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陸以正，記者出身而轉戰外交戰場，公職生涯達四十二年之久，曾先後出任駐瓜地馬拉及駐南非大使，親身目睹、甚至參與過多個歷史關鍵。
有一年，才十來歲的陸以正被父親帶去參加全族秋祭，陸氏宗祠里有副對聯，讓他印象深刻：「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
民國九十一年，陸以正出版了《微臣無力可回天》，光是書名就道盡了陸以正無限的心事，書一出版，立刻引起各界矚目，書中，陸以正筆帶感情，對於家國過去那段艱辛的時光，有極為詳盡、深刻的描述；在後記中，陸以正引述了一首明朝大將袁崇煥的詩：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欲知肝腑同生死，何須安危問去留。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故園親友如相問，愧我胡塵尚未收。
詩以明志，文字傳之久遠，但總不如本人娓娓道來傳神，也因此，就在一個微風輕揚、烈日高照的日子裡，中時電子報把陸以正請到錄像間，讓「陸大使」回到那一場又一場人生際遇的現場，回到那一幕又一幕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當陸以正緩緩說出「陰錯陽差」、「偶然」的際遇剎那，書中的場景突然變得鮮活起來。
問答
從十多歲在心海中烙下宗祠對聯「讀書好」開始，一路行到吟誦「橫戈原不為封侯」，陸以正的一生多采多姿，處世優雅，在嘈雜喧囂的時代，這樣的人格風采，足為典範。
問：陸以正大使您不僅在外交上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在新聞上也有非常的著墨與貢獻，您從政大外交系畢業之後，就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新聞研究所的學位，之後就留在美國從事新聞工作，您也曾獲得艾森豪總統所頒發的自由勳章，當時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在什麼時期獲得這樣的榮譽？
答：自由勳章在美國是頒給文人的勳章。美國頒給軍人有許多種的勳章，(去年參選美國總統的)凱瑞表示曾獲得紫心勳章，紫心勳章是在戰場上只要破一點皮就可以得到，除了紫心勳章之外，頒給軍人的勳章還有銅心、銀心等勳章，但是對於老百姓、一般平民就只有一種勳章，那就是自由勳章，鮑伯霍伯在死前也曾獲頒。
我的自由勳章，是在韓戰時當翻譯官，當時要寫審(戰)俘報告，盟軍總部認為我對收集情報有貢獻，一路轉報上去，因為美國對於平民只有這一種勳章，所以得到這個自由勳章。
學外交當記者 腳踏兩條船
曾與周恩來聊天至半夜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大學畢業時是學外交，為何我會腳踏兩條船，與新聞拉在一起，那時在重慶念大學，抗戰勝利之後過了一年的1946年，學校才從重慶搬回南京，到南京之後，有朋友介紹進了南京的一個報紙－大剛報，大剛報的立場是中間偏右，當時的大剛報有三個版，分別是南京版、漢口版與衡陽報，當時從最低的夫子廟開始跑新聞，這次連戰去南京時就有去夫子廟吃小吃，然後行政院不重要的部會，像水利委員會森林部門，然後再升上去跑教育文化、立法院、國民大會，當時也跑過共產黨周恩來的新聞，還曾跑到周恩來住的地方，聊天聊到半夜才回家。
外交系畢業後，當時外交系的畢業生應該要去外交部實習「磨桌子」，報社當時就告訴我，蔣介石暑假要去廬山，問我要不要去，我一秒鐘都沒考慮就去廬山當特派員，就這樣放棄了外交。
政府節節敗退 一個人到台灣
至於我為什麼會去韓國當翻譯官？因為在抗戰時，當了一年的翻譯官，政府為了獎勵，當時招考一百人公費去美國留學，我考取了。在從廬山回來後，報社調我去上海，後來政府在軍事上節節敗退，就賴掉了公費留美的帳，大剛報的總編輯當時跑到台灣來，寫信給我叫我到台灣來玩，我就一個人到台灣來。當時政府在大陸節節敗退，所有東西都跑到台灣來了，沒有辦法，後來只好去韓國當翻譯官，存夠了5000美金，所以是自費到美國。
當時在韓國當翻譯官的有幾千人，得到自由勳章的，記憶中只有我一人，所以許多事情都是因緣湊巧。從韓國回來後，就到ChinaNews，當時ChinaNews還是油印的，1953一直到1956左右，在ChinaNews做編輯，每天早上拿當天的報紙，重要的新聞做摘譯，實在重要的事才會去現場採訪，當時大概95%的時間是在作編輯、翻譯(re-write)。
兩面兼差
1954年結婚後馬上到美國，9個月拿了master後馬上又趕回來，中華日報社長曹聖芬來找我，那時曹聖芬也是剛從美國密蘇里州回來，他想要改革(中華日報)，我就跟他說你養我不起，曹聖芬則開出條件：你上午還是在ChinaNews上班(7時到12時)，下午再到(中華日報)報館上班，擔任總編輯兼採訪主任，無論什麼重要的事，晚上12時一定以社長的車送你回家睡覺，這樣兩面兼差，一直做了5、6年。
直到當時的新聞局長又來找我，到新聞局做國際處處長，本來沒有人知道新聞局有國際處，結果做了7年，一直到沈劍波擔任新聞局長，他想要換掉駐紐約的新聞處主任，才把我放出去，以駐美大使館參事的名義接紐約的新聞處主任。
進外交部
這一做更慘，一做就是16年，大概15年又7、8個月，其實1966年左右本來要叫我回去做新聞局長，但是那時候周書楷不放人，打電話給蔣介石說這個人不能放，放了這裡就沒人幫忙了，周書楷為了表示安慰我，就升我做公使，但是事實上我還是紐約新聞處主任，拿新聞處主任的薪水，只是頭銜上多了一個公使。
中華民國的官沒有做這么久的，16年，但是沒有辦法升了，公使再上去就是大使，那就是屬於外交部的人了，所以這樣一來，等於是在新聞局做了25年。
問：後來也因為這樣子，您才真正從新聞局轉到了外交部？答：是的，不過是從後門進去的。
一個人的很多際遇，都是偶然的，現在回想起來，要感謝卡特(當時的美國總統)，我那時完全是出於無意。
因為卡特在1978年12月15日晚上9時宣布1月1日開始與中共建交，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斷絕，當時有很多人來找我，紐約有個報紙叫DailyNews，我曾邀請該報的總主筆訪台，他拜託我一定要幫他寫一篇評論，後來在飛往華府班機上，向空中小姐要了兩張白紙，利用40分鐘的時間寫完，請華府的大使館秘書幫忙打字交給DailyNews。
當時美國有很多人對卡特此舉不以為然，因為他是趁美國國會休會的時候宣布斷交，所以美國各報自動轉載，美國有卅幾家報紙轉載，華盛頓當時只有兩家報紙，其中一家也轉載了，卡特因而非常在意，美國務院就派人找了台灣當時的公使，希望台灣政府一星期內將我召回，不然美國方面將採取行動，將宣布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
楊西崑那時以外交部次長身份，正在紐約主持斷交相關事務，楊西崑第二天就打電話要我到華府，很激動地告訴我此事。我是學外交的，知道在外交上，一個國家的外交官在駐在國享受治外法權，不用繳稅、警察不能抓你，但是，駐在國的政府可以隨時說，你不受歡迎，你就得馬上走，給你一個星期的時間。
大勢已去
問：您提到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那段歷史過程，那時很多人誤以為是蔣氏父子片面、斷然拒絕所謂的「雙重代表權」，在您的書里提到…?
答：那本書《微臣無力可回天》，套用邱昌海的話孤臣無力可回天，因為事實上自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季辛吉1972到大陸訪問，大家都看得出來美國和大陸的關係正常化，不可避免也就是趨勢，為什麼我們可以從1972拖到1978呢？這要感謝水門事件，因為美國總統尼克森鬧出水門案自顧不轄，等到尼克森下台後，福特做總統，他是從國會出生，一輩子在國會裡做了三十多年國會議員，莫名其妙的當了副總統候選人，最後變成了總統！他對國會比較尊重，他知道國會裡面還是一面倒地支持中華民國，所以他也沒有採取行動。
一直到卡特上台，他1976年選上美國總統，第一年他完全是個局化人，卡特當選有很多人都不記得，他當時是…他不但是批評共和黨也批評民主黨，對於華盛頓的政客，他稱這些人叫華府這群人，不知道在搞什麼？！他最引人注意的是零預算制度，我們現在的預算是看你去年預算多少今年多加一些點，卡特不是這樣！他是你去年預算多少？為什麼你去年會有這點預算？他把一樣樣東西從頭來看，所以他在華府，得罪了很多人！
第二年，卡特專心做他的內政，我們也苟延殘喘，但已經很不好了，為什麼道理呢？在1976年那是美國立國兩百周年，我們雙方有邦交但是美方告訴台灣，說希望你那個時候不要派特使來慶賀！我們在美國每一年都有帶台灣團去表演，國劇的、舞蹈的，都是我帶去的！但他說你不要帶團體來，他說我們這個國慶節，你別再裡頭起鬨！所以那個時候已經看的很清楚，大勢已去了。
然後呢，在1978年底，1979年開始，卡特準備競選下一屆連任的時候，在年初的時候，他的構想是要在外交部份達到幾件事情，首要的是要達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解！但以巴到現在還是沒有和解！所以當時卡特就動腦筋動到我們身上，他總要有點政績作為他競選的本錢！
在這個以前，我看這個事情已經大勢已去了，所以我每次回來，蔣公（蔣中正先生）和蔣夫人都召見我，常常一談就一個小時，蔣公非常能傾聽，我最後一次向他報告，講美國的一些情勢已經是無可救藥了，那個時候，我在美國都透我的朋友向國務院去試探，試探美國對兩個中國的態度，即：你可以承認中共但也不要和我們斷交。
美國國務院起先還有興趣，因此和我那個朋友談，但談了第三次之後他就對我朋友說，你也是個美國人，我和你談了半天也不知道談什麼東西，你背後什麼人你帶來說出來，於是他馬上就和我講，我馬上就急電，透過周書凱委員報告蔣經國先生。
礙眼石頭
但是呢，沈昌煥外交部長聽了覺得外交政策是他外交部長之權，你行政的人員怎么可以在裡頭找尋出路？！於是本想把我調到英國做駐英的代表，我倒也不反對，經國先生也明知道是沈部長要把我掉走，要把這礙眼的石頭搬開，但是，結果是我到後來才知道，過了三年我調回來時，是因為蔣夫人在中間給經國先生寫了一封信才取消的。
在1970的時候，我們現在追溯回去，當時美國就提出來了所謂的雙重代表權，中國只有一個，但是在聯合國里有兩個可以代表，把安全理事會給中共，讓我們能繼續留在聯合國大會裡，假設這是能成功的，那我們現在就不必那么麻煩，也不會有困境在外，當時就是在1971年，我1963年到美國而到1971年中間九年，再這九年中間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團我都是顧問，每年我這三個月，九月到十二月都是將新聞處的事情擺在後面，整天做聯合國代表團的事情，所以我對聯合國的運作比較熟悉，這有九年下來的經驗。
聯合國是在九月的下旬開會，到八月多的時候，蔣公才同意所謂的雙重代表權，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的外交部，還有六十五個邦交國家，現在對半。當時外交部給這些國家都有個「訓練」，要照著稿子念，一個字都不能錯，那個稿子是外交部統一給所有的外館。
聯合國大會有一定的程式，九月第三個禮拜末才開始開會，而大會開始要先選主席、副主席、各個委員會的主席，這些都弄完後，就開始總辯論。什麼叫總辯論呢？當時大概還有一百一～二十個國家會員，每一個國家，不是他的元首就是他的正副領袖或總理，到那裡暢所欲言表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這就叫總辯論。
陰錯陽差
這樣弄一弄也要兩三個禮拜，然後呢才開始討論議題，由那個總委會來設定議題，而我們這個所謂中國代表權案，共有三個案子，三個提案，這個所謂XXX是列在第九十幾項，後來是因為重要才提前討論，不然還不知要拖多久；所以一直到十月下旬才討論在這個東西上，一共開了十次會，因為每一次會每個國家的首席代表或元首都走了，剩下的不是首席的代表就是外交部長，還在那裡講話。所以一直到十月二十五號第七次討論這個議題，後來卻發生了意外狀況，沙烏地阿拉伯有個代表，沙烏地那時候是支持我們的，但是沙烏地阿拉伯連外交人才都沒有，他們的大使，書念的很好，可是卻弄錯一個東西，因為聯合大會不是一個辯論會，辯論會的話，學識上的辯論會是誰有理誰贏，但聯合國的投票，是以國家的利益在投票，他不管你誰對或誰錯，問題就是出在這個地方。
那天最關鍵的那次會，是從周末下午三點開會，我在場，開到八、九點還沒停，XXX（沙烏地代表）還沒講完，他誰都罵，既罵我、支持我的人，又罵蘇聯集團，也罵反對我們的人，他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為什麼呢？他堅持說，他的提案，比阿爾巴尼亞提案或者是雙重代表權案都好，但他的提案…台獨人聽起來會很高興，他的提案是，你中共可以讓他進來，而台灣呢？繼續留在聯合國大會裡面，但台灣將來的前途、或者是公投呀，或台灣自主，而是否要和中國合併也可以，或和中國成立聯邦也可以，中立也都可以！所以在今天的民進黨聽起來，會覺得正中下懷。
只是，所有其他國家代表都討厭就這樣羅哩羅唆的講個不完，搞的大家又氣又餓，那次聯合國大會的主席是印尼外長，印尼外長是xxxxx，非到必要的時候，假如是雙方對決是55票對55票，他主席可以投他那一票，因此，再加一個關鍵性一票讓我們過關，這個都講好了，但是開會如果開得實在很累了，有時也會換一個副主席上去頂，總而言之，在那個時候，因為大家又累又餓，於是有人提議散會。
散會在聯合國，是不需要討論的，yesorno主席敲個槌子就散會、明天再開了。當時有人提議散會的時候，主席就說有人提議散會，那我現在交付表決，交付表決時，因為大家討厭沙烏地的代表，所以表決被否定了，表決不通過，主席說贊成散會的有多少人，反對散會的有多少人，反對的人超過贊成的人，所以不能散會。
散會的表決被否絕了，下面就討論重要問題，這個就兵敗如山倒了，等到表決阿爾巴尼亞提案時，那個時候一通過就知大勢已去，所以我們馬上跳起來說，秩序問題、秩序問題，周書凱就上去講話，當他上去講話時，我馬上到外面去安排記者招待會；我們全部的代表團，站起來走出去，會場裡肅靜一片，連一個針掉下來都可以聽的見。
開完記者招待會後，離開聯合國大會，沒有任何一個人有吃喝一點東西，這個事情對我來說，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一輩子難忘。現在很多台獨方面的人，怪蔣氏父子，說什麼漢賊不兩立，但是，天地良心，不是這樣一回事，有很多「陰錯陽差」的因素在裡頭。
金援經援
要制度化 經濟的援助，不是拿一張美金支票給人，而是在經濟方面幫助他，從有史以來就是外交的手段之一，美國當時援助台灣，從1952年開始到1965年停止，中間差不多給我們14億美金，結果是把台灣扶持起來了，這個是經濟援助。
執行經援的人，應該要有自己的判斷，不可諱言的，有些駐外的人員為了保全他自己的職位，讓人家來欲取欲求，這就不對了；像我到南非去的時候，南非已經準備承認中共了，我在南非七年一個月，我們給南非不是給他個人，沒有給個人，而是給南非的政黨，所謂的秘密援助，兩千萬多一點點，公開的援助也大概是兩千萬的樣子，這個你自己要知道，在外面做使節的人，你要真正是替國家把關。
外交部現在也了解這個東西，事實上，在我最後服務的幾年，就是九零年代以後，因為我們透過國合會，國際經濟合作基金會，把我們現在對外的援助，逐漸制度化了，國合會底下有許多專業的人才，而我們援助不單是給這個國家，我們會派人去分析財務，評估計畫是不是可行，也不是一次給，而是你提一個三年五年的計畫，我同意中間第一年給你多少，第二年給你多少，開頭少中間大，到後來又少，所以逐漸逐漸我們是朝著制度化的方向走，但就是有些駐外的人，他會覺得你這樣子礙手礙腳，所以這就要看個人了，我是非常支持贊同這種制度化的做法。
地攤外交
問：副總統呂秀蓮出訪印尼時，被拒絕於雅加達之後，但她自己自創了一個渡假外交，前一陣子陳水扁總統，他拜訪像馬薩爾、吉里巴斯、圖阿魯這些國家時，最後本應該是回來的時候，但是卻又繞到一個非友邦個斐濟去，像這些所謂的奇航之旅，就您來看，對一個正常的國際外交出訪的安排是否恰當？這樣意外的之旅，是不是會造成外交突破，或是有些冒險跟不妥之處，你怎么看這樣的奇航和渡假外交的方式？
答：呂秀蓮那個不必談了，她那種是擺地攤的外交，把貨品擺著警察一來就卷著跑走，這哪裡是辦外交的樣子，她根本不懂。至於這個陳水扁，這一次到斐濟這個我倒不覺得是一個壞事，但基本上也要認清一點，就是一直到我退休的時候，我是1998年退休，一直到我退休的時候，那個時候兩岸關係還沒有到緊繃的程度，那個時候我們是還可以到處點點火啊，那個時候，還有一點迴旋的空間，但是今天兩岸關係緊張到這個程度，就像條橡皮筋已經拉到緊繃了，雙方沒有在退讓的地步，所以，今天這個環境已經無可著力了。
核心卡住
兩岸關係比外交要來的重要，今天台灣面對這樣壞的情勢，總結一句話，就是你兩岸問題不解決，什麼問題都不能談，不要說外交了，連經濟都沒辦法，這是核心卡住了。
連宋訪中
台灣前途契機問：連宋出訪大陸，兩岸關係會不會有一個正面而良性的發展或未來？
答：有，我覺得連宋兩位主席到大陸訪問，的確是我們整個台灣前途的一個契機，民進黨現在拚命澆冷水，說什麼中國熱現在慢慢熄掉了，但民進黨將來非跟大陸談不可，如果要談，那么連宋兩位先生，他們達成了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我們有許多的媒體天天在高談闊論，但是老百姓好像還沒抓到重點，兩個人各有所長，但是兩個人去了之後，出現了重要的結果，包括：一，中共現在不談一國兩制了；第二，中共接受了兩岸分治的事實，第三，中共願意在平等的地位上來和我們協商，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要點。
如果中共願意在平等的地位上來和我們協商，如果政府不接受這個東西的話，就是把我們的前途給毀掉；我們陰錯陽差地退出聯合國，失掉了一個機會，現在則是另一個機會，這個機會再失去的話，就不會再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