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步雲,江蘇徐州人,曾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稽查員,後加入軍統。1937年淞滬會戰期間,參加過浦東搶運行動。1938年12月18日,國民政府副總裁汪精衛藉口赴成都中央軍校主持典禮,乘坐事先準備好的飛機飛往昆明,接觸雲南省主席龍雲,希望龍雲與他共同發動政變,龍雲未立即表態,汪精衛隨即出走越南河內。12月29日,汪精衛回響日本首相近衛聲明,發表“艷電”,宣稱願與日“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公開投日。
蔣介石對此十分震怒,決定處置汪精衛。從2月到3月初,從各地調動的軍統特工分批抵達河內,組成暗殺小組,以陳恭澍為暗殺小組組長,主要行動人員包括張逢義、王魯翹、岑家焯、方炳西、余樂醒、陳邦國在內共九人,此外還有九名工作人員負責從旁協助、聯絡、運送武器。當時越南仍是法國殖民地,法方為提防越南人民反抗運動,對持有武器者一律處以重刑,因此所有武器全部由擁有法國親友的協助人員冒險夾帶進入河內。同時,暗殺小組也聯絡了四名當地華僑,通過各自的關係協助打探情報。
最初兩個月,暗殺小組的任務主要是探清汪精衛住址,並監視其行蹤,查證其是否有離開河內的意願等。3月19日凌晨,暗殺小組收到正式行動電報。
汪精衛在河內的寓所位於高朗街27號,建築堅固,圍牆高大,牆上還安有保護網;門外有越南警察與便衣人員執勤,門內還有護衛人員和警戒。汪精衛本人終日閉門不出,工作組很難下手。此前工作組在準備階段,也曾構想過幾種制裁汪精衛的方式,如長於藥物知識的余樂醒曾提出採取“軟性行動”,即使用毒藥達成目的,並為此準備了一種無色無味的劇毒液體,但如何使汪精衛食入這種毒藥則頗費思慮。暗殺小組打探到汪精衛從一家麵包房定了麵包,每天早晨由固定的人送去,便構想利用這一點,在送去的麵包中下毒。然而,麵包被注射入毒藥後,瓤里很快出現了淡黃的斑點,這一構想只好全部作廢。余樂醒又提出將一瓶可揮發的毒藥放進汪精衛浴室中,藉助洗澡時的蒸氣使汪精衛中毒致死,但這一構想也終於不了了之。這些計策的廢棄,歸根結底是因為暗殺小組沒有在汪家的可靠內應,無法從內部策應,幫助計畫的實施。最終,暗殺小組決定採取硬性行動,襲擊汪精衛的住宅。
然而,還未等行動開始,3月20日上午,當地華僑告知工作組:汪精衛乘一輛黑色轎車離開了寓所,正在前往距河內九十公里的丹道鎮。暗殺小組當機立斷,即刻出發追趕汪精衛的汽車。待汪精衛乘坐的轎車終於出現在視線中時,暗殺小組卻發生了分歧:有人主張立刻拔槍行動,有人卻主張先判明車中情況。考慮到如果傷及護衛汪精衛的越南警察,可能會使事件演變為難以收拾的外交糾紛,陳恭澍決定加速超車,查看車中人員,然而,暗殺小組的汽車剛一超過汪精衛的轎車,正欲回車攔截時,汪精衛一行卻飛快的掉頭返回。暗殺小組立即回追,卻在回程途中先被紅河大橋前的紅燈阻攔,後又遭遇交通堵塞,始終無法將他們追及到有效射程之內,最終只能鎩羽而歸。下午,暗殺小組又接到華僑通告,汪精衛夫婦正在寓所門外草坪上爭吵,於是立即出發,然而,不過五分鐘之後,當工作組抵達汪宅時,大門外已經空無一人。
連續錯過兩次機會,工作組成員都十分沮喪,擔心汪精衛已有所警覺,終於決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當天夜裡對汪精衛的寓所進行突擊性強攻。21日凌晨,暗殺小組開車來到高朗街附近,準備行動。正當特工人員從車上下來時,兩名越南便衣警察突然出現,示意他們立刻離開。暗殺小組進退兩難之時,在附近監視汪家的華僑魏春風及時趕到,用錢將兩名警察暫時打發走了。暗殺小組雖然感到已經露了行跡,但事已至此,只有冒險繼續。
而後,暗殺小組分為三路,陳恭澍留在車上等待,另有兩人在汪宅院外遊走接應,王魯翹等五人則翻過高牆進入院內。陳邦國用斧頭砍開通向後院的房門,開槍嚇退了聞聲出現的保衛人員,其餘四人飛步躍上樓去,按照事先偵察的寓所內情沖向汪精衛臥室。臥室房門緊鎖,幾人只得將門劈出一個洞,王魯翹俯身向里查看,只見一白襯衣男子正慌忙鑽向臥室床下躲藏,上半身已經被床板遮住,腰背以下還暴露在外。根據看得見的部分體形,加上先入為主的意識,王魯翹立刻斷定這就是汪精衛,於是連開三槍,將此人打死。因為無法打開房門,再加上一路砍門、開槍已經驚動了警衛,幾人隨即撤退,分散撤離汪宅。然而,由於警車迅速趕到,在外接應的陳恭澍沒能等到全部工作組成員,不得不匆匆駛離現場。
凌晨四點,回到住處的陳恭澍接到華僑的電話,得知被刺死的男子不是汪精衛,而是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這次暗殺雖然未傷及目標,但依舊給汪精衛造成了極大的震撼,使其不敢再在河內逗留。同時,雲南的龍雲也受此震懾,對汪精衛的態度由猶疑轉為拒絕,汪精衛在國統區的雲南成立偽政府的希望就此斷絕。此後,汪精衛只能前往上海,成為日本“以華制華”政策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