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的故事是：在不進行實質性政治改革的情況下，憑藉其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重點發展其製造業、建築業等“重型”行業，由於這些行業對新聞媒體和法治環境的依賴度低，所以到目前為止這種經濟發展模式還可以成功。然而，這一“重型”發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國經濟現實實際上已在挑戰這一模式。
僅靠工薪的增長來增加個人收入，雖然能多少使大家共同富裕，但在經濟快速增長時，那些不持有任何經營性產權的人無法靠產權的增值而提高收入。結果，收入差距可能難免越來越大。這裡的關鍵是：如何彌補眾多家庭因規模化生產與規模化銷售而失去的一般性創業機會（中等收入機會）呢？股份的證券化交易是緩和貧富懸殊的一種方式，給中產階級在收入上有“與時俱進”的機會。這樣一來，儘管工薪階層不直接經營企業，但他們也能以股東身份分享創業與企業增長的好處。
對於任何社會，多數人有從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機會而且這種致富機會人人平等，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培育並維持一個足夠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產階級”的必要條件。一旦中產階級占多數，社會穩定就會是自然的事情。
作者簡介
陳志武，1962年出生於湖南株洲茶陵縣，1983年獲中南礦冶學院（今中南大學前身）學士學位，1986年獲國防科技大學碩士學位，1990年獲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博士學位，並進入威斯康辛大學任助理教授，1995年獲聘為俄亥俄州立大學副教授，1996年擔任終身教授。1998年創辦Value Engine（價值引擎）公司，2001年與兩個合伙人創辦了Zebra對沖基金公司。
目前為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長江商學院訪問教授。金融學和金融資產定價領域最具有創造力和最活躍的學者之一，獲得過美國默頓·米勒（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研究獎、芝加哥期權交易所研究獎等多項重大獎勵。
2000年，一項頗得全球經濟學家首肯的世界經濟學家排名出爐，在前1000名經濟學家中，有19人來自中國，陳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2006年《華爾街電訊》評出的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主要研究方向：市場監管、資本市場、證券投資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財務與組織戰略、股票定價等。
目錄
自序
金融與財富
中國人為什麼愛存錢？
證券市場發展與共同富裕
美國基金公司為何比銀行創造的富豪更多？
股市與財富
如何評價股市的貢獻？
中國股市質量變差了嗎？
股市半桶水
為管理層股票期權正名
安然之謎
非理性亢奮——世界通信的故事
股市泡沫的危害——解讀美國股市危機
泡沫破滅引發經濟衰退——重溫1929年美國股災
證券投資的風險管理，
社保基金應採用指數投資法
從人的行為偏差談“指數投資法”
媒體與財富
中國經濟前景為何離不開新聞自由？
開放的新聞媒體是市場經濟的必要制度機制
經濟學與媒體是如何互動發展的？
媒體和市場對公司治理的監管效率——從安然事件談起
從訴訟案例看媒體言論的法律困境
法律與財富
立法、立法、再立法？
證監會、法院與人大——如何分管證券市場？
司法獨立、判例法與股東權益保護
“判例法”的優勢
集體訴訟是保護股民的有效方法
美國如何對待內幕交易？
追查“東京究”
致謝
序言
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來得很快，似乎也來得容易。試想．打開國門、放開私人創業的手腳，還給老百姓投資、生產、定價、運輸和銷售的權利，就可以帶來這么快的增長，人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能得到這么快、這么大的提升，這讓人自然要問：為什麼這種政策不早幾年、早幾十年推出，非得等到經歷1958年後的大饑荒、"文革"十年浩劫之後才做呢?--這么簡單的政策舉措就能帶來這么大的效果，似乎來得有點太容易了。其實，這種成功的背後有某種根本性的原因，有某種已經存在、等待了些許年日的"列車"，讓中國只要決定乘上這一列車，就能迅猛發展。這個列車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全球化，就是兩百多年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成果和有利於跨國貿易的國際秩序。
另一方面，正因為成就來得太快，也相對輕鬆，容易帶來非理性亢奮，得出錯誤結論，這不僅使我們容易把成功的功勞全歸結於自己，而且也讓我們得出諸如"發展跟法治無關"、"經濟成長跟產權保護無關"、"民主憲政只是少數知識分子的抽象訴求"等短視性結論。不可否認，經過晚清洋務運動、民國改革開放以及人民共和國時期一代一代維新人士、有識之士120餘年的努力，到1978年時，中國才具備數量巨大的工人和科技人才群體，也有相當規模的工業基礎。所以，一旦中國自己選擇市場化方向並對外開放，很快地，僅僅通過模仿現代工業、依賴西方世界建立的國際貿易秩序，中國的經濟就能騰飛。現代技術和全球化秩序帶來的潛力實在太大，給像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讓後發國家僅僅通過模仿也能一夜暴富。
客觀地講，一個封閉多年、人口眾多的計畫經濟國家，當它重新走市場化道路、加入全球化秩序時，積壓多年的後發潛力在初始時期必然會快速發揮。
文摘
金融與財富
中國人為什麼愛存錢？
有兩組數據耐人尋味，一組是2005年中國的儲蓄率為46%，掙100元存下46元；另一組是美國人的儲蓄率為-0.5%，也就是掙100元要花掉100.50元。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難道真的是中國人很負責任而美國人不顧明天死活只顧今天享受？
我們可以把這個現象歸結為兩個原因，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金融發達或不發達對家庭消費決策的影響不同，另一個原因是整個經濟市場化程度高低的影響不同。
在相當程度上，由於中國金融的不發達，人們在消費決策時是根據已到手的收入決定消費多少，由“過去的收入”決定今天該花多少錢。而美國人是根據“未來的收入”決定今天該花多少錢。也就是說，對於中國人來說，個人的消費預算取決於當前以及過去已到手儲蓄的收入，等收入到手才消費，甚至到手後還有46%留到以後消費。相比之下，美國人的消費預算由當前和未來收入的總折現值來決定，未來各種收入的折現值實際上是個人財富在今天的總值，這樣一來，即使今年的可支配收入低，但只要未來的收入期望增加得足夠多，財富的增長照樣可以讓你不僅把今年的收入都花費掉，而且還敢借錢花，即提前消費。換句話說，中國人是根據“收入流”來花錢，而美國人是根據“收入流”加“財富存量的增值”來花錢。
以2005年為例，中國新增儲蓄1.8萬億元，居民存款餘額為14萬億元（大約1.75萬億美元），存錢很多。而同年美國人沒存錢，總體上還借錢。可是，美國私人資產的年終總價值為51萬億美元，淨增5萬億美元（是中國居民存款餘額的2.8倍），人均財富存量淨增約2萬美元，這些私人資產包括私人房地產、生產性資產、證券和基金，還不包括個人的人力資本的增值部分。美國人沒存下一分錢的新收入，可他們的財富存量卻照樣上漲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如果個人消費預算的基礎不僅包括當年的收入，而且包括個人資產的增值部分，那么美國人2005年人均可消費金額約為5萬美元，因此，雖然他們把當年3萬美元的收入全部花完，但實際上還存了2萬美元，占可花費金額的40%。所以，他們還是在存錢，只不過存的不是當年的收入，而是資產增值部分。考慮到人們對未來收入信心的增加，2005年美國人的人力資本也升值不少，如果把這部分也算進去，美國人2005年還是存下了不少財富。
當然，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注意到美國人花錢時會把收入和財富增值放在一起來算，而中國人可能只考慮實際收入的多少，不敢提前消費未來的收入。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呢？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