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他的表演風格鮮明：激情、生動、準確，從塑造人物出發、從展示人物內心世界出發。
人物生涯
靳萬春的藝術魅力在於演什麼，像什麼，絕不重複自己，也絕不重複別人。傳統戲如飾趙雲、張生、況鍾、包公；現代戲如飾沈養齋、鄭老萬、焦裕祿、李玉和等角色，無不栩栩如生，光彩照人。即使演相同身份的角色，在舞台上的表現也絕不相同。例如《迎春花》中的老貧農和《紅石鐘聲》中的老貧農無論是外在或是內在，在觀眾心目中是不會混淆的。靳萬春在表演中十分注重細節的描寫。宜昌市京劇團的《三打祝家莊》是久演不衰的保留劇目。他在劇中前演鍾離漢，後演樂和。在石秀探莊一折中，鍾離漢與石秀有一場精彩的對手戲：出於善良，鍾離漢為喬裝迷路的樵夫石秀指路救其性命，道出楊柳樹的識別標識，靳萬春以髯口、水袖、身段的嫻熟組合，為觀眾表演了一段飄逸、優美的戲曲舞蹈；接著，愛管閒事的鐘離漢又拉著石秀的扁擔一定要為其帶路，爭執中，石秀從扁擔中抽出長槍，一段利索的槍花之後，石秀辭謝鍾離漢匆匆下場。發現石秀是梁山好漢，鍾離漢由驚愕、讚嘆到欣喜，瞬間的細節刻劃，靳萬春表演得絲絲入扣：始而目瞪口呆、瞠目結舌，舞台造型為靜止、停頓，繼而望著石秀遠去的背影，情不自禁地模仿英雄的好武藝：揚起扁擔耍段漂亮的槍花；興致盎然，不當心閃了腰，一個趔蹶，復還原龍鍾老態，興高采烈下場去了。短短几分鐘的戲，演得大開大闔、起伏迭宕，把一個善良、嘮叨、豁達的老人刻劃得入木三分。觀眾說，靳萬春出場就有戲，無論是主演還是配演，抑或僅僅一個龍套，他都能演得不同尋常。《紅燈記》中，他曾飾演日軍伍長，第一場搶救交通員。一開幕，他率日兵巡邏，從上場門到下場門，僅僅是過場戲，交代時代背景，他也不輕易放過。巡邏中，他拿起手電，一束強光對著觀眾廳從下場方向，晃至上場方向，表現其忠於職守；發現掉隊已遠，生怕遭受伏擊連忙匆匆趕去跟上同夥，表現其外強中乾。每每至此，觀眾都會會心一笑。他在《紅燈記》中演李玉和，在痛說革命家史一場，當李奶奶告訴李玉和“門外有狗”的時候，靳萬春轉身、察看、關門、轉回、思索、亮相。在短短的一個瞬間，把人物的震驚、判斷、鎮定、決斷、冷靜複雜情感表達得層次分明。通過面部、眼睛、身段的表演，把白色恐怖來臨下的緊張氣氛一下推向高潮。在四擊頭鼓點中亮相時，靳萬春還別出心裁的有個左手腕抖動圍巾穗花兒的設計，從外部造型上給人以臨危不懼的美。
他武戲的代表作有《長坂坡》、《挑滑車》等，文戲代表作有《四郎探母》、《群英會》等，小生戲代表作有《白門樓》、《黃鶴樓》等，花臉戲代表作有《包公案》全本等，他還有紅生戲《古城會》、反串《貴妃醉酒》的旦角等。他的武生戲《挑滑車》，扎長靠，全身披掛，不僅武功絕，唱功也非常出色，滿宮滿調。這齣戲對演員的技藝要求高，翻、騰、挪、越，槍花靠旗，邊舞邊唱，靳萬春充分發揮其大武生魅力：沖、帥、快。
在談及藝術生涯時，靳萬春對與程硯秋先生的合作演出記憶猶新。1951年春上，程硯秋先生攜劇團溯江而上去重慶，夜泊宜昌。宜昌市的解蒞民市長也是戲迷，和靳萬春等社會名流上船誠邀程硯秋先生在宜昌公演，程硯秋先生感於宜昌黨政領導和觀眾盛情，答應在宜昌演出四場。於是有了解放以來，宜昌城的第一場文化盛事。那些天，樂安戲園子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中。平常，宜昌市京劇團的演出票價是，甲票三角，乙票二角，丙票一角；程硯秋先生掛牌後，票價分別是四塊、三塊、二塊（均合新幣制折算）。那時的四塊錢是值錢的，差不多是一個家庭一月的菜金。因為就業率低，許多家庭拿不出買票的錢，好多戲迷典當了衣物，買戲票進園子過癮。1400座的樂安戲園場場爆滿，座無虛席，還加售站票。程硯秋先生在宜昌主演了程派的代表劇目：《鎖麟囊》、《荒山淚》、《王寶釧》、《汾河灣》，大受歡迎。那些天，宜昌城街談巷議程硯秋。程硯秋邀請宜昌市京劇團部分演員聯合演出，靳萬春更是以其精湛表演，分別為程硯秋先生配演了周廷訓、薛平貴等角色。程硯秋先生很滿意這位年輕英俊而又才華橫溢的演員同自己的合作。湊巧，靳萬春的夫人、宜昌市京劇團的青衣演員謝麗娟也應邀同台演出，在《鎖麟囊》中飾演小孩兒，夫妻雙雙與程硯秋聯袂演出，一時傳為佳話。在宜昌演出的4場戲，從賣票收入中，每場提取800元給程硯秋劇團的演職員，剩下的全歸宜昌市京劇團，這可是宜昌市京劇團票房莫大的豐收，而程硯秋先生自己則分文不取。前輩藝術家的藝德，給靳萬春留下深刻印象。
靳萬春不僅是個好演員，而且是個好團長。50多年來，宜昌市京劇團經歷了私營、民營、民辦公助、全民所有等體制變更的歷程。1952年，宜昌市京劇團民主選舉團長，靳萬春票數最高當選。他擔任這一職務直到退休。文革中的短暫時間他曾靠邊，恢復工作後又實際主持全團的藝術生產工作。他是宜昌市京劇團任職時間最長的團長，也是口碑最好、最孚眾望的團長。在他任職期間，帶領全團鑄造了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的宜昌市京劇團，稱得上群星璀璨，聲名遠播。生、旦、淨、醜陣容齊整。從當年劇團的保留劇目《三打祝家莊》的陣容，不難窺見昔日雄風——靳萬春前飾鍾離漢後飾樂和，趙畹華飾顧大嫂，俞黑豹飾楊林，孫信明飾花榮，蘇信忠飾林沖，李信義飾石秀，常嘯波飾祝小三，張生飾祝太公，柳恆祥飾祝龍，楊德才飾祝虎，張洪順飾祝彪，張硯華飾扈三娘，陳洪喜飾扈成，潘信勇飾李逵，張信祥飾二混子，俞小林飾祝小五，李曉良飾宋江。這樣嚴整的陣容，無論在重慶，在南昌，在武漢都是叫座又叫好的打炮戲，令人耳目一新、為之一振。然後緊接登場的是琴麗芳領銜主演的《戰金山》、《紅娘》、《霍小玉》等；靳萬春主演的《廣太莊》、《寫狀》、《十五貫》等；趙畹華主演的《玉堂春》、《鳳還巢》等；姚鳳石主演的《借東風》、《徐策跑城》等；張生的《濟公》、《蔣乾盜書》等；常嘯波主演的《古城會》、《水淹七軍》等。此外，孫信明的猴戲、潘信勇的花臉、張信祥的武丑、俞小林的文丑、蘇信忠的長靠武生，斑斕錦繡，令人目不暇接。還有編導張信祥、陳沫潮，琴師徐鵬飛、郭萬才，大鑼師傅姜華亭等，都是十分了得的人物。觀眾評說，宜昌市京劇團的優勢是打團體比賽，雖然沒有在全國大紅大紫的角兒，但整體陣容在任何城市都令人刮目相看。行話說，“一棵菜”。各個行當都拿得出手，而且讓人挑不出毛病，讓人服氣。這是多年來，宜昌市京劇團招賢納能、積蓄人才的結果，也是和團長靳萬春高風亮節、禮賢下士的個性魅力分不開的。尤其在對待名、利二字上，身處名利場的他卻一直保持難能可貴的清醒和謙遜。
20世紀50年代初起，自負盈虧的宜昌市京劇團的演職員工的工資標準實行民主評定，既沒有團長的一言堂，也沒有開後門等不正之風，靠的是真功夫和上座率，月工資標準在100元以上名演員了。工資最高的是琴麗芳，頭牌旦角，月工資230元，工資最低的是民眾演員、龍套演員，月工資在30至40元之間。當年工資水平普遍較低，宜昌地委書記行政11級其工資只有179元，市委書記行政13級147元。那年來自重慶厲家班的大鑼師傅姜華亭，闖碼頭來到宜昌市京劇團，合作一場武戲，手腕功夫十分了得，一堂大鑼鏗鏘英武，震驚上下。全團一致要求挽留姜華亭。議定工資待遇時卻卡了殼，劇團藝委會開出了樂隊的最高待遇，與鼓師的工資標準一致——在劇團已是破格的了。孰料姜先生看重自己的玩藝兒，堅持要高於鼓師的標準。這就讓劇團有些為難了：梨園行自有規矩一般不可擅越。眼看合作將要成為泡影。靳萬春惜才心切，一口答應姜華亭條件，把人挽留下來，然後每月開工資時，從自己的薪水中拿出10塊補給姜華亭。直到一年多後，姜華亭才知道自己的工資中原來還有團長的心意，十分感動。
青年時代的琴麗芳多才多藝，美麗嫻淑，嗓音沖，戲路寬，唱、念、做、打俱佳，宗荀派，做工活潑，兼學四大名旦的當家戲，1954年由長沙來宜與本地劇團短期搭班，和靳萬春等聯袂演出《紅娘》等劇，轟動宜昌，其俊美的扮相，甜潤的唱腔，瀟灑的颱風，大家的風範傾倒宜昌觀眾。搭班期間，琴麗芳收入頗豐，在原票價上加價一角，作為其個人提成。一場下來，琴麗芳就有100多元的收入，而宜昌市京劇團也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靳萬春通過舞台的合作，認識到琴麗芳不僅藝術好，而且藝德好，觀眾緣也很好，如能留下來，對宜昌市京劇團的發展受益無窮。他為了留住人才多方做工作，除重點做好琴麗芳的工作，充分表達誠意，承諾其頭牌坤伶、領銜主演的藝術地位，又做好劇團內部的工作，統一全團認識，杜絕妒賢忌能思想，為留住外來人才創造和諧的工作環境。同時，他還懇請市政府領導和宣傳文化部門負責人出面真誠挽留琴麗芳，靳萬春和宜昌市京劇團的一片真誠深深打動了琴麗芳，她愉快地留下來，把自己的寶貴青春和藝術才華獻給了宜昌觀眾，開始了與靳萬春長達30多年的舞台合作，給宜昌觀眾留下無限美好回憶，直至生命最後一息。靳萬春為了表示自己對琴麗芳藝術才能的尊重，在評定工資標準時，主動要求自己的薪水低於琴麗芳居於第二平台。本來，以他在劇團的男一號的實力和團長之尊，即使在待遇上與琴麗芳並駕齊驅也無可厚非，他有句口頭禪：寧讓藝術壓著錢，別讓錢壓著藝術。因此，靳萬春、趙畹華並列第二，月工資180元。確定後，靳萬春主動提出還降低10元，他考慮自己要做些藝術組織工作，自己少拿錢，讓趙畹華多上台，有更高的積極性演戲。
靳萬春在各方面不斷地關心人才，發揮大家的作用。1956年，靳萬春成為宜昌市京劇團第一個共產黨員，1958年，他介紹琴麗芳加入中國共產黨。1960年，推薦琴麗芳參加全國第三屆文代會，受到毛澤東主席等中央首長會見併合影。1962年，他安排琴麗芳去武漢，向張君秋學戲一個多月，學回《望江亭》、《詩文會》等劇目。他注意發揮藝術權威的作用，安排琴麗芳、趙畹華等參加劇團藝委會，在劇目生產方面充分聽取其意見。在宜昌市京劇團，靳萬春是演出場次最多的演員，同時，又是出門最少的演員，一些重要的學戲、觀摩、介紹經驗的機會，他都安排給了劇團的骨幹。1954年，他派出趙畹華、張信祥、孫信明、俞黑豹等去北京學習一個月，帶回《梁祝》、《李逵》、《新牛郎織女》等新戲；1956年冬，派出《聽琴摔琴》、《江油關》兩劇目參加湖北省第一屆戲曲觀摩會演。姚鳳石獲演出一等獎，趙畹華、常嘯波、韓竹軒獲演出二等獎，琴師徐鵬飛、郭萬才分獲伴奏二、三等獎。1960年，派出編導人員張信祥分別代表劇團出席湖北省文教群英會和全國文教群英會，參加了高層次的藝術交流活動。1960年至1962年，安排學員楊丹去中國戲曲學校進修。面對這些既風光，又學本事的好機會，靳萬春不是不動心。他說：做為劇團主演之一的我，何嘗不想去觀摩和一展身手呢？可是，做為團長的我，百多張嘴擱在我肩上，我怎能不做出犧牲呢？他始終留守，堅持演出掙錢，養活這樣好大一個家。有這樣的好團長、好團風，就不難理解宜昌市京劇團何以多年保持的“一顆菜”強大陣容。外面劇團人常說：“花臉多，打破鍋”，宜昌市京劇團三花臉也不少：張生、劉興垣、俞小林等，都是富有才華而深受觀眾熱愛的演員，他們都在一個劇團友好共處，相互切磋，為宜昌的戲劇事業奉獻了一生。
靳萬春雖然文化不高，但對於藝術上的創新卻有著超人的眼光和膽識，在戲劇界，他是以會抓創作聞名全省的團長，也是敢於標新立異、勇於改革的團長。靳萬春抓創作經歷了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起初是為了劇團的生存，後來是為了劇團的發展。解放之初，政治運動頻繁，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公私合營等等，運動期間，人們沒有心情參與娛樂活動，戲園子門前冷落，這對以觀眾為衣食父母的劇團來說，無異於釜底抽薪。人民政府對此也很關注。當時，雖然政府不養劇團，但絕非不管劇團。為了幫助劇團渡過難關，主管文教的李東波副市長建議，劇團排演一些配合中心的現代戲、新編歷史戲，做為政治學習的輔導教材，由工會出面組織幹部和工人、職員觀看，一舉數得。這可解決了大問題。劇團創作的積極性空前高漲。那時期，宜昌市京劇團排練演出的現代劇目有：《九件衣》、《歡天喜地》、《鴉片恨》、《白毛女》等，新編歷史劇有：《還我台灣》、《闖王進京》等，深受歡迎。劇團票房直線上升，演職員工樂得合不攏嘴。
從舊社會過來的靳萬春為觀眾熱愛現代戲曲的熱情所深深打動，因此他迷上了創作。他是戲曲劇團中，最先認識到編導等創作人員之於劇團藝術創作重要性的團長之一，這在戲曲劇團中實屬難能可貴。他培養、啟用的兩代編導張信祥、胡昌宜；還有作曲郭萬才、戲改幹部陳沫潮等，都為劇團發展和劇目建設建立了歷史性功績。由於戲曲傳統戲以“角兒”為中心，以口傳心授為傳承形式，所以大多不重視編導的作用。而新編歷史劇、現代戲中，編導的作用至關重要：詮釋劇本、歸納主題、刻劃人物、渲染高潮、協調各部門等，在創作中居於核心地位。戲曲編導的素質要求很高，要懂戲，文的、武的都要會；懂音樂，懂歷史，懂文學，熟悉時事政治，還要有較強的組織協調能力。靳萬春在老一撥的演員中看中了武丑行演員張信祥，認為他是編導的合適人選，1956年4月，選派他去武漢參加第一期湖北省導演培訓班，其後多次安排他去北京、武漢、廣州等地學習觀摩，不斷提高業務能力。政治上加緊培養，使之成為劇團早期發展的黨員之一，多次評選張信祥為先進工作者、市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吸收其參加團委會，在排演中注意維護其導演權威，並逐步在劇團建立起創作集體，形成創作氣候。自此，宜昌市京劇團由被動抓創作走向主動抓創作。
當年，以現代戲《茶山七仙女》創作排演成功為標誌，宜昌市京劇團迎來歷史上的輝煌時期。在1958年的大躍進年代，劇團派出十多個小組深入生活，謝麗娟、陳麗蓉、楊婉雲三人小組在地委宣傳部於元盛副部長那兒聽說了農業勞動模範、五峯縣採茶能手的故事，回來匯報之後，引起劇團重視，認為採茶姑娘的題材適合京劇載歌載舞的表現形式，農村茶山題材舞台上也美，於是成立了有靳萬春、常嘯波、劉興垣、陳沫潮、張信祥等人參加的創作策劃班子，陳沫潮、張信祥為編劇，郭萬才為作曲，張信祥為導演。京劇現代戲《茶山七仙女》於1959年3月15日在宜昌人民劇場首演，受到地、市委高度重視和讚揚。從戲曲改革的角度，《茶山七仙女》對京劇如何反映當代生活，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獲得多方面成功，例如立意的確定、創新表演程式、塑造戲曲人物、革新戲曲唱腔、革新舞台美術等等。其中的唱段：“太陽一出滿天霞”流暢明快，保留京劇特色，吸取山歌營養，活潑健康膾炙人口，至今傳唱不衰。靳萬春在劇中扮演黨支書角色，夫人謝麗娟扮演七姑娘。京劇《茶山七仙女》與歌劇《洪湖赤衛隊》等並列為湖北省的三朵紅花，1960年春，靳萬春率團赴武漢，向湖北省第二屆黨代會獻禮演出。3月17日晚在武昌洪山禮堂，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王任重書記、張體學省長的陪同下，觀看了《茶山七仙女》非常高興。3月20日，董老在他下榻的東湖梅林賓館會見了《茶山七仙女》劇組創作人員和部分演員。靳萬春夫婦都參加了會見併合影。董老當場揮毫，為《茶山七仙女》劇組題詩一首：“舊瓶裝新酒，裝試已成功。酒富新醇味，瓶存舊古風。茶山七仙女，京劇萬花筒。歌頌人躍進，登場博彩紅。”（該詩作收入《董必武詩選》）。因為《茶山七仙女》的演出成功，1960年6月宜昌市京劇團被評為全國的紅旗劇團，並被推薦參加全省、全國文教群英會。1963年，文化部調《茶山七仙女》劇組晉京演出，宜昌市京劇團同時帶去了由張信祥根據同名話劇改編的現代京劇《杜鵑山》在中南海禮堂演出。《茶山七仙女》從面世到北京之行，公演達240多場。
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宜昌市京劇團堅持傳統戲、現代戲、新編歷史劇三並舉的戲曲改革方針，戲曲創作走在全國同行前列。據不完全統計，共創作、移植、改編、整理現代戲和新編歷史劇187台，其中，現代戲101台。《逼上梁山》、《將相和》、《八一風暴》、《江姐》、《游鄉》、《焦裕祿》、《杜鵑山》等，成為宜昌文化建設的寶貴財富。靳萬春為此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在人才培養方面，靳萬春也是獨具慧眼。彭澤林、譚聯壽、張海芳、王緒、李元元、鄭單丹等；劇團自身培養起來的一、二、三梯隊演職員隊伍，都凝聚了靳萬春等老一輩藝術家的心血。20世紀50年代，靳萬春等團領導決心以隨團帶的方式，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接班人的問題。因為此前，他去省戲校求賢空手而歸的經歷使他認識到，求人不如求自己，35歲正當盛年的他做出這個決定，不是沒有阻力的。不少同仁認為，劇團人氣正旺，考慮接班人是否太遙遠？也有人認為，劇團本來就家大口闊，靠一張張門票收入來養活全團一百多口人（包括劇場的職員），又添一些嘴要吃飯，鍋里的粥更稀了，直接影響大家的生活。靳萬春、常嘯波這些當家人最終說服了大家，從1956年起，招收了向培剛、明朗等第一批學員。1960年又招收譚聯壽等一批。時隔多年，靳萬春無限感慨：那時候的人們真是有覺悟，每個著名演員都承擔帶徒弟的義務，不增加報酬，學生還跟著老師吃、住，琴麗芳帶著4個學生，趙畹華帶著3個學生，靳萬春、常嘯波、姚鳳石、孫信明、陳洪喜都帶徒學戲。管學藝還管生活，學生培養出來是劇團的，但老師們沒有一個不樂意的。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青年演員開始嶄露頭角了。譚聯壽、譚聯喜、彭澤林、楊忠妹、楊丹、丁興旺、陳啟華、趙長虹等一批青年演員組成的學生隊，除在本市登台，承擔日場的演出外，劇團還專門安排蘇信忠、陳洪喜帶隊，去宜昌各縣農村以及沙市等地巡迴演出，積累經驗。
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第一批青年學員全面擔綱了，雖然有文革的政治因素，但從新老交替的規律而言，他們也是脫穎而出的時候了。當年的幾個樣板戲，如《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平原作戰》等等，由於反覆演，全面普及，彭澤林、譚聯喜、譚聯壽、楊忠妹、楊丹等，成為京劇舞台上冉冉升起的新星。為靳萬春選中的新一代導演胡昌宜，曾赴京參加現代戲導演培訓班，在乃師張信祥指導下，在現代戲的排演中，立下汗馬功勞。
文革結束後，恢復傳統戲，老先生們年事漸高，譚氏兄弟、丁興旺等第一批青年演員又成為承前啟後的中堅力量。譚聯喜還在1981年全省的青年演員比賽中，以《白門樓》中飾演呂布獲一等獎。一批骨幹譚聯喜、譚聯壽、丁興旺、郭萬才、楊忠妹、郭萬昌、胡昌宜等被評上正高級職稱。1970年，第二代學員如張海芳、劉賢華、曹斌、范斌等，為現代戲的演出而聚集，是在實踐中鍛鍊的演員，主演的《杜鵑山》、《海港》、《磐石灣》、《龍江頌》等在一個時期受到關注。文革結束後，培養接班人的問題重新得到重視，1978年，年屆花甲的靳萬春再度出山，擔任戲校的校長，在呂炳炎等人的協助下，招收40名學員（其中女學員13名），專事人才的培養工作。就正規的專業訓練而言，這是相隔20年後的第一批，靳萬春非常重視這批學生。他不僅親自授課，而且邀請趙畹華、姚鳳石、李澍芳等著名演員施教，這批學生的佼佼者如盤袁慧琴、李元元、趙春燕、鄭單丹、望開燕被稱為五朵金花。學習期間，由王緒、袁慧琴主演的《赤桑鎮》獲得湖北省青年演員比賽三等獎。其後，還有熊明霞等學生。
子靳學斌、兒媳袁慧琴均為京劇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