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鑫賢

饒先生曾任中國法律史學會秘書長和副會長，並任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會會長多年，對該學科的創立和全面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尤其是先生的晚年，一直關注法律思想史的研究進展，不時提醒學界注意研究領域和重點的把握。 展望21世紀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的前景，緬懷饒先生的道德風範，與會的青年學者們表示，今天可以告慰饒先生的是———我們正在做真正的學者，正在做真正的學術。

饒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教近50年，相繼擔任法律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先後主講中國刑法、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和中國政治法律思想史等課程，但主要精力集中於中國法律思想史的教學和研究，是北京大學法律系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的創立者和開拓者之一，並擔任該學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和博士研究生導師，培養了20多名碩士、博士和國內外訪問學者。曾與張國華先生合作主編《中國法律思想史綱》（上下），並參編或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法學辭典》、《中國法律思想通史》、《北京大學法學百科全書·中國法律思想史分卷》等書，著有《中國法律思想史論稿》。饒先生曾任中國法律史學會秘書長和副會長，並任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會會長多年，對該學科的創立和全面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初獲得國務院頒發“有突出貢獻”專家證書，一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饒鑫賢教授是北京大學法律系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的創立者和開拓者之一，並擔任該學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和博士研究生導師，培養了30多名碩士、博士和國內外訪問學者，曾與張國華先生合作主編《中國法律思想史綱》（上下卷）、《中國法律思想通史》、《北京大學法學百科全書·中國法律思想史分卷》，著有《中國法律思想史論稿》。饒先生治法律思想史，多有創發。他依據歷史資料，進行科學分析，形成自己的學術見解。尤其是先生的晚年，一直關注法律思想史的研究進展，不時提醒學界注意研究領域和重點的把握。
說起饒先生的道德風範，參會的弟子們無不為之動容。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說：“作為饒先生的學生，我更多地理解了作為學者的意味———饒先生開的法律思想史課在當時不是法學的熱門，也很不‘實用’，但為什麼堂堂座無虛席，很少有學生逃課？因為他能夠用知識的力量吸引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楊一凡研究員感慨道：“今天在媒體上被曝光的學者，有剽竊的，有騙錢的，有嫖娼的……真正的學者形象什麼樣？———饒先生才是真正的學者。記得當年為了幫助我的課題研究，饒先生等3位老師毫不猶豫地拿出自己的課題費……”據學生們回憶，饒先生對不同的學術觀點，甚至與他直接對立的見解，只要言之有據，且能自圓其說，饒先生照舊欣賞有加。對待學術分歧，心態十分平和；只作學術爭辯，從不人身貶低。先生是燕園有名的書法家，凡有人攜著作求字，他總是欣然提筆，鳳舞書名。先生為他人題字，從不按時下的所謂“規矩”，收取什麼“筆資”。
20世紀80年代初期，社會科學百廢待興，學術園地一片荒蕪，饒先生率先開課、著書、招研究生；法律史研究初具規模，他又率先發起、組織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會，團結同仁，提掖後學，開展學術活動，編輯出版論叢；在套用學科炙手可熱，歷史學科日漸冷落，青年學人“勝利大逃亡”之際，先生處變不驚。他說，學術不如技術、權術那樣實惠，法律史不是“顯學”，人員分化是必然的。只有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學者才能從事法律史研究。鑽研學問對一般人來說是“苦差事”，而對學問感興趣的人卻能體會到“苦”中之樂！
展望21世紀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的前景，緬懷饒先生的道德風範，與會的青年學者們表示，今天可以告慰饒先生的是———我們正在做真正的學者，正在做真正的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