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敬賢[愛國實業家、教育家]](/img/9/450/nBnauM3X2EzMxQzN5QDM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0AzL3E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陳敬賢[愛國實業家、教育家]")
人物經歷
坎坷幼年
陳敬賢1889年1月13日誕生於廈門集美。6歲時，進入私塾學習。8歲時，就讀於胞兄陳嘉庚創辦的惕齋家塾。10歲，其母孫太夫人疫亡，停柩家中，敬賢哀痛不已，苦伴棺旁逾半載，鄉人鹹嘆異之，且感其孝道。其時父兄皆在南洋謀生，“家中僅有庶母操持家務，不愛撫之，孤苦伶仃，狀極悽惻，一日與其姐相邀自殺，姐半途折返，得不死，家人愈厭之。”
悲壯人生
1900年，隨胞兄陳嘉庚往新加坡依父親陳杞柏(字如松)先生。1910年，與胞兄參加中國同盟會，在南洋鼓吹孫中山先生反對帝制、創建共和的革命主張。在胞兄“熱誠內向”的激勵下，襄助胞兄開拓南洋實業，興辦教育，做出了重大貢獻。他以有限的生命，報效社會國家，實現其''匹夫有責''的夙願，是深受世人敬重的愛國者。
生平事記
救國大計端賴教育
1913年陳嘉庚為開發民智，改進社會，始創集美國小，遇到缺乏師資的困難，經過考察，發覺閩南國小師資同樣奇缺，陳嘉庚同胞弟陳敬賢反覆研討以後，認為：“以救國大計，端賴教育”。於是決心創辦師範學校和中學。1916年10月陳敬賢返鄉籌辦，從新加坡攜帶校舍圖紙和承包建築人員回國，立即選擇校址開始籌建。1917年5月，親赴直、魯、鄂、皖、蘇、浙、贛等省考察教育，聘請校長和教員，行前先發函閩南三十餘縣勤學所長，請代招學生。以後又在廈門地區親自招收學生。
1918年1月，主校舍居仁樓、尚勇樓落成。1918年3月10日，集美師範、中學開學，學生196名。他親致開學詞。同時，與胞兄共定“誠毅”校訓，頒布校歌和教職員服務簡章等。學生膳宿費全免，被褥枕席，書籍用具也概由學校供給。5月，校長王績辭職，他再赴江浙考察教育，聘侯鴻鑒(葆三)為第二任校長。6月，“校主住宅”竣工，成為被師生、村民尊稱為校主的陳嘉庚、陳敬賢，輪流回鄉主持擴建學校、發展教育事業的住所。年底，校舍立功樓和大禮堂、大操場、電燈廠、自來水塔、浴室、貯藏室等一批公共建築落成，為師生的教學、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1934年，教育部曾肯定集美師範學校創辦多年，“著有相當成績，而所造就之師資尚適合閩南及南洋各地之需要”。可見創辦集美師範學校的目的已達到。
為了打破女子不得入學的封建枷鎖，陳敬賢夫婦深入家庭動員，解決少女入學的實際困難，1917年2月，增設了集美女子國小，並開辦織布廠，使部分婦女得以就業，以利女紅。1919年春，借用民房，積極創設集美幼稚園，重視學齡前的教育。
1919年4月，他南渡接理陳嘉庚公司重任。因操勞患病，1921年12月回國調養。1922年5月至1923年2月到日本治病。返校後元氣漸復，繼續主持集美、廈大校務。
1925年5月，他支持胞兄陳嘉庚創辦集美農林學校，以富民強國為宗旨，先後與葉淵校長、建築部主任王卓生等，實地勘察，擇定天馬山麓為校址，購置附近久荒田地，籌建校舍、牧舍、試驗場等；1926年春季農林學校開學。
陳敬賢在僑居地經營實業時，也重視華僑教育。1919年至1921年，他當選為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董事會財政並擔任道南學校總理，為兩校作出了貢獻。這時，胞兄在桑梓倡設同安教育會，他即在新加坡發動同安僑胞認捐，自己帶頭捐款數萬元，用實際行動關心閩南教育事業。
他主持校務時，十分重視德育，除與胞兄共定“誠毅”校訓外又特別指出：“教育有智育而無德育，如人身之有肉體而無靈魂。”他是陳嘉庚傾資興學、熱心教育的最熱情最積極的支持者，他曾說：“兄既是心，為弟者若不盡力，誰肯盡力!”，這充分表現了他愛國愛鄉的崇高精神。
經營實業為興學之資
陳敬賢先生十五歲時，因父親企業收盤，胞兄陳嘉庚集資獨營，即隨兄習商。不久管理謙益米店財務和新利川鳳梨罐頭廠業務。他涉足商場僅兩年，經營才能初露鋒芒，出任謙益經理。1908年因商務繁雜，不幸患肺病，返故鄉調養。
1910年，他攜眷前往新加坡，參加同盟會，信仰孫中山革命道理。他深感：“國弱民貧，振興實業，培養人才，教育實利賴之”。於是決心披荊斬棘，重整商業，開拓實業，在發展《陳嘉庚公司》的過程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1912年至1913年，他的胞兄回國籌辦集美國小期間，首次獨力承擔經營新加坡一切商務。
1919年5月，他接任《陳嘉庚公司》職權與全盤業務後，實業才華與領導能力進一步發揮。1920年至1921年，星馬經濟不景氣，公司主營樹膠業，因價格漲落不定，經營維艱。
1920年接胞兄函，改第一膠制廠為《陳嘉庚公司》樹膠熟品製造廠。他添購塗橋頭樹膠製造廠空地2萬m2，使該處面積增加到5．5萬m2，為公司宏圖大展創造了條件。
陳敬賢因承擔龐大的公司業務，在激烈競爭中，嘔心瀝血，日夜操勞，因而身患重病，不得不函告正在故鄉倡辦廈門大學的胞兄南來，交接任務。他返鄉後不久，前往日本治療。身體稍有好轉，復主持集美、廈大校務，兼監理《陳嘉庚公司》國內分行事宜。
為了擴大推銷《陳嘉庚公司》樹膠熟品製造廠出產的大量商品，他協助胞兄在國內外設立許多分支機構。如福州、廈門、廣州、汕頭、香港、上海、杭州、漳州、泉州、天津、漢口等分行。諸分行日常事務繁雜，他對省內分行的大事，力爭親臨解決；省外分行各端，均由函件聯絡處理，雖是忙碌，卻能勝任。
1925年10月至1927年1月，他第二次赴日本治病。回國後，在上海、杭州、廈門等處逗留，後移居禾山茂後社。
1930年，陳敬賢為了輔助社會發展商品生產與創造物資財富，他集資創辦禾山濟興農林公司，向院前、山仔前、茂後購買園地700餘畝，僱工開墾、種植各類樹木、水果、蔬菜、豆稻等500餘畝，並擬創設苗圃，以期十年之後，農林發達，利益地方，造福人民。不幸於1932年5月27日，該公司茂後一帶牌界被日本籍民林某創辦的廈南墾牧公司執事率工拔除淨盡。他據理抗爭，訴訟未果，預期目的未達。
他一生竭誠發展為提供興學育才經費的實業，卻反對任何人利用在學校供職之便，私營與學校有關係之生意，“以杜絕因私廢公之弊端”。同時，認真查處侵欠公款，貪污資財的職員，建立必要的制度，“預防其弊端”。他傾其全部資產，捐獻給教育事業，不願私積巨款。當胞兄欲以他的名字在新加坡存款十餘萬元時，他立即婉言謝絕，並說：“深明多積私財之為害，足以損智、益過，貽後輩倚賴之性，奢靡之行”，表現了他誠心誠意，為國家樂育英才，不謀私利的高尚品德。
公而忘身積勞早逝
陳敬賢自幼體質虛弱，時常不堪勞累而病倒，影響了他才幹的發揮和創業的壯舉。然而，他自強不息，頑強地與病魔作長期的鬥爭，實屬難能可貴。
他與胞兄“自出共事以來，唯恨力之所不能及，而不敢稍事偷閒，雖拖病亦從事於工作，可謂因公而忘身”。1908年，他出任謙益米店經理後，即患肺病。1919年至1921年主持《陳嘉庚公司》業務，在商戰中心力交瘁，肺病復發，兼患痢疾、胃病等症，難以肩負重任，才回國治療。
他閱讀《心理建設》獲悉日本高橋先生治療胃病有獨特之處，隨東渡日本訪高橋，由高橋介紹給藤田靈齋先生診治，先後兩次。
第一次，從1922年5月至1923年2月，陳敬賢在日本向藤田氏學習調和靜坐法。1925年8月，他認為病未痊癒，若長此敷衍下去，不獨對身體有害，而且對“所作之事亦無利”，決心再到日本治療，待病根已除，精力恢復，再出任務。
陳敬賢為了“造就有道德與智識兼備的人才，出來擔負國家及社會的責任”。1923年10月在集美學校設立調和會，研究養生之術，廣泛宣傳調和法，在集美各校師生中發展會員，向家庭晚輩、分行職店員教授調和法，希望以此加強體格鍛鍊和意志修養，提高師生身心素質。同時，組織集美學村建設委員會，會族眾，申賭禁，設戒菸所，清理公共衛生，修造道路，淨化環境，學村面貌煥然一新。
他初到日本治病時，醫生診斷他的肺病已轉入第三期，是屬於不治之症了。但是，經過治療，鍛鍊，身體有所恢復。他在追思其所以能脫出病危時說：“世間所應盡之責任尚未了，而不存一能死之觀念”。這是他“自力之精神”，“以保持自身之壽命抵抗疾病之進行”的力量源泉所在。
第二次，從1925年10月至1927年1月，陳敬賢復在日本訪藤田氏研討他力治療法。為了加速康復，1926年6月，他在鎌倉時，租了田園，親自種菜鋤草，“一面藉外部之勞動以鍛鍊體力，一面使精神有所寄託，以休養頭腦”。移居神戶後，定於“每晨五時起床，以冷水濕巾摩擦全身之皮膚，再以乾巾擦乾。又於早晨、午前、午後、晚間必出野外散步，每次數十分鐘”。他採取這些健身措施，目的是早日恢復健康，以便從速回國繼續盡心奉獻。
陳敬賢因公而忘身，身患重病，卻只能斷斷續續的治療，未能及時徹底而有效地根治，終於過早地離開了人間。
三十年代初期起，陳敬賢專心研究禪理，虔誦佛經，斷葷茹素，遍游名山古剎。最後居住杭州彌陀寺，因舊病復發，兼患唇毒疔瘡，治療無效，於1936年2月20日與世長辭，英年早逝。
陳敬賢病逝後，集美學校師生、校友、村民和廈門各界人士十分哀慟。先後舉行了追悼大會，悼念他畢生奉獻給教育和社會的豐功偉績。
在集美學校舉行的追悼會上，收到各界輓聯題詞600餘件，其中有于右任先生的“哀聲騰徼外，遺惠溥華南”輓聯；有邵力子先生的墨跡：“國爾忘家，公爾忘私……”。集美學校還撰寫了“敬賢校主追悼歌”，並將陳敬賢生前督建的大禮堂，改署為“敬賢堂”，立碑紀念；編輯出版《陳敬賢先生紀念刊》。這些都是他身後的哀榮。
八十年代初，陳敬賢公子陳共存先生，在集美學村北側建造佛教墓塔一座。1990年3月14日，陳共存先生舉家將暫時暫存在南普陀的父母骨灰，護送回鄉，安放入墓塔，落葉歸根，德垂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