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世之作
《胡不歸》《情僧偷到瀟湘館》
成名年月
1932年左右
終年及歲數
1961年約54歲
個人經歷
馮志芬的輩份自然先於唐滌生。馮煊赫之時，唐還在伏案抄曲。而所抄的曲恰恰是馮的大作，如《胡不歸》、《西施》之類。也有少量是南海十三郎的《女兒香》等舊作。如果僅“論資排輩”論定英雄，就失諸偏頗了，儘管唐某確受影響於馮某與十三郎，但從粵劇史觀照，則粵劇自農村進入城市後。一個“重文輕俚”的編劇派別隨著湧現。其開山祖，就是馮某與十三。而唐則是皈依這一派別 而已。然而按近的“行情”，後起的唐，其名氣似已邁乎兩位“開山祖”。是不是後起已超越前人呢？後來也並不然。只因香港經歷粵劇中衰，亟圖興復，開始逐漸擺正粵劇劇作家的位置，於是“得運”的，不消說是屬於後來的人啦！
馮志芬從一個教書先生變為一個“開戲師爺”，每自慚形穢。唐滌生從一個 抄曲者變為一個編劇家、出入劇場、片場，處處流露光榮感。馮又慣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待人接物，有某鴻儒震驚馮劇作中的詞曲而要認識馮。問馮未寫劇本前所乾何業？馮竟答曰：“喃嘸佬”！再者馮沉迷黑籍，與唐雄姿英發，判若雲泥。又因唐少年時浪跡上海，形成其“海派”作風。流連於所謂上流社會交際場中，與大老倌、大商家一起揮霍，一擲千金無所吝嗇。這些豪舉是猥瑣的馮所不能望其項背。社交也幫助著唐的知名度和編劇市道。
其實，從“運氣”言，二君也很為“走運”。馮志芬雖不怎樣識得使用曲牌，但卻遇著薛覺先。薛對馮說：“你怎樣寫，我就能怎樣唱”。馮所識的僅是詩和詞的格律，就將詞的長短句泡製曲詞。“三、三、七、七、七、七、”的句格，薛就唱成長句滾花；“四、四、七、七、七、七”的句格，就唱成“長句二黃”。不識曲牌反而創造了曲牌，後之學者，包括唐也循此格而填上詞句。這樣的“格”，至今還有生命力。而唐滌生晚年與任劍輝、白雪仙結成“鐵三角”組成“仙鳳鳴”劇團，可任意馳騁，還一連爆出《帝女花》、《紫釵記》、《再世紅梅記》三部傳世之作，傳演至今。馮與唐雖同是鴻運當頭，但也還有“有幸與不幸”之別。馮與薛覺先合作，薛的名望太大了，馮的勞績，有時也被人們記在薛的帳內。象《王昭君》一劇，在“昭君投崖”時，有一段寧死不屈的“口白”，劇評家與粵劇史家無不異口同聲指此乃薛氏親筆加了上去的傑作。然而，我們只要看到這段“口白”中的“野哭蒼生”的句子，就非常容易認出那是馮氏的筆法來！至於唐，因合作者是任與白，編的與演的，名望相等。劇本如有成就，只合
唐君“板權所有”了！
馮與唐一為編劇，便成忙人。天天都被人家追索劇本。馮曾同時任“覺先聲”與“錦添花”的開戲師爺。省港班有例：每一星期，必須推出新戲一本。那么馮每年要編百本以上。唐的年產量恐亦不少。唐多在西方電影取材應急；馮則在“筆記小記”中竊取橋段和情節；總之，彼此“作”的都是“急就章”！如果用中國象棋分“開局”、“中局”、“殘局”來比喻，二君所編劇的作，則馮的“開局”，往往失於平鋪直敘；唐則反是。“中局”彼此都豁其全力。至於“殘局”唐則似難以為繼，馮則尚可。說到兩家所撰詞曲，儘管彼此都非常講究尖、沉 、平、仄、絕少見有拗救的句子。但馮似略勝於唐。若以撰寫“白欖”來說，唐則更難比擬。馮泡製的“白欖”，簡直像一首五言的古體詩。又馮之所長恰是唐之所短；而唐的怪招恰又是馮所不具備。如文學修養，馮遠勝於唐，但離奇古怪至《韓信—怒斬虞姬》、《艷麗海棠迎新歲》（使得芳艷芬、羅麗娟、李海泉、陳錦棠、黃千歲五大台柱同擔戲匭），馮則應“甘拜下風”了！很難解釋兩位填詞高手，時不時爆出不通的句子來。
廣州解放了，馮、唐二君，雖一在穗、一在港。但先後都有過“覺今是而昨非”的思想轉變。唐看到廣州解放後的劇作，多在中國古典文學、古典戲曲取材。於是棄西方電影而改弦更張。又自知文學修養不濟，乃閉戶讀書，然後進行古典戲曲的改編，遂爆出了《帝女花》等作品。馮志芬則覺得自己過去的詞典，都是些“浮華詞藻”宣言今後要致力“白描”！
“千古文章未盡才”，可惜唐、馮二君都先後早逝。或許兩不早逝，當更有名劇、佳句面世。不過，唐身後備受榮褒，至今未已。而馮呢？身後極為寂寞！聽說劇協廣東分會主席李門同志，有動議：粵劇編劇界應開個會來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