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制度
一、概述
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觀點，認為信息在傳遞過程中必然要受到媒介的控制和影響，而起決定作用的是媒介的控制者。廣播電視作為傳播媒介，是人的思想和意志的載體，是控制廣播電視使用權、所有權的特定群體的意志的延伸。廣播電視的性質決定於社會制度，是廣播電視體制形成的關鍵因素。社會制度不同，廣播電視的性質就不同，廣播電視的體制也必然不同。
廣播電視體制也就是社會制度中對廣播電視活動直接或間接起著控制和制約作用的組織制度。廣播電視在不同的國家表現出不同的結構特徵，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和經營體制。在中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社會制度不同，加上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廣播電視在所有權、管理經營、新聞傳播、社會控制等方面也呈現出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實際上是體制上的差異。
二、類型
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西方學者將世界各國的廣播電視體制劃分為四個類型，即公有公營型、民有民營型、國有國營型和公商並營型。
1、公有公營型公有公營型主張廣電不套用於商業目的，而應完全服務於社會公益。同時，廣電的經營管理、業務政策與節目內容，須接受全體國民之代表的監督與管理。英國廣播公司（簡稱BBC)是典型的公營體制媒介。BBC是以國會撥款，收取納稅人“執照費”為經費來源的公營廣播電視機構，這種體制決定了其不易受商業力量操縱，能夠獨立且中立地服務於英國人民。“反商主義”深深地植根於BBC的文化中，遠離商業利益成為BBC的一個重要特徵。加之BBC受到發展初期“瑞思主義”所強調的“引導公眾品位”的文化影響，使它長期以來一直行走在“公正性、公眾性、公益性”的形象之路上。在這樣一種體制及文化氛圍下，BBC的形象訴求表現為“我們的目標是成為世界上最具創造力、最值得信任的廣播組織和節目製作人，我們希望通過提供新聞、教育和娛樂等服務來滿足所有英國觀眾的需求。”
公有公營型的廣播電視體制可以保持節目內容的平衡，擔負社會的教育責任，服務民主政治和社會的公共利益，還可以提高國民的文化水平。此外，還可以免於資本家之控制；可以消除廣告商的影響，以免廣電節目迎合低級趣味。但也有一定的局限：經費來源全賴、或大部分依賴廣電的執照費，從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了廣電觀眾的經濟；節目的內容與形式，未免失之死板，從而也會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觀眾的收視興趣；唯我獨尊，缺乏進取精神；言論和訊息來源的單一化。
民有民營制，是傳統的所謂最自由的一種廣電制度。在這種體制下，廣電事業向民間開放，允許民間自由經營、自由轉讓。除負責頻道的分配、秩序的維持外，政府對於廣電傳播不加任何干預。廣電以贏利為目的，其經費來源，主要是廣告收入。以美國為代表的私營傳播制度與公營體制截然不同，其主要特點是媒體為私人所有，廣告收入是支持媒體運作的主要來源。美國大多數廣播組織都是由私人擁有並以將利潤最大化作為自己的目標。市場的觀點占據主導地位——觀眾是一個市場，媒介信息的目標是那些有明確社會經濟特徵的潛在消費者的集合體。電視的首要目標是製作一些能吸引廣告商目標顧客的節目，在美國，廣告商是“高貴的賓客”，作為母公司的巨型財團的利益通常廣涉電器、軍工、娛樂等多種行業對本集團其他行業的報導不可避免地會對其構成利益增值，新聞媒體成為財團自身的廣告牌 這就導致了一個結果媒體本身就是財團。這種體制的直接後果是，新聞的目的和經典定義產生了錯位，新聞商品化越來越多地追蹤觀眾的興趣。
民營體制下，媒介為討好廣告主取悅受眾而形成了“逐利”、“媚俗”的形象，同時“中立”也是它們重要的一個形象特徵，民營媒體沒有接受公共資金資助，除了遵守相應的法規外，不必像接受資助的媒介組織那樣來回應政治力量。因此在形象上表現出更多的自由性，容易樹立“客觀中立”的形象，“與政治保持距離、與客群緊密聯繫、以商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通常是私營體制下媒介組織的處世方式，於是“逐利、媚俗、中立”就成了民營體制下媒介形象的傳神描述。
國有國營型盛行於社會主義世界。在奉行這種體制的國家，電視台、電波頻道被視為國家財產，廣電從業人員是國家幹部，廣電台是執政黨、政府重要的宣傳機構，並被置於執政黨的嚴格管理之下。廣電傳播與政府、執政黨的高度一致。前蘇聯是國營體制傳播制度的代表，這一傳播制度主要有如下特點：傳播媒介和傳播資源是國家的公有財產，不允許私人占有；傳播媒介必須為工人階級服務，必須接受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思想和組織上的領導；媒介必須按照馬列主義原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來傳播信息，宣傳、動員 、組織和教育民眾；在服務於社會總體目標的同時，媒介應該滿足廣大民眾的願望與需求；國家有權監督和管理出版物，取締反社會的傳播內容。在國營體制下，媒介的資金來源多是政府，政黨的撥款或資助，一般不做廣告或少有廣告，不受控於商業利益媒介，自覺地站在政府或政黨立場上。其核心使命就是使政府或政黨的政策、政令能夠“上情下達”。媒介在客群心中有很大的權威性，而這種權威性來自其身後的政黨權威。
國有國營型體制下的媒體製作的節目品位高，嚴肅，少或無刺激性內容；廣電傳播配合政治動動、經濟建設的展開，使媒介的社會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利於形成民主討論的政治氣氛；黨委、政府對廣電傳播的管理過於嚴格，使廣電從業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難以發揮作用；過分重視政治宣傳與政治功能，忽略其他功能；內容過分嚴肅，削弱了廣電的社會作用。
公商並營是西方自由主義國家廣電體制的一個主要類型。為國家所有但由公司在社會各界參與下自主經營的電台、電視台。主要特點是：資產為國家所有，但電台、電視台保持相對獨立性，作為“特殊法人”存在，實行企業化管理和運作；根據法律規定，組成董事會或管理委員會進行領導管理，其成員有較廣泛的社會代表性；政府依法加以規範和監督，但具體業務由電台電視台自主進行；經費來自客群繳納的視聽費和國家撥款，有的輔以廣告收入。 公商並營的媒介具有“政黨喉舌”與“商人逐利”相結合的雙面形象，我國現階段媒介制度具有獨特的混合性特徵：一方面，我國新聞事業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事業，必須堅持黨性原則；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具有重要的經濟功能，我國新聞事業大多採用企業化經營的方式參與市場活動，媒介產品不但要符合它的政治屬性，還要能獲得經濟回報。這種混合特質的媒介制度，決定了媒介組織的“二元特性”，一方面，媒介作為政黨資源、國家資源，天生擁有政治權威；同時，媒介為了在市場情境下更好地生存、發展， 又受制於嚮往“經濟利益”的內心驅動。媒介產品因此帶有“政治”與“商業”的雙重氣息。“財政撥款”與“廣告收入”成為這種混合傳播制度下媒介組織的雙重收入，媒介一方面可以用國家及政黨賦予的這種“權威性”獲取資源（特別是體制內媒介），一方面又可以藉助市場力量、廣告收益實現經濟利益增長。媒介的屬性與定位是混和的，既不完全屈從於市場利益，又不像國營、公營體制下的媒介組織那樣有清晰可界定的公益訴求，媒介因此而表現出一種“政黨喉舌”與“逐利商人”相結合的雙面形象。如中央電視台，從名稱就可以看出其政黨屬性，作為中國電視媒介的領軍者，向國內外客群樹立了國家權威的媒介形象。在各項重大事件的報導中，中央電視台總是能夠憑藉獨有的政治地位而獲得最好的報導機會以此來進一步強化其權威形象，而這些報導也始終貫徹著“政治性”體現出黨的領導；但與此同時，中央電視台也呈現出“追逐利益”的形象特徵，每年的廣告、競標，總是搞得轟轟烈烈“央視標王”的歸屬常常是一個時期的熱門話題。此外，央視眾多節目採取簡訊參與贏利的形式，甚至給客群留下了“中央電視台是中央短台”的逐利印象。
公商並營體制下，不僅可享有商業廣電網路娛樂性的好處，同時也能發揮公營廣電的教育性功能。但是由於接收廣電的排他性以及教育性節目不能與娛樂性節目競爭，以至於公營廣電難以維持其廣大的觀眾，從而難以發揮公營廣電的主導作用。
三、各廣播電視體制的理論依據
廣播電視體制是社會制度直接或間接地起著控制和制約作用的社會規範體系，但是，究竟用什麼樣的體制來規範廣播電視傳播活動，這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觀點是不同的。一個社會中的傳播制度所體現的，實際上只不過是上升到統治地位的規範體系。美國學者韋爾伯·施拉姆在1980年出版的《報刊的四種理論》中，概括出集權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社會責任理論和社會主義理論。在這四種理論中，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責任理論對西方國家廣播電視體制、社會主義理論對中國廣播電視體制的建立起著重要的作用。
對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廣播電視體制產生影響的主要是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責任理論。這兩種理論有時某一種屬於占統治地位的理論，另一種則在制度外起著一種牽製作用，這種狀況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和外部矛盾的複雜性和多樣性。自由主義理論的主要原則為：任何人都擁有出版自由而不必經過政府當局的特別許可；新聞出版不應接受第三者的事先檢查，出版內容不能受到任何強制，等等。受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美國認為制定專門的法律對新聞出版活動進行約束有悖資產階級言論自由觀念，因此沒有制定專門的新聞法，只是通過《聯邦通信法》來實施對廣播電視的管理。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自由主義理論也就成了維護壟斷資本利益的理論。由於傳播媒介的壟斷程度越來越高，傳播資源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裡，社會責任理論應運而生。社會責任理論在對自由主義理論改良的基礎上提出：大眾傳播具有很強的公共性，必須在法律和制度的範圍內進行自我約束，媒介機構必須對社會和公眾承擔、履行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媒介的新聞報導活動應該真實、正確、客觀、公正，客群也有權要求媒介從事高品位的傳播活動。9受這一理論的影響，美、英、法、德、日等國家，提升了對商業廣播電視媒介的傳播要求，並通過加強公共廣播電視媒介的建設，試圖向人們說明：除了兇殺、色情等淺薄化、煽情化、刺激化而引起的社會道德和文化的墮落外，還有更加高尚的東西。
對於新聞媒介的性質，無論自由主義理論還是社會責任理論都把新聞媒介視為社會的輿論工具，是獨立於政府的第四權力，就法律形式而言，它沒有上級管理機關，它本身就是主人，可以根據新聞法則行事，而不受外來制約。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責任理論一直占統治地位，政府通過這兩種理論來協助和平衡廣播電視對內對外的傳播關係。當廣播電視媒介的壟斷引起社會普遍不滿時，政府利用社會責任理論對廣播電視加以制約，當需要保證壟斷資本利益來向外文化擴張時，政府則以自由主義為決策依據或藉口。
我國的廣播電視體制是伴隨著各項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我們採用的是社會主義的新聞理論，認為新聞媒介在任何歷史條件下都是一定階級的工具。我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黨性原則，即“在思想上，要宣傳黨的理論基礎和思想體系，以黨的指導思想為新聞工作的準繩；在政治上，要宣傳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使之成為億萬人民的實際行動；在組織上，要接受黨的領導，遵守黨的組織原則和新聞宣傳工作的紀律。””與自由主義理論、社會責任理論要求政府極少控制新聞傳播活動相反，社會主義新聞理論則出於宣傳真理、維護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目的，主張對廣播電視新聞傳播活動進行嚴格的控制。其控制、管理方式包括掌握媒介的所有權、對新聞進行檢查、任免新聞單位負責人等。目前，我國社會主義新聞理論、包括廣播電視體制在內的傳播制度還處在不斷發展、改革和完善的過程當中，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我國廣播電視界正在探索更加適合我國國情的廣播電視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