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與同郡陳襄、鄭穆、周希孟為友，窮經苦節，相互砥礪切磋，並以古人相期，力學孔孟之道而不同流俗。他們“以古道鳴于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而從之”（宋李綱《梁谿集·古靈陳述古文集序》）。由於四人“在閩倡明道學於楊、羅、李、朱未起之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能以經術、德行警悟後學，“自是，都邑有所推擇，莫不尊敬畏服”（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四十），為後世“性理之學”起了開先作用，堪為理學之嚆（hāo）矢，時人號為“海濱四先生”。
陳烈早年築室於翁山（今長樂）讀書，因覺周遭景色如蓬萊仙境，令人心曠神怡，於是觸景生情，題詩一首，有句曰：“第一江山亦壯哉，仙居何必向蓬萊。墩迎半占飛來鳳，樹繞瀛洲翠似苔”（《江山第一》）。以簡潔的語言抒寫桑梓情結，溫雅含蓄地描繪出陽夏的秀麗風景。陳烈自小苦讀詩書，但因未達到“月無忘其所能”，為此心中忐忑，常懷不安。一日讀《孟子》書“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句，靜思一番，恍然大悟，發現是由於自身用心不專所致，於是開始正心誠意，不聞外事，遂致學力大增。
宋慶曆初年（1041年），陳烈以貢士身份赴試京師，應進士不中，後絕意仕途，安貧力學。皇祐五年（1053年），周希孟及鄉老柯懷祚等舉先生之文行，向福州知州稟告陳烈的學行事跡，於是州守曹穎叔即向朝廷推薦，詔陳烈為將士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本州教授。他極力推辭，未獲上準。然而人雖在職，祿卻不受，“家有餘租，推以周貧窶者”（《福建通志》卷四十三）。
嘉祐三年（1058年），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歐陽修認為陳烈有社稷大才，洵非小吏所能頡頏，便上奏仁宗趙禎曰：“陳烈清節茂行，非唯一方學者之所需，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於鄉，未足以稱勵賢施德之舉。”朝廷遂再任其為安州司戶參軍，次年復命為國子監直講，陳又辭謝不至。
熙寧二年（1069年），侍御史陳襄向朝廷推舉陳烈以自代，稱他“忠孝仁勇根於成，能自任以天下之重”，欲讓位於他，但朝廷不準。後來，他又多次上奏朝廷推薦陳烈，“其學聖人之言，必踐其實；稽先王之法，必適於時。請以禮命賜對清問，使陳二帝三王之術，必有稱尊重德之舉”，認為陳烈平日所深研者，非記問之學，其對典籍中所載聖賢言語，能夠躬身力行。以其學術非“辯章考鏡”一類，而能“直接孔孟”，乃當今“聖之時者”，其胸中必深諳帝王治道，如若策聞，必能大益於國。陳襄還寫了《懷友人陳烈》詩，讚譽他苦節力學、堅持正說，多才而學問造詣極高。
元豐年間（1078-1085年），福州太守劉瑾為慶賀元宵節，下令每戶捐燈10盞。為此百姓要費二兩銀錢，如此數額，貧民不能承擔，故怨聲載道。陳烈見此，心中憤慨，決定為民請命，替民消憂。於是，他製作大燈一盞，落筆揮毫題詩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遂將燈掛於鼓樓。太守聞之膽戰，遂罷此舉。
中唐時期，李椅、常袞在閩中興學勸教，唐末五代時，閩王王審知又在各地廣設庠序，至北宋時期，福州文教大興，讀書風氣日重，正所謂“鄉人皆嗜學，太守復工文”，已然成為全國人文薈萃之地。但其時士人多偏重於詩賦以應舉，視儒家性理之學為膚淺迂闊，“知天盡性”之說，更鮮為人知。慶曆中，蔡襄知福州，“下車之始，以書問民俗利弊。先生條利害二十篇獻之”（《三山志》卷八）。他聞陳烈義行高邁，名著鄉里，於是備禮招延，親詣其處，尊以師禮，禮請為諸生講明經學，使知“忠信孝悌”“禮義廉恥”等道德倫理。在其教誨下，鄉人感化，“父兄訓厥子弟者，必舉其言行以規之”（《古靈四先生學案》）。
“陳烈氣壓龍虎伏”
儒家學說強調修身慎行，不像蘇軾、柳永輩之風流瀟灑，倜儻不羈，只要“大德不踰閑”，無妨“小德出入可也”。宋儒謹飭，“視聽言動”一有不合“禮”處，則猛然自省。陳烈更奉之為“金科玉律”，堅守禮教規範。萬曆《福州府志》卷七十六引《道山清話》記述陳烈趣事一則：
“盱江李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道山亭。時正春，營妓皆在後圃賣酒，君謨因命以佐飲，烈已不樂。酒行，眾妓方歌，烈逾牆而逃。覯座上賦詩曰：‘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看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處鳴櫓乘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覯本無士行，輒造賓宴，詆釋氏妖狐，指孟軻為非聖。按吾聖經雲，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
陳烈與李覯的性格趣向殊異，壺觴傾倒時，一人沉醉在畫樓晚霞、歌舞宴樂之中，一人卻目不忍睹，“逾牆遁逃”。陳烈的舉動令在座李覯感到詫異，於是作詩調侃陳烈，將之喻為“山鳥”。陳烈事後得知李覯譏己，以其士行不端，有“非聖人”之嫌疑，講出應“肆諸市朝”的激言。故事反映陳烈心中“唯是道德”，大方大正，信守義理，恭敬處事，容不得一絲風流浮艷的人格特徵，無怪乎名儒陳普也讚譽說“陳烈氣壓龍虎伏”了。當時有人詆毀陳烈貪詐，矯揉造作。司馬光得之，為其辯護曰：“臣等每患士無名檢，故舉烈以厲風俗。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不合中道，猶為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宋史·列傳》）。
萬曆《福州府志·山川》卷四十記載，宋熙寧中，陳烈與郡守丁竦、沈紳游鼓山，曾合作《鼓山銘》一首，極力描述鼓山優越的地理環境、清幽怡人的風景與登臨遊覽的感受，文曰：“鼓屴崱，峰頂特。窮島夷，俯封域。屏閩東，拱辰北。歲辛亥，帝司赤。竦紳烈，從峭陟。搴若華，揖瑤極。呵蜚霆，蹴鰲脊。披霄根，殫目力。高者仰，深必惕。謹其至，惟古則。”此詩格調高古，感染了許多人，其中包括真德秀。他登臨鼓山時，有詩言及：“有懷子陳子，感慨為欷歔。子抱月明終，我方長途趨。”黃榦也有《登鼓山》詩，曰：“摩挲陳公碑，歲月為我紀。更持末後句，歸以銘石几。”
陳烈不仕原因有三
元祐元年（1086年），陳襄任經筵講官，復上奏陳烈行宜，說他：“心仁氣剛，才智卓越，學聖人之言而踐其實，稽先王之法而適於時，博通群經，尤明典禮。文章淵源浩博，肆筆而成，求之今日，鮮有倫儷。安貧力學，集四十年，著書數萬言，未見其止”（《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於是，宋廷特授烈為宣德郎致仕。此時陳烈年事已高，而地方長官仍上奏說：“烈雖老猶健，請加任用。”次年，在福州任府學教授，但仍在職不受俸祿，凡鄉里饋贈，絲毫不納，家有餘錢，時常救濟貧困。元祐元年（1086年）病卒，享年76歲，著有《孝報經》三卷。
自古金榜題名，建功立業，是讀書人的職志，陳烈何以屢詔不仕，累辭不就？其原因有三，試作分析如下：
《詩經》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陳烈十四歲時，父母相繼離世，黃泉之痛，傷心欲絕。他哀戚終日，居喪期間，“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寤寐未嘗終止，日夜夢尋雙親。他曾對陳襄言：“烈今日縱得尊榮，父母之不見，何足為樂！”《孝經》有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中華文化的孝道觀念在於“小孝能養，大孝尊親”，因“子欲養而親不待”，乃其無意仕途之根本原因。
《論語》雲“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儒家認為身行“孝悌”，孝順父母，友愛兄弟，以實踐影響社會風化，如此作用於政道，與居位為政無異。陳烈飽讀儒家經典，遂能洞明政教與孝悌關係之真義，希望用這種方法來影響政治。
孟子有“天爵”與“人爵”之說，認為“天爵”，崇尚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貴“天爵”者，內心自足於理義；而“人爵”屬於政治地位。如果追求“天爵”，便應落實在德行上，唯重“道德”心靈，屬於“不待他而然”，是“貴於己者”。陳烈力學孔孟之道，主張“醉我以酒”不如“飽我以德”，自然不念“人爵”封賞、“朱紫之貴”。當時有人極力向宋仁宗推薦，並勸說他入仕，他的回答是：“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持誠，文王載之與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有先覺如伊、呂者”（《宋元學案·古靈四先生》）。他效仿先賢，但認為己身未及，尚需時日，故借漆雕開“吾學未成也”之說，婉言謝絕美意。所以“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陳烈志在聖賢，崇尚義理猶“芻豢悅口”，終身追求內心之“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