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問題發表獨特的意見。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受到國際輿論的普遍重視,也發生了深遠的影響。蘇聯《真理報》轉載了這篇文章。 毛澤東提出和修改了文章題目,同時多次對稿件作了批語和修改。 文章最初準備作為《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毛澤東修改時改為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文章由《人民日報》刊出。

內容簡介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總結了國際關係和國內建設的新經驗,作出了關於堅定地執行列寧的社會制度不同的各國可以和平共處的政策、發展蘇維埃的民主制度、貫徹遵守黨的集體領導的原則、批判黨內的缺點、規定發展國民經濟的第六個五年計畫等等一系列的重大決定。

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會非常尖銳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流行,這種現象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的蘇聯生活中,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錯誤和不良的後果。蘇聯共產黨對於自己有過的錯誤所進行的這一個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

在過去歷史上,在現在一切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沒有任何一個為剝削階級服務的當權政黨或者政治集團敢於在自己的黨員民眾面前,在人民民眾面前,認真地揭露自己的嚴重錯誤。工人階級的政黨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階級的政黨是為廣大人民民眾服務的政黨,對於它們說來,實行自我批評,除了失掉錯誤以外,什麼都不會失掉,而所得到的卻是廣大人民民眾的擁護。

世界上的一切反動派,在最近一個多月以來,興高采烈地談論蘇聯共產黨關於個人崇拜的自我批評。他們說:好!世界上第一個建立杜會主義制度的蘇聯共產黨居然犯了嚴重的錯誤,而且還是一個有很大聲名和榮譽的領導人物史達林犯了這樣的錯誤。反動派以為他們現在是抓住了一個能夠用來中傷蘇聯和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把柄了。可是,反動派畢竟是“心勞日拙”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在什麼著作中曾經說過我們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或者曾經說過某一個共產黨人是絕對不會犯錯誤的呢?我們共產黨人的黨內生活所以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制度,難道不是因為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來就否認有什麼不會犯或大或小的錯誤的“神人”嗎?何況一個在世界上史無前例的首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能夠構想它不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呢?

一九二一年十月間,列寧說過:

“讓垂死的資產階級和依附著它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走狗和瘟豬們,用層出不窮的詛咒、謾罵、嘲笑來攻擊我們,責難我們所建設的我國蘇維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錯誤吧。我們一分鐘也沒有忘記,我們工作中的失利和錯誤,無論過去或現在,確實是很多的。在這樣的全世界歷史上的新奇事業,即創立空前未見的新式國家制度中,難道能夠沒有失利和錯誤嗎!我們將百折不回地來為糾正我們的失利和錯誤而奮鬥,力求改善我們實際運用蘇維埃原則這方面還遠未完善的方法。”

也不可能構想:初期有過某些錯誤,就將命定地永遠不會再犯某些其他的錯誤,而且命定地不會或多或少地再犯原來有過的錯誤。自從人類社會分裂為幾個利害不同的階級以來,經歷過奴隸主的專政,封建主的專政,資產階級的專政,這些專政繼續了幾千年;而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人類才開始經歷無產階級的專政。前三個專政都是剝削階級的專政,但是封建主的專政比奴隸主的專政要進步些,資產階級的專政又比封建主的專政要進步些。這些在社會發展史上曾經起過一定進步作用的剝削階級,總是在很長的時期中犯過無數歷史性的錯誤,而且是反覆地一犯再犯,才能積累他們的統治經驗。但是隨著他們所代表的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尖銳化,他們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錯誤,激起被壓迫階級的大規模反抗和他們自己內部的分崩離析,以至促進了自己的滅亡。無產階級的專政和以前任何剝削階級的專政,在性質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剝削階級的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是為著創造沒有剝削、沒有貧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專政,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的也是最後一次的專政。這樣的專政,擔負著歷史上最偉大、最困難的任務,面對著歷史上情況最複雜和道路最曲折的鬥爭,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寧所說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錯誤。如果有些共產黨人發生驕傲自滿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們甚至也會重犯過去自己犯過的或者別人犯過的錯誤。這一點,我們共產黨人是必須充分地估計到的。為著戰勝強大的敵人,無產階級專政要求權力的高度集中。這個高度集中的權力,是必須和高度的民主相結合的。當著集中制被片面地強調了的時候,就會出現許多錯誤。這一點,也是人們所完全能夠理解的。可是,無論有怎樣的錯誤,對於人民民眾說來,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剝削階級專政的制度,比起資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總是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列寧說得很對:“如果我們的敵人責難我們說:看列寧自己也承認,布爾什維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這樣來回答他們:對的,但是你們是否知道,我們的蠢處較之你們說來,終究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剝削階級為了掠奪的目的,總是希望使他們的專政能夠永遠保持下去,由一世傳到萬世,因而用盡千方百計來折磨人民,他們的錯誤是無法克服的。但是無產階級為了在物質上和精神上解放人民的目的,卻是要利用自己的專政條件,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人類大同,讓自己的專政逐步地消逝下去,因而就要儘量地發揮人民民眾的主動精神和積極作用。而人民民眾的主動精神積極作用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無限發揮的可能性,也就包含著克服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所犯各種錯誤的可能性。

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領導人物的責任是要儘量減少錯誤,儘量避免某些嚴重的錯誤,注意從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中取得教訓,力求使某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不至於變成全國性的、長時期的錯誤。而要達到這種目的,就要求每個領導者都十分謹慎和謙遜,密切地聯繫民眾,遇事和民眾商量,反覆地調查研究實際的情況,經常進行適合情況的、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史達林,在他後一個時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嚴重的錯誤,就是因為他沒有這樣做。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里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面性,對於某些重大問題做出了錯誤的決定,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後果。

由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首先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蘇聯迅速地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實現了農業的集體化,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科學和文化,在蘇維埃聯盟的形式下形成了國內多民族的鞏固的聯盟,蘇聯國內原來落後的民族變成了社會主義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成為打敗法西斯的主力,挽救了歐洲的文明,並且幫助東方人民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這一切燦爛的成就,給全人類指出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大大地動搖了帝國主義的統治,使蘇聯在全世界爭取持久和平的鬥爭中成為第一個堅強的堡壘。蘇聯鼓舞和支持了所有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鼓舞了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反殖民主義運動和一切爭取人類進步的運動。這些都是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在人類歷史上所創造的偉大業績。給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指出創造這種偉大業績的道路的,是列寧。在為實現列寧的方針而進行的鬥爭中,有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強有力的領導的功勞,其中就有史達林的不可磨滅的功勞。

在列寧逝世之後,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物的史達林,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保衛列寧主義遺產、反對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鬥爭中,他表達了人民的意願,不愧為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士。史達林所以贏得蘇聯人民的擁護,在歷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為他和蘇聯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在一起維護了列寧的關於蘇維埃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路線。蘇聯共產黨實行了這條路線,使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取得了勝利,並且造成了蘇聯在反希特勒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條件,而蘇聯人民的這一切勝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一切進步人類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史達林這個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時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榮譽。但是,當著史達林正確地運用列寧主義的路線而在國內外人民中獲得很高的榮譽的時候,他卻錯誤地把自己的作用誇大到不適當的地位,把他個人的權力放在和集體領導相對立的地位,結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動和自己原來所宣傳的某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處於相對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認人民民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承認黨必須永遠地聯繫民眾,必須發展黨內民主,發展自我批評和自下而上的批評,另一方面卻又接受和鼓勵個人崇拜,實行個人專斷,這就使得史達林後一時期在這個問題上陷於理論和實踐相脫節的矛盾。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領導人物在歷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黨需要有能夠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歷史鬥爭的前列,而領導人民民眾的先進人物。否認個人的作用,否認先進人物和領導人物的作用,這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黨和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導人,當他不是把個人放在黨和民眾之中,而是相反地把個人放在黨和民眾之上的時候,當他脫離了民眾的時候,他對於國家的事務就會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這樣,即使像史達林這樣傑出的人物,對於某些重大的事務,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實際的錯誤的決定。史達林在某些問題上沒有能夠從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中引出教訓,而使這些錯誤不致變為全國範圍的和長時期的嚴重錯誤。史達林在他一生的後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因而發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錯誤: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在反法西斯戰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對於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民的物質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錯誤的決定。史達林在這些問題上,陷入了主觀性和片面性,脫離了客觀實際狀況,脫離了民眾。

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長時期歷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個人崇拜不只在剝削階級中間有它的基礎,也在小生產者中間有它的基礎。大家知道,家長制就是小生產經濟的產物。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即使剝削階級消滅了,小生產經濟已經由集體經濟所代替了,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了,但是舊社會的腐朽的、帶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殘餘,還會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保存下來。“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列寧)。個人崇拜也就是千百萬人的一種習慣勢力。這種習慣勢力既然在社會中還存在著,也就有可能給予許多國家工作人員以影響,甚至像史達林這樣的領導人物也受了這種影響。個人崇拜是杜會現象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而當像史達林這樣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物也接受這種落後思想的影響的時候,就會反轉過來再影響給社會,造成事業的損失,有害於人民民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發展著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黨的生活,日益和個人崇拜這類精神狀態互相矛盾著,互相衝突著。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展開的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正是蘇聯共產黨人和蘇聯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掃清思想阻礙物的一個偉大的、勇敢的鬥爭。

有一些天真爛漫的想法,仿佛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不會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認矛盾存在,就是否認辯證法。各個社會的矛盾性質不同,解決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會的發展總是在不斷的矛盾中進行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也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中進行著的。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技術革新和社會制度革新的現象,都將是必然要繼續發生的,否則,社會的發展就將停止下來,社會就不可能再前進了。人類現在還是在青年時代。人類將來要走的路,將比過去走過的路,不知道要長遠得多少倍。革新和守舊,先進和落後,積極和消極這類矛盾,都將不斷地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和各種不同的情況中出現。一切都還將是這樣:一個矛盾將導致另一個矛盾,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有些人認為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矛盾可以在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中消除掉,這個意見顯然是不正確的。只要還存在著主觀和客觀的矛盾,還存在著先進和落後的矛盾,還存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那末,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也就還將存在,還將經過各種各樣的形式表現出來。人們是在社會中生活著的,也就會在各種不同的情況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個社會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會是每個人都是完滿無缺的。那個時候,人們本身也還將有自己的矛盾,還將有好人和壞人,還將有思想比較正確的人和思想比較不正確的人。因此,人們之間也還將有鬥爭,不過鬥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於階級社會罷了。這樣看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個人和集體的矛盾現象,並不是一件什麼奇怪的事,而任何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物如果脫離集體領導,脫離人民民眾,脫離實際生活,他們就必然會使自己的思想硬化起來,以致做出嚴重的錯誤。對於我們必須警惕的,就是:有些人當他們因為黨和國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績,取得人民民眾的高度信任的時候,便有可能利用這種民眾的信任去濫用權威,做出一些錯事來。

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中國革命的經驗同樣證明:只有依靠人民民眾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才使我們黨不論在革命時期或者在國家建設時期都能夠取得偉大的勝利和成就。中國共產黨過去在革命隊伍中曾經不斷地反對脫離民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毫無疑義,脫離民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這一類現象還是會長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還會再出現。有時由這一些人表現出來,有時又由另一些人表現出來。人們在注意到個人作用的時候,常常會看不見民眾和集體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別人的錯誤。因此,反對脫離民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反對個人崇拜,是應該經常加以注意的問題。

為了反對主觀主義的領導方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間,曾經作出了一個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在現在說到有關黨的集體領導問題的時候,提一下這個決定,對於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和它的一切領導人員說來,將仍然是有好處的。這個決定寫道:“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這就是說,將民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民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民眾的意見,使民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民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民眾中集中起來,再到民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長時期以來,在我們黨內,對於這樣的領導方法,曾經給它起了一個通俗的名稱,叫做“民眾路線”。我們工作的全部歷史告訴我們:凡是遵守這條路線的,工作總是好的或者較好的,即使犯了錯誤,也易於改正;凡是違背這條路線的,工作總是遇到挫折。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方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工作路線。當革命勝利之後,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已經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階級和政黨的時候,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人員,由於受到官僚主義的多方面的襲擊,就面臨到有可能利用國家機關獨斷獨行、脫離民眾、脫離集體領導、實行命令主義、破壞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的這樣一個很大的危險性。因此,我們要是不願意陷到這樣的泥坑裡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行這樣一種民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民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民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

我們也還必須從蘇聯共產黨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中吸取教訓,繼續展開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

工人階級和其他人民民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之下贏得革命,贏得國家政權,而革命的勝利和革命政權的建立又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開拓無限廣闊的道路。但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革命勝利以後被公認為全國的指導思想,這就使得我們有不少宣傳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權力和黨的威信,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成教條灌輸給民眾,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語言,很有說服力地去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情況的統一。若干年來,我們在哲學、經濟學、歷史和文藝批評的研究領域中有了一些成績,但是一般說來,還有許多不健康的狀態存在著。我們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面,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對於史達林個人崇拜的影響。這裡必須指出,史達林的著作仍然和過去一樣是必須認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東西,特別是他關於保衛列寧主義和正確地總結蘇聯建設經驗的許多著作,我們都需要當做一項重要的歷史遺產接受過來。不這樣做,就是錯誤的。但是,可以有兩種研究方法: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方法。有些人用教條主義的方法去看待史達林的著作,結果是不能分析其中的正確方面和不正確方面,就是對於其中的正確內容,也是當作萬應靈藥,千篇一律地加以套用,這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例如史達林曾經有過這樣的公式:在各種不同的革命時期,基本的打擊方向是使那個時候的中間的社會政治力量陷於孤立。對於史達林這個公式,就應該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觀點有分別地看待它。在某種條件下,孤立中間勢力可以是正確的。但是並不是在一切條件下,孤立中間勢力都是正確的。按照我們的經驗,革命的主要打擊方向應該放在最主要的敵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對於中間勢力,則應該採用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並且應該力求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它從中立的地位轉變過來,使它和我們成立聯盟,以便有利於革命的發展。可是,曾經有一個時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內戰時期),我們的一些同志簡單地搬用史達林的這個公式到中國革命中來,把主要的打擊方向對著中間勢力,把它說成是最危險的敵人,結果沒有孤立真正的敵人,反而使自己陷於孤立,使自己吃了虧,而有利於真正的敵人。鑒於這種教條主義的錯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提出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這裡所指的進步勢力,就是共產黨所領導和可能影響的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力量。這裡所指的中間勢力,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這裡所指的頑固勢力,就是那些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以蔣介石為首的買辦封建勢力。實踐的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方針是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情況的,是正確的。

事實總是這樣:教條主義只是思想懶漢才會加以欣賞的東西,它對於革命,對於人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從提高人民民眾的自覺、鼓舞人民民眾的生氣勃勃的首創精神、促進實際工作和理論工作的迅速發展等等方面說來,破除教條主義的迷信,現在仍然是必要的。

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現在已經在地球上九億人口的範圍內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無論在蘇聯,在中國,在其他人民民主國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經驗和錯誤的經驗。我們應該繼續地總結這些經驗。必須有這樣的警惕:以後我們還是可能犯錯誤的。重要的教訓,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機關應該使錯誤限制在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範圍內,而不應該讓個別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現的錯誤變為全國性的或者長時期的錯誤。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過幾次犯嚴重錯誤的經驗。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時期,我們黨內出現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時期,我們黨內出現了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其中特別嚴重的是李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前者是在一九三O年發生的,後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發生的,而以王明路線對於革命的損害最為嚴重。在這個時期內,在一個重要的革命根據地里還發生了同黨的中央相對抗的反黨的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這條錯誤路線嚴重地損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兩個時期內所犯的錯誤,除了張國燾路線是屬於一個重要革命根據地的錯誤以外,都是全國性的錯誤。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內又出現了以王明同志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但是由於我們黨吸取了以前兩個革命時期的教訓,沒有讓這條錯誤路線發展下去,這條錯誤路線在較短的時間內就被我們黨的中央所糾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一九五三年,我們黨內又出現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這個反黨聯盟代表國內外的反動勢力,而以危害革命事業為目的。如果不是黨中央發覺得早,及時地擊破了這個反黨聯盟的話,黨和革命事業的損失將會是不堪構想的。

由此可見,我們黨的歷史經驗,也是在自己同各種錯誤路線作鬥爭的過程中使自己獲得了鍛鍊,因此取得了偉大的革命勝利和建設勝利的。至於局部的和個別的錯誤,則在工作中時常發生,僅僅是依賴黨的集體智慧和人民民眾的智慧,及時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們不能獲得發展的機會,沒有成為全國性的和長期性的錯誤,沒有成為危害人民的大錯誤。

共產黨人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採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史達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史達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史達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整個說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只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還只有三十九年的時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驗還是不足的。我們有偉大的成績,但是還有缺點和錯誤。如同一個成績出現了接著又創造新的成績一樣,一個缺點或錯誤克服了,新的缺點或錯誤又可能產生,又有待於我們去克服。而成績總是多於缺點,正確的地方總是多於錯誤的地方,缺點和錯誤總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領導者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認真地對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從來沒有的。列寧說:“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的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民眾。”蘇聯共產黨遵循列寧的遺教,現在正在認真地對待史達林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中所犯的某些性質嚴重的錯誤及其所遺留的後果。由於其後果的嚴重性,所以蘇聯共產黨有必要在肯定史達林的偉大功績的同時,又尖銳地揭露史達林所犯的錯誤依實質,號召全黨以此為戒,堅決地消除這種錯誤所造成的不良後果。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深信,經過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這一次尖銳的批判之後,過去被某些錯誤政策所嚴重地壓抑了的一切積極因素,必將普遍地活躍起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將比較過去更好地團結一致,為了建設一個人類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和爭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奮鬥。

世界上一切反動勢力正在譏笑這件事,他們在譏笑我們陣營中克服自己的錯誤。這種譏笑會有什麼結果呢?毫無疑義,結果將是在他們面前站著一個比較過去更加強大和永遠不可戰勝的以蘇聯為首的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偉大陣營,而譏笑者們的吃人事業卻是很不美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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