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陰書是中國古代情報傳遞的重要技術手段。
《陰書》是古代軍事著作《六韜》里記載的一篇文章，記錄在“龍韜篇”——論軍事組織。本篇首先闡明了陰書的作用，即在“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的情況下，應使用陰書。接著具體介紹了陰書的使用方法。認為這種方法具有很高的保密性，“敵雖聖智，莫之能識”。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素書》，舊題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託，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
作品賞析
原文
《六韜·龍韜·陰書》載：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①，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為之奈何？”
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相知情也，此謂陰書②。敵雖聖智，莫之能識。”
武王曰：“善哉！”
注釋
①合兵：集結兵力。
②陰書：古代秘密通信的一種方法，能比陰符傳遞更具體的訊息。
譯文
武王問太公說：”率領軍隊深入敵國境內，國君與主將想要集結兵力，根據敵情進行靈活的機動，謀求出其不意的勝利。但事情繁雜，用陰符難以說明問題，彼此相距又十分遙遠，言語難通。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么辦？”
太公回答道：“所有密謀大計，都應當用陰書，而不用陰符。國君用陰書向主將傳達指示，主將用陰書向國君請示問題，這種陰書都是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所謂一合而再離，就是把一封書信分為三個部分；所謂三發而一知，就是派三個人送信，每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相互參差，即使送信的人也不知道書信的內容，這就叫陰書。這樣，無論敵人怎樣聰明，也不能識破我的秘密。”
武王說：“高明啊！”
典故
陰書是古代通信中另一種保守秘密的方法，它是由陰符演變而來，能比陰符傳遞更具體的訊息。但無論是陰符，還是陰書，都有著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有可能被對方截獲而難以達到傳遞訊息的目的，二是有可能被對方破譯內容並被對方將計就計加以利用。因此，並不是“敵雖聖智，莫之能識”。張獻忠襲取襄陽就說明了這一點。
張獻忠是明末農民起義的著名領袖，他在陝西來脂聚眾起義，率部轉戰豫、陝、鄂等地。後在南陽、麻城等地與明軍交戰失利，為保存實力，假意接受明兵部尚書熊文燦的招撫，駐兵谷城（今屬湖北），但暗中收集殘部，積蓄力量。崇禎十二年（1639 年）五月，與羅汝才率領的另一支起義軍會合，出兵攻占谷城諸縣，擊敗明總兵左良玉等部。張獻忠再度起義，使明朝廷驚慌失措，急調禮部尚書楊嗣昌為督師，統帥各路明軍，圍剿張獻忠。兩車在
湖廣、四川交界處對峙近一年，崇禎十三年七月，張獻忠率部突破明軍防線，進入四川，楊嗣昌亦率明軍十萬尾隨追擊。面對強敵，張獻忠又揮師東進，於次年二月進入湖北興山、當陽。明鄖陽巡撫袁繼鹹得報後，率部前往堵截，張獻忠與羅汝才商議，決定由羅汝才率所部抵禦袁繼鹹，自己則率軍繼續東進。
在東進途中，起義軍活捉了由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回四川的楊嗣昌的軍使。張獻忠從其口中得知楊嗣昌大營所在地襄陽城防空虛，決定奔襲襄陽。他殺掉使者，搜出所攜帶的兵符，挑選了二十八名起義軍戰士，換上明軍的衣服，持兵符先行。張獻忠自己則親率二千精騎，隨後跟進，一晝夜急行三百里，直撲襄陽。
偽裝成明軍的起義軍士兵到達襄陽時正是夜間，他們自稱是督師楊用昌派來調運軍械的，並出示兵符。守城明軍用小筐吊上兵符，細心查驗，完全吻合，才命開門放入。城門剛打開，二十八名起義軍戰士一擁而入，揮刀砍殺守門明軍，占領城門。張獻忠率領的後續部隊恰好趕到，順利入城。一時殺聲震天，明軍驚慌失措，被迫投降。起義軍殺死襄王朱翊銘，降俘明軍數千人，占領襄陽，楊嗣昌聞訊嘔血而死。
襄陽是明軍事重鎮，儲藏有大量軍需物資。起義軍攻占襄陽，沉重地打擊了明王朝的腐敗統治。此戰表明，無論是陰符還是陰書，都不是萬無一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