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江都磚橋有一個小村莊叫靖家營，村中有半數以上人家姓靖。這個本不起眼的小村莊，與我國文學巨著《紅樓夢》有著密切的聯繫，在“紅學”研究上極有價值的“靖本”《紅樓夢》曾在這裡整整沉睡了90個年頭。
文學巨匠曹雪芹在困境中寫下了《紅樓夢》，當時雖不能出版發行，卻在至親好友之間傳抄流行。靖家因與曹家有特殊關係，在乾隆年間得到了一部《紅樓夢》抄本，在抄本第1冊封面上，還貼有1首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題“棟亭夜話圖”長詩，詩頁上註明是“乾隆四十一年五月錄”，經“紅學”家們考證，這詩是曹寅的一次改稿。“紅學”權威俞平伯曾在此貼條的照片上題字，稱它“抄寫精審，一字不訛”，可見決非一般抄書匠所為。靖氏能在曹雪芹死後13年，還能將他祖父的詩稿筆筆工整地抄貼在他的著作中，可以佐證靖氏先輩與曹家的關係非同一般。
靖家營的靖氏祖輩對這部《紅樓夢》抄本視若家珍，從不示人，並一直由長房保管。在靖氏長房兩次搬遷時，都一直帶著這部祖傳的《紅樓夢》抄本。但當他們的後人為衣食疲於奔命的時候，對這部既不能充飢，又不能禦寒的古抄本珍愛、迷戀之情逐漸淡薄了。到20世紀50年代末，不用說長居靖家營的靖氏後代不知道祖輩的這番心血，就連保管這部書的靖氏長房一家，也已將它束之高閣，任憑蛛網塵封了。
1959年夏天，“紅學”愛好者毛國瑤先生，到時居南京浦口的摯友靖應鵾家借閱古書，在靖家閣樓上的舊書堆里發現了這部線裝古抄本《紅樓夢》，共有厚厚的10冊，是由19分冊合併裝訂起來的。每個分冊上都有暗藍色封皮，蓋有江都靖家營靖氏祠堂“明遠堂”和“拙生藏書”兩枚篆文圖章。書已破舊，紙張黃脆，騎縫斷裂，有很多蟲蛀的小洞，全書只剩下77回多一點，書中有大量批語和貼條。當時，毛國瑤家裡有一部“有正書局”石印的大字本《紅樓夢》，他看到靖家這部古抄本上的許多朱墨批語是“有正本”上所沒有的，於是借回去與“有正本”對照參閱，並將“有正本”中所沒有或不同的批語及正文抄錄了150多條。1964年，他看到“紅學”權威俞平伯發表的一篇“紅學”論文後，將自己的發現寫信告訴俞先生，引起了俞平伯的重視。俞平伯隨即回信說：“這些批語，很有價值”，“大都作於曹雪芹生前，部分作於曹雪芹身後。”並請毛國瑤將靖氏所藏的古抄本寄去一觀。可是，當毛國瑤再到靖家商借這部古抄本時，抄本已經杳無蹤影了。據說可能當廢紙賣了。靖應鵾僅在家中另一舊書中發現了原貼上在靖本《紅樓夢》第一冊封面下的一張紙，上面記錄了一條批語。毛國瑤將它寄給了俞平伯，俞平伯考證後認為，批語用的是乾隆年間的竹紙，系“夕葵書屋”《石頭記》中一條重要批語。“夕葵書屋”是乾嘉時期著名文士吳敬梓後人吳鼎的室名。1965年，毛國瑤又將所摘抄的批語寄給著名的紅學家吳世昌、吳恩裕、周汝昌。周汝昌於當年7月率先在香港《大公報》發表了《〈紅樓夢〉片本的新發現》一文，正式將靖氏所藏的古抄本《紅樓夢》定名為“靖本”。
如果說“靖本”是“紅學”研究中的一方瑰寶，毛國瑤所摘錄的批語則是其中的一串珍珠，它一投入“紅學”這方湖裡，便激起了層層波瀾。國內俞平伯、周汝昌、吳世昌、吳恩裕等紅學專家都有過專門論述。國外及港台紅學家趙岡、潘重規、高陽、嚴冬陽等也曾撰文論及。周汝昌在寫給靖氏後人的信中稱“‘靖本’是200年來發現的各種舊抄本中最寶貴的一部。”他還在一篇文章中專門介紹了靖本的特色：“一、它保存了很多不見於其他抄本的朱墨批，見於他本的也多有文字異同；二、小說正文也有獨特的異文。”新加坡南洋大學教授皮述民在發表的一篇紅學論文中，稱“靖本”的發現“是《紅樓夢》考證的轉折點。”從此，“靖家營”這個小村莊也隨著“靖本”的光華，進入了紅學家的視野，名聞中外了。可惜至今這部抄本沒有面世，實在是紅學界的憾事。
有人認為其為毛國瑤偽造：
第一，任俊潮揭出靖批第116條，系根據俞平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而偽造。這一條可說是鐵證。
按此條靖批為：
湘菱為人根基不下迎探容貌不讓鳳秦端雅不讓襲平惜幼年羅禍命薄運乖至為側室……庚辰本第四十八回平批為：
細想香菱之為人也，根基不讓迎探，容貌不讓鳳秦，端雅不讓紈釵，風流不讓湘黛，賢惠不讓襲平，所惜者青年罹禍，命運乖蹇，足為側室……俞氏《輯評》則為：
細思香菱之為人也，根基不讓迎探，容貌不讓鳳秦，端雅不讓襲平，所惜者青年罹禍，命運乖蹇，足為側室……
這條批語，俞氏《輯評》系據庚辰本輯錄，其1954年初版和1957年版均脫漏加著重號的12字，至1960年新版才補正。而靖批卻與《輯評》舊版完全一樣，也脫漏那12字。單憑這一條，就能夠證明靖批是據《輯評》舊版改造製作的偽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