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作品
著作有《上帝與他心》（God and Other Mind,1967）、《必然性的本性》（The Nature of Necessity,1974）、《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The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2000）。他曾受邀在享譽全球的吉福德講座（Gifford Lectures）做過三次演講。1980年，《時代周刊》將普蘭丁格譽為“全美基督教哲學的領軍人物”。
個人檔案
家庭背景
2009年 作進化論和宗教講座普蘭丁格於1932年11月15日出生於密西根州的安娜堡（Ann Arbor），父親名為康那理惟士（Cornelius），母親萊緹（Lettie）。普蘭丁格的父親是來自荷蘭的第一代移民，他家祖籍為荷蘭的弗里斯蘭省（Friesland）。普蘭丁格的父親於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並擁有心理學碩士學位，他曾歷年在不同的大學任教。普蘭丁格父母育有四子，其他三子分別為：Cornelius "Neal" Plantinga, Jr （加爾文神學院校長）、Leon（耶魯大學名譽教授）、Terrell（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任職）。
普蘭丁格於1955年與凱薩琳（Kathleen De Boer）結婚。他們育有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分別為：Carl、Jane、Harry、Ann。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加爾文大學的教授，長女Jane是瑞尼爾灘長老會（Rainier Beach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師，次女Ann在喀麥隆的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工作。
教育背景
普蘭丁格一家的生活開始頗為拮据，直到1941年，他的父親在密西根覓得一個穩定的教職，才好轉。後來他的父親到北達科他州詹姆斯頓學院（Jamestown College）任教，普蘭丁格在那裡讀高中，因為高中課程十分枯燥，他對體育十分熱衷。讀完高中11年級後，普蘭丁格在父親的堅持下，入大學接受進一步教育。
1949年，他聽從父親建議，在17歲生日前入詹姆斯頓學院就讀。同年，普蘭丁格的父親接受大瀑布市（Grand Rapids）加爾文大學的一個教席。
1950年1月，普蘭丁格為了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轉入加爾文大學。在加爾文大學的第一個學期，普蘭丁格申請並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獎學金，從1950年秋季開始，他到哈佛大學開始了兩個學期的求學生涯。
1951年，哈佛大學春假期間，普蘭丁格參加了加爾文大學的一些哲學課程，並被哲學教授William Harry Jellema所吸引，隨後他回到加爾文大學跟他學習哲學。
1954年，他開始在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進行他的本科學習。指導他的教師有William Alston、 William Frankena和Richard Cartwright等。
1955年，普蘭丁格轉入耶魯大學就讀。
1958年，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執教生涯
在1957年，普蘭丁格便在耶魯大學做哲學系的講師，1958年，他到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任哲學系教授。1963年，他接替退休的Jellema到加爾文大學執教，他在加爾文大學呆了19年，於1982年開始執教於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職位及榮譽
普蘭丁格在1981-1982年擔任美國哲學協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西部分會的主席，1983—1986年任基督教哲學家協會（Society of Christian Philosophers）主席。
他還分別獲得以下大學的榮譽學位：格拉斯哥大學（1982）、加爾文大學（1986）、北園學院（1994）、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1995）、楊百翰大學（1996）、瓦爾帕萊索大學（1999）。
他於1971—1972年當選“古根海姆學者”（Guggenheim Fellow），於1975年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會員。
2006年，聖母大學哲學和宗教中心把傑出學者獎學金更名為阿爾文·普蘭丁格獎學金。
哲學思想
改革宗認識論
普蘭丁格對認識論領域的貢獻在於他稱之為“改革宗的認識論”的宗教認識論。根據改革宗的認識論觀點，即使沒有上帝存在的證據，對上帝的信仰仍然是理性的並且可以得到保證的。更進一步，他認為對上帝的信仰是正當的基本信念。普蘭丁格最後發展出了一種外在論的宗教認識論，論證對上帝的信仰可以獨立於證據而得到保證，這種認識論被他稱為恰當的功能論（Proper functionalism）。
在他認識論的三部曲中，他闡述了他的這種恰當功能論：
在第一部《確保：當今爭論》（Warrant: The Current Debate）中，普蘭丁格介紹、評析了分析哲學的認識論，特別是 Chisholm、BonJour、Alston、Goldman等的著作；
在第二部《保證和恰當的功能》一書中，他介紹了保證（Warrant）這個概念來替代證明（Justification），並深入討論了自我認知、記憶、感知、可能性；
2000年，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出版。他把他保證理論運用到討論基督教有神論信仰是否可以得到保證。他論證說，這是可以的。顯然，這本書沒有討論基督教有神論的信仰是否為真。
A/C模型
普蘭丁格用A/C模型（Aquinas/Calvin Model）來論證有神論信仰，他認為，人有一個神聖感應（sensus divinitatis）的認知機制，這種認知機制同感知、記憶、和先天信念同類，這樣的信念是恰當的基礎性信念，它之所以被接納不需經過推理。按照這個模型，有關上帝的自然知識，被罪惡所阻隔，使認知機制部分或完全不能運作。非信徒的認知能力正是出了這種問題（而不是如馬克思和弗洛伊德主義者所言，有信仰的人是精神有問題的。）接著，普蘭丁格用擴展的A/C模型論證基督教信念亦具有正面的知識地位，具有內在的和外在的合理性。
自由意志辯護
在《必然性的本性》一書中，普蘭丁格提出了自由意志辯護來解決惡之難題（The Problem of Evil）。他旨在表明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與罪惡的存在並不構成矛盾，而其他許多哲學家認為這構成矛盾。
普蘭丁格的論證可以簡單地表述如下：“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即使上帝全能，但是他也不能造出從不選擇作惡的自由人。進而，這種情況也變得可能：即使上帝全善，如果道德的至善需要能夠進行自由倫理行為的人，上帝仍然可以造出一個充滿罪惡的世界。”
當代許多哲學家接受了普蘭丁格的論證，所以罪惡的問題只限於在證據層面存在，在邏輯層面，上帝和罪惡的存在並不構成矛盾或者不一致，當然，還有些哲學家認為邏輯方面的矛盾並沒有消除。
模態本體論論證
普蘭丁格用一種更嚴格形式的模態邏輯發展了Norman Malcolm和Hartshorne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
反自然主義的進化論證
在他的反自然主義的進化論論證中，普蘭丁格聲稱進化論是自然主義的一個認識論上的否決因子（例如，如果進化論是正確的，它就會損害自然主義）。他的論證如下：如果進化論和自然主義都為真，人類的認識能力通過進化產生有生存價值的信念（在獲得食物、爭鬥和繁衍上取得最大的成功），而不是必然產生正確的信念。所以，在這種自然-進化的模式中，既然人類的認識能力只是為適應生存而演進，而非為產生真理而演進，那么，這種認識能力的成果（包括自然主義和進化論）的真實性就值得懷疑了。換一種角度，如果是上帝根據自己形象用進化的手段（或者其他手段）創造人類，那么這種認識功能就更顯得可靠了。
關於進化論與智慧型設計的觀點
2009年普蘭丁格作了一個關於進化論和宗教的講座。他表明了他對紅衣主教Christoph Schonborn以下看法的支持：“進化論在共同祖先這個意義上是正確的，但是新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即：無方向、無計畫隨機的自然選擇。這個是不正確的。面對諸多證據，任何否認或者消解生物設計理論的思想都是空想，不是科學。”普蘭丁格相信：“進化論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些理解可以和基督教信念一致，有些不能。” “像我們這樣理性生物的的存在不能僅僅靠隨機產生。”他聲稱進化論是“完全無主導隨機的過程”這個觀念和“基督教信念不相容”，“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他可以選擇用進化的過程來完成。但是我們的存在不是隨機的。”
普蘭丁格曾支持過智慧型設計運動（Interlligent Design Movement，IDM）。他曾是起源委員會（Ad Hoc Origins Committee）的會員，該委員會支持Philip E. Johnson一書《審判達爾文》（Darwin on Trial）反對古生物學家Stephen Jay Gould於1992年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發表的針對基督教的苛刻評論。普蘭丁格為《審判達爾文》一書封底撰文表示支持。
普蘭丁格是支持智慧型設計的ISCID（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mplexity, Information, and Design）（即將解體）協會會員，曾經出席了該協會的智慧型設計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