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52年的倫敦霧霾 可是，華北大地瀰漫不去的霧霾，形同1950年代的倫敦霧霾，籠罩在這一迫近“小康”甚至富裕的美式生活幻覺之上，卻帶來各種違和感，構成了當下中國霧霾社會的基調，似乎也因此成為小康社會的最大障礙。它無可倖免、超越階級和地域地均質化存在，難怪霧霾在今天的中國，成了最尷尬的社會符號。
不過，在各種霧霾成因、霧霾經濟、霧霾併發症的解釋之外，還有一種可能——因為霧霾破壞著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美式生活圖景，它對生活質量的降低，帶來的可能還有相對貧困的嚴重問題。換言之，也許，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卻正在經歷，有一種貧困叫霧霾。相比因病返貧的個案性，或者生態惡化、資源匱竭造成的生態資源型的地區貧困，這種貧困如累進稅一般，對小康社會、對中產階級傷害最大，而且這種傷害的持續，加重了他們相對自身、相對其它階級的相對貧困感。
理論基礎
理論和歷史上，這種霧霾貧困恰恰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美國的“豐裕社會”。曾經擔任美國三任總統經濟顧問的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在他1958年出版的《豐裕社會》著作和1964年的“經濟學和生活質量”的論文中，提供了這一解釋的理論基礎。
最先提出“生活質量”概念的加爾布雷思，把豐裕社會出現的貧困，看作是一種新型貧困。在他看來，其貧困形態超越了短缺經濟時代，以及中國今天因為地域、產業差異造成的傳統貧困，這種貧困因精神產品和公共產品不足產生，也就是人的貧困和公共貧困。尤其當“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穢”並存時，政府決策失當、人們對財富過分追求，就會導致生產嚴重失衡，進而產生公共貧困，如清潔空氣這種公共品的不足，或者對付霧霾的政策失敗。而這些公共貧困，加劇了霧霾的貧困效應。因為從一開始，霧霾就降低人們的生活質量，對那些集中居住在大城市的中產階級，也就是對生活質量最為敏感的群體來說，因為生活質量下降而產生的相對貧困化程度又最高，而成為霧霾貧困化的主要受害者。
在加爾布雷思提出“生活質量”概念的第二年，1959年的美國博覽會上，站在生活質量象徵的一個廚房樣板間裡，當時的副總統尼克森和來訪的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展開了一場著名的“廚房辯論”。之後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這場辯論其實也是兩種制度是否圍繞生活質量的爭論，生活質量因而不僅關係經濟發展、擺脫貧困，也關係路線競爭，乃至最後冷戰的結局。在這個意義上，生活質量的政治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
影響
中國今天的霧霾，當然不可與車諾比的核污染相提並論，儘管霧霾帶來的疾病高發和經濟損失不容小覷。可是，霧霾可能同樣因為造成中產階級的相對貧困化，而讓他們的變得麻木和冷漠，進而改變他們的政治態度。
例如，2011年前的埃及，中產階級們就因為穆巴拉克政府的裙帶政治和中國廉價紡織品競爭而導致長期的貧困化，產生了廣泛的中產階級剩男剩女。他們的家庭無力負擔傳統的高額彩禮，或者長期找不到體面工作，處於失業、半失業狀態，只好一直單身下去。一旦金融危機爆發，新媒體動員開始，這些處於相對貧困而極其不滿的中產階級剩男剩女們便走上街頭。這便是中產階級相對貧困長期化的社會後果，較諸經濟代價恐怕更為戲劇性。
這是那些只關心“消除霧霾可能降低經濟幾個點”的人想不到的。某種程度上，霧霾貧困，已經出現。住院治療，甚至出國，都只是這場貧困正演變成嚴重社會問題的開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