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水壺人物-宋江吳用武松魯智深孫立韓韜朱仝宣贊漢中文史研究的先驅者、劇作家。
姓陳名廣澤，字明高。男，漢族，1921--2006，陝西省城固縣人。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黨員。歷任陝西省戲劇家協會會員，陝西省考古學會會員，漢中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大學生歷史學會名譽顧問等。
1984年9月曾被陝西省人民政府聘任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陳顯遠1935年考入漢中聯立中學，翌年失怙輟學。
1938年春，他應聘為桃花店初級國小教師，同年春，棄教受訓於國民黨憲兵第六團。受訓期滿後，他到洛)11縣，參加第二戰區閻錫山部設在洛川的無線電台代訓的訓練班，後又任職到國民黨第三十四集團軍設在西安的無線電訓練班。
1940年9月至1941年10月他在國民黨陸軍第一師無線電排任準尉見習、準尉通迅員、少尉通迅員，後棄職回家。
1942年6月，他在家鄉創辦城固縣雙廟村初級國小，並任校長。
1945年受聘於鎮巴縣三元鄉中心國小、南鄭縣大同鄉(今新鋪鄉)和鋪鎮鄉中心國小，任教員、教導主任。1948年8月任城固縣田糧辦事處龍頭分倉股長。
1949年10月，任南鄭縣柳林鋪完小教員，同年12月6日，漢中解放後，繼續任教員。
1953年9月調南鄭縣桄桄劇團，從事劇本創作、改編工作。在此期間他共創作、改編了歷史劇和現代劇《祝英台掛帥》、《孔雀膽》和《紅色交通線》等130餘部劇本。其中出版的有《帝王珠》、《宇宙鋒》、《孟德獻刀》、《放周謙》和《斬韓信》等19部。
1973年以後，他分別在漢中地區文物調查組、漢中地區文化館、漢中地區文物事業管理委員會等單位工作。
1980年10月退休。從事文物事業幾十年來，他一心撲在工作上，足跡踏遍了巴山漢水，編寫了《漢中地區名勝古蹟》、《漢中碑石》和《漢中史跡雜考》等學術性著作，並在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1000多篇。曾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漢中市及漢台區委員會第七、八、九、十、十一屆委員。
1987年他榮獲全國老齡委頒發的“老有所為”精英獎，其事跡屢為省、市級新聞媒體所報導。
2006年3月初逝世。
座右銘：“名利置度外，去虛榮，埋頭苦幹；學術乃分內，求實效，潛心鑽研。”
主要作品：《漢中地區名勝古蹟》、〈漢中碑石〉、〈漢中史跡雜考〉
天喪恩師，吾誰與歸——懷念陳顯遠先生 郭鵬
光陰荏苒，與陳老先生訣別轉眼已快一年了。近一年來，我的眼前經常浮現著老先生那對人祥和、對學問認真的音容笑貌。可以說，在我大輩子交往的文人當中，陳老先生是我最崇敬、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對我影響最大的人之一。 和陳老第一次接觸是在22年前的1984年農曆六月六，當時洋縣政府在智果寺舉辦佛教文化活動，漢中文化界的一些領導和文化工作者到會。我當時在佛坪縣政府辦公室、佛坪縣地方志辦公室工作，也受東道主邀請到會。雖然這之前也常在報紙上看陳老的文章，但從未謀面。在從洋縣城到智果寺的車上，我貿然詢問坐在我身邊的一位長者“貴姓”時，對方淡淡地說：“我姓陳”。旁邊的一個人補充說：“這是陳顯遠先生。”我一聽到這名字，不由肅然起敬：看過他多少文章了，原來就是他！一天的會上，我向陳老請教了一些漢中歷史方面的一些問題，陳老耐心地向我解答我提到問題。 從此以後，我每次到漢中開會、出差，都要到陳老所在的漢中地區文管會去看看老人家，請教一些地方歷史的問題，有時，陳老將乾脆讓我住在他那裡，便於交談。在我主持《佛坪縣誌》編纂時，特聘請陳老擔任顧問，請陳老給以指導。在此後的1986年城固縣召開的全國張騫學術研討會、1987年洋縣召開的全國蔡倫學術研討會、1988年漢中市召開的第三屆石門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都同陳老在一起，聆聽他對漢中歷史的品評。 1991年,我被調到漢中地區地方志辦公室工作，同陳老的接觸更方便了。在對各縣誌的複審中，每與疑難問題，我隨時去請教陳老，陳老毫不保留地全盤給我介紹有關資料；每個月，我都有一兩個星期六或星期天，在陳老那裡，向陳老請教，或和他共同探討一些學問，當然是以歷史方面的學問為主。1998年我受任負責市地方志辦公室、主持《漢中地區志》編纂工作後，這種請教就更頻繁了。可以說，凡我提到的問題，陳老都象是有準備似的，隨口都能準確地回答，甚至背出原典的句子，說出準確的歷史時間、地點、事件，我真佩服陳老將是一部漢中歷史的活字典。20多間，我在陳老那裡學到的不僅僅是知識，更多的是為人、是研究學問的精神。陳老見我熱心學問，也樂於同我交談，因為有共同的愛好，共同的語言，共同的話題，從學問，到工作，從社會，到家庭，從經歷，到作人，無話不談。隔三叉五，逢年過節過生日，我還同妻子一道，去看望陳老。我我與陳老的關係，完全超出了一般工作關係，我倆的年齡相差整整一代人，我把他尊為父輩，他把我視為忘年交。有事，同我談，有困難，同我商量。在近六七年間，陳老的病折磨著他，連續三年在漢中某醫院治病動手術，三次失敗，給他增添了更大的痛苦。有時出門去開會，他總是約我同往，住在一起，以便照料。陳老身體越來越差，尤其便秘，上廁所解手很困難，常是我攙扶他入廁解手。2002年的一次，我到醫院看望陳老，他預計到他的日子可能不多了，在我臨走時，他避開子女和別人，向我交代：如果有一天，我不行了，有幾件事……,他把要辦的後事都託付了。2005年3月，陳老因為身體健康每下愈況，在漢中生活極不方便，就在子女們的一再動員下，搬回老家居住。每隔兩個來月，我專程去看望一次，有時陳老外地的朋友來漢中，要看望陳老，由我領路前往。最後一次看望，是2006年1月20日（農曆臘月二十一）。我給陳老送去了他多年關心支持的、一直惦念的、剛出版的《漢中地區志》，他表現出十分高興，但我從他的臉上看出了更多的無奈：一個偉大的心臟正在作最後的掙扎！但我還是沒有料到這竟是訣別。 他一生寫了130多部劇本，上千篇研究文章。我從認識他時，他已65歲，早已退休了，但我覺得他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工作，他在不斷地寫，不斷地研究，不斷翻查著資料，甚至很忙。退休後，先後編纂出版了《漢中地區名勝古蹟》、《漢中碑石》、《漢中史跡雜考》三部著作，在漢中歷史研究領域，其學術價值是空前的，他還發表了幾百篇歷史研究文章，參加了不少學術研究會議和活動，並協助地縣進行地方志審稿。他的文章著作以史實說話，引經據典，以證據服人，在漢中文史研究方面，他的成就和權威是有口皆碑的。他常說，學術研究，要拿出史料依據，不能想當然；要敢於開第一腔（指在下功夫研究，充分掌握證據的情況下，敢於第一個發表與眾不同的意見）；陳老是一個十分寬厚豁達的長者。有一次，我看到報上一篇陳老的文章卻署著別人的名字，建議他過問一下。他只是淡淡地說：小事情，別人把我的文章刊登了，一方面說明我的文章還有人愛看，二來說明有人還同意我的觀點，筆墨之事，何必訴諸公堂！他最反感生編硬造，造假歷史，在學術上欺人自欺。我曾看見老先生70年代以來用鋼筆抄寫的漢中史資料，16開本的通格稿紙，整整80多本（還不是全部），摞起來一尺多高！那些年沒有複印條件，只有用筆抄。老先生說：手抄一遍，記得要牢些，每次到外地開會或出差，見到有用資料，就借來，連夜抄，有時整整抄幾天幾夜，抄完歸還；即使近些年，有了複印機，但他沒處報銷，還是抄。直到他去世的前幾月，他仍囑託我給他查找一篇資料，他還在考慮撰寫文章。查閱、蒐集、抄資料，研究、撰稿、著文章，這就是我所見到的陳老的全部精神生活。我是最後一個把陳老送走的。今年3月4日，我外地出差，接到陳老大女兒的電話，說陳老去世了，我的心頓覺空白了：多年的尊師，說走就走了，雖是預料之中的事，但還是感到突然。第二天回漢中，立即將去了設在文管會的靈堂，向著陳老大遺容三鞠躬。把一幅挽幛和花圈敬獻給了我最崇敬的恩師，挽幛上寫著“天喪恩師，吾誰與歸”！ 3月6日，陳老的追悼會在漢中殯儀館召開，我代表陳老的親友致了悼詞。此時此刻，我不由得湧出了眼淚，陳老，實在是我此生遇到的不多的幾位恩師之一，我在他身上學到的，不僅僅是知識，更寶貴的是精神！追悼會後，是最後一次的告別，我怎忍心離開恩師呢！以後再向何人請教學問呢？3月8日，陳的子女們把陳老的骨灰安葬在老家城固柳林鎮北的老家後一塊墓地里，我特地早早趕去，隨著送葬的人群，把陳老送上了山。無情的黃土，掩蓋了一尊為漢中歷史研究付出全部心血的軀體，掩埋了我的可尊可敬可親的恩師，我無奈地也加入了揮動鐵鍬的人群。 天喪恩師，吾誰與歸！
漢上滄桑 史家絕業
——陳顯遠師逝世周年祭
周 郢
百篇發覆探微，滄桑漢上，堪繼史家絕業；
廿年執經侍杖，風雨名山，能承夫子薪傳？
這是去年今日，我在驚悉恩師顯遠先生謝世的噩耗後，揮淚草成的一幅輓聯。
聯語雖簡，卻道出我對先生史學成就的跂仰以及我少小問學先生經歷的追念，是我悲慟滿懷的宣洩。
流光迅逝，而今距先生謝世，已是周年，懷想千里之外的柳林丘壟（先生葬於故里城固柳林），墓草已青；而我隻身兀坐的泰山山居，冷雨正急。此時此際，郢願再次將拙聯奉呈，並綴詮說，以代悼文，以此遙寄我悼懷恩師的一瓣心香。
先試說先生的“史家絕業”。先生一生的經歷大致是一“三段體”：青年執教國小，中年編演戲文，晚年精研文史。“庾信文章老更成”，於先生似更符合這一人生軌跡，其晚年在漢中文史研究成就之高、貢獻之富，於以往數百年中確罕有出其右者。先生曾說起他轉入這一領域，實出偶然。上世紀70年代初，年已五旬的先生因領導指派，參加漢中地區文物普查，境內豐富的文物遺存，深厚的文化內蘊，使先生眼界大開，興味倍生，從此一頭扎入這一廣闊的文史天地，全身心地融入古老的天漢文化之中。在以後的數十年中，他訪遍了百里漢川的勝跡名區，竭澤而漁了千年文籍中的漢中載錄，在此基礎上，手不停揮，筆不停輟，先後完成了《漢中地區名勝古蹟》、《漢中史跡雜考》、《漢中碑石》三部洋洋宏著，發表的研究文章更多達800餘篇，在桑榆晚景，成就了著書等身的名山事業。
先生治史，不拘成說，獨抒見解，探幽發覆，新見疊出，在眾多的課題上皆取得重大突破。如沔縣武侯祠唐碑中的“嚴□”，因缺字難辨，後世金石學家或指為嚴武，或指為李謨，聚訟紛紜，先生參證史籍，考定為嚴震。其考辨文字如老吏斷獄，洞察秋毫，千年翳障，一夕括清，讀之如飲冰泉，暢快五中。文章之嚴謹周密，即較之乾嘉考據大師也毫無遜色。這樣出彩的考論在先生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幾乎篇篇有新材料，章章有新見解。先生從未受過系統的史學訓練，卻憑藉毅力與天賦，在這一領域取得幾近大師的業績，不能不堪稱是一大奇蹟！
先生的漢中文史研究，遠承乾嘉樸學，而又自具特色，其成就自非此篇小文可以細論。不過就我個人的感覺，先生的地方史研究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時常將漢中這一區域的文化投置到中華大文化的背景中來俯瞰，以地方文獻補益正史，正史方誌相互發明，相互印證，從中獲取新識新見。如先生考證漢中地名由來，進而由此揭出“漢族”一詞，由漢朝而來；而漢朝之名，又由漢中而來。這便將一個區縣地名的考證，與漢文化源流的探索綰合至一起，漢中在中華文化中的非凡地位也由此凸現。又先生考城固《漢仙人唐公房碑》，據其中“府在西城”一語，考出西漢漢中郡治在西城而不在南鄭，由此連帶解決了《漢書·地理志》郡下首縣是否為郡治的這一長期辯難的懸案，是其以小課題解決大問題的又一顯例。這一結論與台灣著名歷史地理專家嚴耕望的研究暗合無間，尤可看出先生學術功力之深厚札實。先生這些研究碩果，不僅豐富了漢中地方史的內容，同時也為大歷史課題的推進作了貢獻，使得所謂“學院派”史家對地方文史的成果，不能漠視，更不能輕視。可以說這一研究思路，為後人留下了極佳的借鑑法門與廣闊的研究空間（惟先生對這一思路未能進一步作出理論思考與系統闡述，稍顯不足）。
——還應說明的是，先生這豐厚的學術業績，是在頗為艱辛的治學條件下獲得的。其寫作不僅缺乏圖書資料（先生著述中的旁徵博引，大多來自親赴省城手抄所得，先生抄輯的這樣資料冊不下數十巨冊、數百萬字），外出考察也缺少交通工具，更談不上什麼科研經費（先生可能一生都不知還有這些名目）。有時甚至連極其微薄的修志（《地區文物志》）補助也時發時停，到手無幾；區區幾十元的稿酬也常常被扣發、被侵吞（我在略陽工作時，曾奉命請先生為鄉土教材《可愛的略陽》撰稿，書出之後，先生應得的百十元稿費卻被當政領導拖延不發，最後不了了之，這是我親歷的一事）。所以先生雖為“千萬（字）富翁”，而奚囊中卻常是一文不名。同時還因為先生的學業走的“專精”一途，非為外行所能理解，一些淺人俗吏便出於先生“無學歷”、“無職稱”的成見，而認為其學問是“野史”小道，待以冷凳，報以白眼。先生對此皆不予計較，而將有限精力都用在學問的探研中。常見先生無論酷暑嚴冬，黎明即起，擺開一方桌（夏天則將此桌放置室外），伏案工作四五個小時；下午則為讀書、會客時間，晚上仍時常瀏覽書報，如此三十年如一日。似只有寫作時間歇時撕扯菸葉（先生用菸斗，常購大張菸葉備裝菸斗），是他惟一的休閒和娛樂。先生陋室中懸有一幅自撰座右銘：“名利置度外，去虛榮，埋頭苦幹；學術乃分內，求實效，潛心鑽研。”確實是先生心境的真實寫照。四顧周邊擁有數十萬元科研費及高學位、高職稱頭銜卻拿不出一點像樣成果的學界名公，若對比一下先生的境況與成就，不知是否有內愧於心？
總之，先生之漢中文史研究無論深度或廣度，都遠遠超越了以往地方史家。近年漢中文化研究熱潮的湧現，不無先生的“先導”之功；而其中不少研究熱點，也都是以先生研究為基礎展開。因此我們以顯遠先生的“漢上滄桑”之著述，確乎是“堪繼史家絕業”而毫無愧色。
述先生之學畢，再續說我“執經侍杖”的一番經歷——
我自小因隨家長輾轉漢中、泰安兩地，貽誤學業，國中後即失學在家，為排遣無聊，便時常漫無目標找尋一些雜書來翻閱。一本《漢中地區名勝古蹟》偶然到我手中，成了我的最愛，進而把它當成了“導遊圖”，周圍古蹟，按圖索驥。繼而得知，這部大書的作者，便是和我父親同一單位且住在隔壁的“陳伯伯”。（當時漢中地區群藝館與文管會合署辦公，先生就住在群藝館院內）。於是我央求母親，帶我叩開了先生的房門，向他討教文史學習上的問題。先生並未因為我還是個“小不點”（那年我僅14歲）而不屑一顧，而是認真地為我釋疑解難（記得第一次是請教如何查找歷史地名，先生介紹了《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一書，並以“花馬池”一條作了查找示範）。從此我成了先生家的常客，在那間極其簡陋的辦公兼起居室內，先生常常一邊撕扯菸葉，一邊和我侃侃而談，有時真是“如叩珠玉，應答如響”，談至興奮處，先生以手擊案而朗聲大笑。從先生那裡，我深刻感受到地方文化非凡的魅力，心底頓時不再為失學而迷惘，暗下決心，要向先生那樣，做一位地方文化寶藏的開掘者。
當我回到故鄉泰安後，便開始摹仿先生漢中史的方法來作泰安史的研究，陸續進行資料蒐集與實地考察，甫一開工，竟收穫多多，使我興味大增。幾年之中，在先生的指導下，先後完成了《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新解》、《羊祉與〈石門銘〉初考》等習作（這些題目都與漢中文化關係密切，可以說是漢中與泰安的聯繫研究），文章在臨沂諸葛亮及漢中石門學術會上深得專家肯定，更是增加了我通過自學研究地方史的信心。由於我研究泰山、泰安路數、視角都與別家大不相同，許多同行都投以驚詫的目光，卻不知這些“獨門武功”都是從先生漢中史研究中“偷竊”而來。少年時期“執經侍杖”的這番難得經歷，確是我求學生涯的一大幸事！
在我的工作生活方面，先生亦都倍加關切：我早年求學的遭遇頗為坎坷——雖然還不到二十歲，便已在地方史研究上小有成績（《中國青年報》1989年12月16日曾以《十九歲的學者》為題對我治學予以介紹），但當時泰安當政諸寮的勢利之目中卻是百無一用，不值一顧，以致我升學無方，就業無門，作了十年的“無業游民”。而我也少年氣盛，對此境遇時常心理失衡，苦悶無助。先生獲知後，來信以自身的經歷，對我予以開導和勖勉：“你遇到些不愉快事，心中納悶，這不奇怪，今日社會通病，多是‘武大郎開店’——只容矮子，我一生遇得不少。你應該想通。……自古能文名流後世者，率為窮人、受壓者，如孔子、司馬遷，以至於蒲松齡、曹雪芹，哪一個生前好過過呢？咱們幹的是千秋大業——文章事，不是取幸於當代，而是留名於後世，生前吃虧，死後受尊，何輕何尊，自然判明。”（1990年4月6日函）在包括先生在內的學界前輩的不斷呼籲下，我的問題終於得到漢中領導的關注（而當時泰安的領導始終漠視不理），為我解決了工作編制，但不意又無故受人嫉妒，不讓安排到地市文博單位，而被“發配”到屬縣略陽去做“群文”工作。先生擔心我有失落之感，來函以略陽的歷史文化資源來勉勵我安心研究：“略陽對你來說，是一個用武之地，……子其勉之。”（1993年6月2日函）數年之後，泰安政局“更化”，新任領導有意將我“引進”回鄉，重操舊業，先生得知這一訊息後，怕我猶豫不定，亟緘札勸駕：“計之最妥者，莫若返魯，你對泰山，研究有素，駕輕就熟，不說青年望塵莫及，即當地老年研究者，亦多非匹敵。返魯前途廣大，且勿猶豫。……只要你認定為泰山，貢獻畢生精力，對其他瑣屑小事，置於不顧可也。”（1996年6月9日函）殷殷之情，溢於言表。
我無論是在略陽還是調返泰安後，每次回漢中探親，都要沿著幽深的石板路巷前往先生所在的碗鋪街文管會寓所（從上世紀80年代末，先生隨文管會遷居於此）叩學問業，敬聆謦咳。最後一次是在2004年的盛夏，由於城市改建，那一段石板路正被拆除，幾經繞行，方才覓到文管會的院落。這時的先生由於幾次手術失敗，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前，熒影獨坐，困守斗室。但見到我後，說起地方文史的話題，談鋒仍健，當聽到我蒐集了宋人李師彥的材料，可以補正其舊說的不足，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囑我進一步探討，澄清此一公案。（按漢中舊志稱宋李師顏墓有“蘇軾撰志銘”，先生考“李師顏”生活時代在南宋初，遠在蘇軾之後，故蘇軾不可能有為其撰志之事；我則查到蘇軾密州同僚有“李師彥”，蘇軾《密州常山雩泉之記碑陰》有“守諸城縣尉李師彥”之名可證，蘇軾為撰志石當即此人，漢中舊志所載不誤。——先生治學，最喜他人為之糾謬訂訛，故我時常擷拾一二資料與先生辯難商兌，先生或辯或韙，從未以後學妄言而不快，其學者胸襟令人欽仰無已！）因先生病體不適，我未敢久坐，匆匆辭出。歸途遙望東天一抹塔影，心中生出無盡的悲涼，——一位為地文文化貢獻畢生、且在學術上作出驕人成就的學界耆老，其晚境卻是如此寥落與清苦，不盡有“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的今古同慨之感。出門時我還留別先生：“他年回漢，再來拜謁。”詎料此際一別，竟成永訣！
先生晚年每每語人，他於青年學子中凡得二人：“一為上海陶君喻之，一為泰安周君郢。二子天賦甚高，為學又勤，雛鳳勝老，出藍更青，拭目可待。”喻之兄居滬上而主攻漢中文化，學殖日富，學術益精，確實堪承昔賢之絕學。而我身雜俗務，日益困頓，馬齒陡長，卻業乏專攻，則深負先生之期望。每一思及，汗出流足。故輓聯有“風雨名山，能承夫子薪傳？”之自問。不過，我雖不才，但深信經先生之手而感測發揚的“漢上滄桑”之學術，必會承續有人、薪傳不絕，猶如天漢湯湯，歷久而彌長！
2007年3月1日草於泰安山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