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思想
正文
馬克思主義關於解決社會問題、改造和管理社會等方面的理論、觀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沒有從專業的意義上使用過社會工作這個概念，但是，在他們關於解決社會弊端、解放勞苦大眾、改造社會的巨觀構想，以及廣泛、系統的革命實踐活動中，包含著一種新型的實際的社會工作思想。它對社會工作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和建設理論及社會工作實踐，從多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工作思想，具有時代的特色，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工作專業學科的寶貴財富。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工作思想 K.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的《論離婚法草案》(1842)等文章中，揭露了當時存在的許多尖銳的社會問題，如離婚法問題、摩塞爾農民的貧困問題等等。他不滿足於對封建專制制度做點滴的修補，而是要求從根本上廢除它。F.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1872～1873)是論述社會矛盾和社會工作關係的典範著作。他認為從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時期住宅缺乏的社會現象，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像“慢性病”那樣長期存在著。他批評了解決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慈善主義觀點和資產階級慈善家的種種方案，認為那只是對資本家的社會進行“單純的社會補綴”。他指出,解決住宅缺乏現象只有一個辦法,即消滅統治階級對勞動階級的一切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有關社會福利的措施，就會象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占據住宅那樣容易實現。
馬克思、恩格斯對資產階級慈善事業家的政治主張持嚴厲的批評態度，指責那些信奉各種空想學說的分子和各種“社會庸醫”，想用各種萬應靈丹和各種補綴辦法來消除社會弊病，毫不傷及資本和利潤，實質上是一種挽救資本主義社會的補救工作。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一書中,根據可靠的材料,描述了英國工人階級的貧困生活，對資產階級創辦慈善事業的動機進行了揭露。他指出，“有教養的英國人”用偽善的假面具把自己遮蓋起來，這就是各種各樣的慈善機關；他們吸乾了無產者最後的一滴血，然後再對他們施以小恩小惠，並在世人面前擺出一副人類恩人的姿態；這種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掃地；英國資產階級“行善”的目的是打算把自己的施捨看作一筆買賣。恩格斯引證帕金遜主教的話說：窮人從他們的窮兄弟那裡得到的幫助，比從資產階級那裡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樸的無產階級深知飢餓的苦楚，所以雖然自己不夠吃，還是樂於捨己救人。他們這種援助的意義與窮奢極欲的資產者所扔出來的那些布施迥然不同。從解決社會問題的目的出發，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勞動人民民眾的互助互濟、國家財政承擔救濟福利工作給予了肯定。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1891）中認為，社會總產品在個人分配之前除扣除和生產沒有關係的一切管理費用之外，還應該扣除學校和保健設施，以及為喪失勞動能力者等設立的基金即“現在屬於所謂官辦濟貧事業的部分”。在這裡馬克思從理論上肯定了濟貧事業作為國民支出一部分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恩格斯對空想社會主義者R.歐文、C.H.de聖西門、C.傅立葉等人的社會福利思想也進行了分析批判。在18世紀，歐文、傅立葉和聖西門對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種種弊端和驚人的社會惡果深為憂慮，試圖通過興辦社會福利等一系列革新來構造一幅未來世界的美好藍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1878)、《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等著作中認為，教會的慈善事業對當時社會中的貧富對立起到了一定的緩和作用，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生產和社會福利這兩個槓桿不能結合起來。他引用傅立葉的話說，生產和一切財富包括待僱工人的“過剩”才是資本主義貧困和匱乏的源泉。他還指出，歐文、傅立葉、聖西門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的辦法是“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係中”，他們的種種改造社會的構想只是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的，只能稱為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在聖西門那裡除無產階級的傾向外，資產階級傾向還有一定影響；歐文關於改造社會的方法、規約的各種細節，一切都做得非常內行，但當他還只是一個慈善家的時候，他獲得的只是財富、讚揚、名望和榮譽；實際上他們是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者。
列寧的社會工作思想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特別是在蘇聯擊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干涉,開始進入經濟恢復和建設的新時期後，列寧提出了一系列有關社會工作的新思想。他主張採取切實的步驟改善工人、農民的物質生活狀況，使人民享受更多文化和美術方面的福利和獎賞。在《偉大的創舉》(1919)中，他盛讚“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具有極大的意義，是一種無產階級的工作；鼓勵人們用革命精神尋找新的方法從事工作;共產黨員要去做那些不計報酬的額外工作,要“少唱些政治高調,多注意些極平凡的但是生動的、來自生活的、被生活檢驗過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要把婦女從瑣碎的家庭事務中解放出來,要關心公共食堂、託兒所和幼稚園這些共產主義幼芽。1920年在《青年團的任務》一文中，他提出共產主義青年團要在農村或自己的街道上幫助做些像衛生工作和分配食物這樣的工作。關心老人、病人、受奴役的婦女,“經常到各家各戶去,有組織地為全社會的利益而工作”。他認為這種工作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性質，應該受到人們的普遍尊敬。
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列寧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批評資產階級慈善事業並指出它的虛偽性。他認為，只有滿懷小資產階級幻想的人才夢想用慈善機關做榜樣來“糾正”資本主義。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的新思想，為社會主義的社會福利事業、社會保險事業等社會工作開拓了新的途徑。1912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全國會議上，他在談到沙皇杜馬議會中對國家保險法應該採取的基本原則時指出，僱傭工人以工資形式取得的那一部分自己創造的財富非常之少，因此對工人實行保險完全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整個進程所決定的改革。他深刻地指出，只有徹底推翻沙皇制度，爭得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自由地位之後，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保險改革。
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工作思想 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瞿秋白等對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的設施情況的介紹，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國民黨統治區，革命志士利用各種機會,以社會工作的形式救助處於社會最低層的貧民。在革命根據地和建立民主政府的地區，由於軍事和政治鬥爭的需要，更為重視發動民眾和依靠民眾來進行社會工作。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了關心民眾生活的主張。1934年他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指出，一切民眾的實際生活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等,都是應當注意的問題。中國共產黨要成為民眾生活的組織者，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毛澤東多次強調要關心民眾的疾苦，為民眾謀利益，解決民眾生產和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在歷次國內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都十分重視擁軍優屬、烈士褒揚等工作。毛澤東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把救濟難民和救濟災荒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一文中指出，各解放區還有許多災民、難民、失業者和半失業者急待救濟，此問題解決的好壞，對各方面影響甚大。救濟之法，除政府所設各項辦法外，主要應依靠民眾互助去解決。社會互助救濟、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已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工作的重要特色。
70年代末以來，馬克思主義社會工作思想在中國得到進一步發展。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提出了改革舊的福利制度，推進公共福利事業的社會化，建立新的社會服務體系，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形成社會生活新規範等一系列任務，為改革時期社會主義的社會工作開拓了新的前景。在新的社會工作方針指引下，充分發揮民眾團體和基層民眾性自治組織的作用，逐步做到民眾的事情由民眾自己依法去辦，形成政府、社會集體、家庭個人相結合地開展社會工作的體制，推進公共福利社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