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三譚:譚平山、譚植棠、譚天度
1917年,譚天度在省城廣州教書,譚平山、譚植棠考入北京大學,專攻哲學、歷史;“五四”運動他們高舉紅旗,在天安門前大遊行;1921年他們回廣州,創辦廣東群報、建立廣東共產黨支部。當時全國僅有50多名黨員,其中就有譚平山、譚植棠的名字,當時中國共產黨包括巴黎、日本在內,僅有八個黨支部,其中一個廣東支部就是他們創立的。譚平山任支部書記,譚植棠任組織委員;第二年(1922年)譚天度入黨,並擔任了重要職務。
他們領導省港大罷工,共同參加第一次國共合作,籌備參加中國國民黨一大,譚平山被選為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組織部長。譚植棠任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四屆主任,譚天度任總工會書記。“4·12”中國國民黨叛變,譚植棠落難,譚平山、譚天度北上南昌,領導震驚中外的“八一”南昌起義;譚平山出任國民革命政府主席。
自中共“二大”到“五大”,譚平山一直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肩負要職。但南昌起義後,在“左”傾盲動主義指導下,錯誤地把譚平山同志開除出黨。譚平山流亡香港,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依然保持著共產黨人的高尚氣節。抗戰爆發後,他奔赴武漢、重慶,積極參加抗日工作。抗戰勝利後,他與李濟深在香港創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後任該黨副主席;1948年,他回響毛澤東號召,奔赴哈爾濱,再入北京城,參加組建全國政協,建立人民共和國的重大事務。“十一”建國,譚平山以全國最高檢察長身份,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實現了他終生奮鬥的目標——他是建黨、建軍、建國的重要人物。
1956年4月2日,譚平山在京逝世,享年70歲,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首都各界人民舉行了公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主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致悼詞,高度評價與讚揚了譚平山革命的一生;1986年,習仲勛在紀念譚平山誕生一百周年大會上曾總結:在舊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三個歷史階段中,譚平山都“跟隨著中國革命的歷史發展不斷前進,始終站在鬥爭的前列,不愧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一個傑出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愛國主義者”。
譚植棠落難後長期患病,抗戰末期病癒,重新回到革命隊伍。全國解放後,作為老黨員,參加廣東政府工作,1952年被派往肇慶地區主持經濟恢復工作,擔任西江行政公署任工商科科長,兼任貿易、糧食、百貨等三大公司經理;不料被人惡毒誣陷,使本來有病在身的譚植棠病情突然加重,當場嘔血,含恨而死,時年僅59歲;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譚植棠得以昭雪平反,恢復黨籍,恢復政治名譽。
“三譚”中譚天度年事最高,在建國後先後擔任任廣東西江行政公署專員、廣東民族事務委員主任、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等職;1999年5月31日因病在廣州逝世,享年106歲;被黨內譽為“世紀松”,譚天度105歲時,“三譚”紀念館落成,譚天度出席,為自己的紀念館剪彩,這在中外紀念館中,這也應該是一個例外。
廣東學術界對“三譚”的評價
當前學術界對“革命三譚”的認知現狀是怎樣的?研究和開發三譚的核心價值在哪裡?如何進一步開發“三譚”品牌?記者就此採訪了省政協辦公廳副巡視員、黨史學者高宏的,高宏的是“三譚”研究專家,並曾長期擔任譚天度的秘書。就目前學術界對“三譚”的認知和研究現狀,高宏的表示,當前全國範圍內專門研究“三譚”的專家非常少,但廣東學術界對“三譚”的歷史功績基本都持正面肯定的態度,“這已經是無異議的了,沒問題。”他認為,“三譚”參加了建黨、建軍、統戰、工運、農運、學運等很多中共黨史上的開創性活動,“其歷史功績非常值得肯定”。但遺憾的是,“目前對‘三譚’的功績,我們仍然沒有予以客觀宣傳和如實反映。”
目前對“三譚”中的代表性人物譚平山持“非議”最多的是關於他在被開除黨籍後,創辦了“第三黨”問題。高宏的認為,這是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當時黨內把“第三黨”“看得比國民黨還壞”。他個人認為,“這是不對的”,當時譚平山創辦“第三黨”的本意是繼續“實行民族的社會革命,向著社會主義的路上走”,提出恢復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可以說,當時的‘第三黨’實際上體現了革命統一戰線的性質。”
高宏的認為,“三譚”可以作為一個歷史文化品牌予以整體開發。其研究和開發的價值在於:他們三個人是中共黨史上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體現了勇於解放思想、接受新理念、新思維的可貴精神;此後,他們一起參加了建黨、統戰、建軍等開創性活動,創辦了中共黨史上第一份省級機關報,體現了勇於實踐、先行先試的寶貴品質;在後來的境遇中,“三譚”的歷史表現又使得他們成為了不計較個人名利,為了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終身的典範。
曾前往明城鎮作過實地考察的高宏的評價說,目前當地對“三譚”的開發利用表現出了十分重視的態度,但可能是因為財力有限,“三譚”紀念館的檔次顯得不夠高,館藏展品和內容還太少,經過新的開發,至少要爭取使之成為省一級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具體開發過程中,他也建議,應以功績最突出的“譚平山”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