社是最完備的形式……這真是荒唐透頂。”然而，馮志來並不是直言切諫的忠臣，他不是“肉食者”，甚至不屬毛澤東提倡的進言“五不怕”對象，因為他沒有黨籍可以開除。他就是一個共和國的公民，他認定自己有權利這樣講話。——這是他最了不起的，現代公民意識形諸筆墨的現代文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