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有別
來自瑞典研究機構的數據表示，雀巢等品牌生產的部分嬰兒食品含有砷、鉛等毒重金屬，存在安全隱患。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隨後通報，這些品牌在華產品檢出的砷、鉛等重金屬，均未超出中國標準。內外有別的標準，一直以來都是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困惑之一。近年來接連出現一些跨國公司的產品在海外被發現存在安全隱患，但跨國公司隨後都聲明其在華產品“安全”、符合中國標準。
2010年麥當勞的麥樂雞在美國被發現含有兩種化學成分，“聚二甲基矽氧烷”和“特丁基對苯二酚”，而麥當勞中國公司對此回應稱，這兩種物質含量均符合現行中國食品添加劑使用衛生標準。
上海奶業行業協會副秘書長曹明是表示，我國對乳品和其他食品行業的檢測標準，的確存在與國際上已開發國家標準不同、部分指標低於其他國家的情況。
以原料奶為例，我國標準規定每毫升細菌含量不得超過200萬個，但這一標準在國際上得不到承認；再如，國際標準中有奶牛“體細胞”的檢測項目，這是判斷牛是否健康的重要標準，而我國卻沒有相關規定。
食品安全無小事數據顯示，多年以來我國食品出口合格率均保持在99．8％以上，而內銷食品在“多年整頓”的背景下，合格率卻只有90％左右。雖然只有九個百分點的差距，但卻暴露出食品安全標準“內外有別”的尷尬。
一方面，我國的食品需要“摸高”才能進入國外市場，導致“一流產品出口、二流產品內銷”。
另一方面，在寬泛標準產生的“窪地”效應下，一些在國外被認定為“不合格”的洋食品，能堂而皇之地進入我國市場。有些產品在國外被查出安全問題後，面對中國公眾的質疑，卻因中國的低標準而常“傲慢無禮”。
差異背後
標準不同存在多個原因。曹明是說，對於某些國家而言，食品安全的標準猶如“技術壁壘”，是保護自己國家產業的“利器”。“歐盟幾乎是國際上公認對食品安全要求最嚴格的地區，我國企業生產的乳製品很難進入歐盟、美國等標準嚴格的市場。”
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是，頻繁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背後，屢屢暴露出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存在標準質量不高、滯後的問題。
我國的標準化法1989年開始實施，形勢早已發生變化，標準化法修訂工作開展近十年，目前新法仍未出台。《標準化法實施條例》也明確規定：標準實施後，制定標準的部門應當根據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經濟建設的需要適時進行複審。標準複審周期一般不超過五年。
“遺憾的是，有些標準長期‘原地踏步’，甚至二三十年不變，不但給一些造假企業鑽漏子提供了可能，也影響到人民民眾的切身利益甚至國家形象。”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團長邱寶昌如是說。
2011年4月13日 超市“染色”饅頭事件再敲食品安全警鐘 。“用色素化妝的饅頭，居然能夠堂而皇之擺上大超市的貨架”，“‘健美’豬肉、‘回爐’板鴨、‘染色’饅頭，還有多少問題食品隱藏在我們身邊”……上海多家超市銷售違法使用色素的饅頭產品被媒體曝光後，迅速引起公眾的質疑。食品安全領域為何頻頻拉響警報，企業的道德底線和政府的監管力度都成為拷問的對象。國家權威部門也坦陳，雖然我國已經制訂了不少食品、食品添加劑的產品標準或者檢測標準，但是對於一些比較敏感、關注度高的標準制定工作還不能完善適應監管工作的需要。
標準滯後的“差距”可見一斑：我國允許的“農殘”量要比歐盟和美國高出數倍；植物奶油被曝光有危害，但我國沒有強制性的限量標準；“蜂膠造假”事件中造假者在樹膠里添加蘆丁、槲皮素等黃酮類物質，人為提高了總黃酮含量，反而“符合”了蜂膠國家標準……
國內食品標準緣何偏低？不可否認，與我國現階段的發展水平相適應，標準也有一個逐步健全和提高的過程。但某些領域的標準過低甚至是空白，給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
“標準之爭就是利益之爭。”邱寶昌說，往往標準低一點，就有大量企業被放進去，而標準一高，一些生產能力落後的企業就會被淘汰出局。而我們的某些標準恰恰是遷就了一些落後企業，質量不高。
邱寶昌解釋說，我國共有幾萬個標準，當時制定的標準普遍較低。另一方面，制定一個標準，需要大量的數據收集及論證，費用較高，而國家對此補助有限，不少花費往往是企業贊助，一是“更新”慢，二是摻雜了企業的“意志”，有些企業就成了低標準的受益者。
與之相應，已開發國家的食品標準往往處於“動態”更新中，政府監管部門、第三方研究機構和企業之間有較好的聯動機制。“英國、德國等國都有相應的獨立研究機構，經常能早於政府部門發現一些食品安全風險，並提出獨立的研究報告。食品標準並非一訂了之，也要不斷更新進步。”上海市食品研究所總工程師馬志英說。
亡羊補牢
在經濟社會日新月異的今天，仍然固守落後的標準，無異於“刻舟求劍”。與造假技術的花樣不斷翻新相比，某些領域的標準滯後，也造成監管乏力，讓不法分子鑽了空子。
針對我國食品標準體系存在的種種不足，2010年以來，相關部門已經啟動了清理工作。但是，整個標準體系的徹底清理整合，以及基礎標準修訂等工作難以在短期內完成。
如何健全和提高我國食品標準？在邱寶昌看來，當務之急是“標準的制定應該去掉企業的聲音”，由國家層面組織有公信力的業界專家等參與，過程要公開透明。
“既然是食品安全標準，就不能‘內外有別’，應向國際標準看齊，在可能的情況下要從嚴。”邱寶昌說，提高標準，既是對人民民眾的生命健康負責，也是我國參與世界經濟分工的需要。
曹明是表示，上海已嘗試在乳業方面制定高於國家標準的地方標準，試點後效果比較好，一些標準已經向國標過渡。例如，“冰點”標準就被納入了國家標準中，牛奶和礦泉水冰點不同，監控冰點可以判別牛奶中是否摻水，進而推斷出是否加入了需要用水稀釋的化學用劑。
食品標準的提高，還應改變令出多門、不統一的問題。馬志英分析說，我國現行的食品標準體系由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企業標準四部分構成，數量眾多，經常出現交叉重疊、相互衝突等問題，令執法部門和企業無所適從。
標準的提高還應發揮第三方機構的預警作用。專家建議政府建立激勵機制，與第三方機構及企業間形成風險預警網路，構築聯動機制，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掌握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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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食品標準，是民眾訴求，也是科學發展的要求。
在瘦肉精、染色饅頭等讓國人很受傷的時刻，食品標準內外有別現象再讓國人傷感。
新近發生的“雀巢嬰幼兒米粉事件”，讓國內外食品標準再次同台對擂。國外認為存在安全隱患、國內回應稱未超國家標準，再顯外高內低的窘迫局面。
一方面，“一流產品出口、二流產品內銷”。另一方面，多年來我國食品出口合格率均保持在99.8%以上，內銷食品合格率在90%左右，如此“內外有別”，讓人目瞪口呆。
一些民眾譏諷，這是因為中國人不惜命，自我要求不高，合該被如此慢待低視。遺憾的是，這種語帶悲愴的自我調侃，似乎喚不出食品行業的徹底整頓、重新洗牌、重砌門檻。
生而有命，豈不惜命自尊？事實上，國人一再用實際行動回答了這個命題。
為什麼三鹿奶粉因三聚氰胺倒掉，雙匯因瘦肉精重挫？就是因為監管不力，失之於寬，不以重懲，消費者只好用不購買來懲罰。事實上，消費者的懲罰是嚴厲的，往往會殃及整個行業。然而，消費者的嚴懲，未能換來監管嚴懲的責任自省。
為什麼國人要到境外買國貨、掃洋奶粉？因為標準內外有別，監管也內外有別。國外食品標準高，出口產品質量有保證，是真貨不是假貨。一些國貨在國內已失信於民，卻仍換不來信用堤壩的高築。
在國內產銷的商品，監管不力、標準不高，就像兩根刺，深深嵌在國人心頭。外銷的商品，監管有效、標準看齊，就像兩根刺背後有兩隻手，摁著它往心裡鑽。
不能再這樣傷害國人了，再三傷害會失了人心。不能再搞食品雙重標準了，那樣只會失去民眾的基本信任。這是在食品監管、食品標準問題上最基本的道理，其他屁股決定腦袋的小道理、歪道理都要服從於這個道理。
在食品安全問題上，小道理、歪道理不少。比如，要考慮我們的實際情況，食品標準提高，與國際看齊，意味著成本上升、價格提高，老百姓就消費不起了，受傷的還是百姓。比如說，把標準提高，一些產能落後的企業就會被淘汰出局，這會帶來大量失業，傷了經濟的元氣。
這些道理聽起來順耳，好像還是在為百姓著想，實際是在保護落後產能，縱容傷害百姓利益。提高食品標準，是民眾訴求，也是科學發展的要求。轉變發展方式，淘汰落後產能，使技術轉型升級，價格反會下降。早轉型主動，晚轉型被動，經濟會受更大傷害。出口食品監管嚴，原是怕有損國家形象，有礙市場發展。內銷食品監管松，國家形象就不受損嗎？問題食品就不愁沒人買嗎？
只有真正把百姓生命健康、公共利益、國家大計同等考慮了，才可能有強化監管、看齊標準的決心，食品安全問題對國人心靈的傷害才可能消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