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閆東銘，字冠五（1891～1982），是我國知名中獸醫，從事中獸醫工作60多年，擅長治療馬病。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部軍馬研究所研究員，軍事醫學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著有《閆冠五中獸醫診療集》等。祖籍山東省臨淄區齊都鎮後李官莊。
主要經歷
他自幼好學，勤於耕讀。20年代初，畢業於山東省濟南工業學校。舊社會的畢業常常是失業，閏先生只好返回故里，在附近農村龍池、南臥石等地教書以維持生計。
先生兄弟四人，他是行四。舊的社會制度，制約著家庭經濟的發展，其兄長們大都讀書甚少，唯他是中等專業學校畢業，這在當時是很數得上的文化人了。家庭人口多，生活窘迫，因此農忙時，全家人深耕細作，努力種好莊稼；農閒時，弟兄們也常常商同著搞點販牲口的付業，就是“當牲口販子”，彌補家庭生活之不足，故閆家每年要到古北口、喇嘛廟一帶販馬匹，每次少則百十頭，多則幾百頭。舊社會買賣牲畜元檢疫手續，經長途跋涉趕來家的牲口，往往有這樣那樣的病。遇到這些情況，閆家一面靠養牲口的經驗，用土方、偏方醫治，一面讓有文化的同先生蒐集獸醫書籍，查找各種治牲口病的驗方，煎藥治療。天長日久，年復一年，先生治療牲畜病的經驗日豐，特別是幾次可喜的醫療效果，更激發了他用中草藥治療畜病的濃厚興趣，功夫不負有心人，幾經滄桑，先生已是有豐富經驗的中獸醫了。
在舊社會裡，獸醫的地位是不高的，清代以前獸醫叫“醫工”，幹了“獸工”的人，他的子孫無論才學多高，其三代無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社會上只要稍有點名氣的人是“不與‘醫工’同席”的，就在先生學中獸醫書籍時，還有人背後稱其“畜類先生”。受這種影響，先生在南臥石教書時，有人請他為牲口看病，為急農民所急，只好讓人悄悄地把牲口牽到後坡墳塋里診斷病情，以避外人之譏。在辛亥革命進步思想的影響下，他衝破舊觀念的羈絆，不畏世俗，講究實際。他對舊社會給獸醫遺留的偏見，總是笑而置之，人們常常從他健談而又風趣的話里，聽到他闡述的這種觀點：“人醫為人治病固然重要，牲畜有病卻使餵養人終日忐忑不安造成精神痛苦，幫助人們解除精神上的痛苦，這樣的工作有什麼不高尚呢？”他為了保護獸類這一社會資源和農業這一重要生產力，發展生產，造福人民，對社會上賦予獸醫的奇談怪論，他不屑一顧，毅然充滿信心地從事中獸醫的研究工作。在實踐中，既為自己的馬匹治病，又大膽地把自己驗證過的良方，急民眾所需。那時遠近農村中的農民牽著牲口，前來求醫者，幾乎天天不斷，先生均熱情接待，精心醫治，人皆稱其為良獸醫。
1948年，臨淄徹底解放了，先生認真學習黨的政策，思想不斷進步，他一面為農民民眾服務，一面積極幫助地方政府工作，成為當地開明知識分子。1954年6月被選為臨淄縣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榮譽更促使他奮發向上，努力鑽研技術，在中獸醫這門醫學上精益求精。舊社會的“醫工”之所以被人看不起，除了多年在人們心目中形成的偏見外，就是“拿錢才開方”，甚至只管要錢不管牲畜死活的不良醫風所造成。先生摒棄這些，他以新的醫德醫風對待上門為病畜求醫的民眾。由於他豐富的醫療經驗，加上良好的服務態度，慕名登門求醫者越來越多，外縣遠道而來，或用車拉著病畜看病的事屢見不鮮，先生總是仔細認真地逐一診斷，從不索取一分錢。
新中國的成立，徹底結束了中獸醫受歧視、受排擠的年代，民間獸醫得到了應有的榮譽，特別是1956年1月5日《國務院關於加強民間獸醫工作的指示》，對中獸醫提出了“團結、使用、教育、提高”的政策，發揚了祖國獸醫學這一寶貴遺產。先生積累了數十年的獸醫經驗，此刻才得以順利施展和傳播。不久，先生在本村創辦了龍池區獸醫研究所，成績卓著，與同行們共同參加了山東省民間獸醫的逐級選拔，最後在省城濟南市，有關部門對全省有名的獸醫進行了考試，這次先生以優異的成績名列榜首。1956年9月參加了中央農業部召開的全國民間獸醫座談會，是年2月，入伍解放軍總後勤部軍馬研究所，與全國各省市的著名獸醫共同切磋醫學理論。1960年12月晉升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軍馬研究所研究員。
先生在研究所工作期間，勤於科學研究和教學實踐與同志們共同編寫出版過不少治畜病的驗方專著，還系統地整理了幾十年的獸醫治療經驗，寫了幾十萬字的手稿、筆記，如《中獸醫診療學》、《痊驥驗方》等，經山東省農業科學院畜牧獸醫研究所等單位整理出版了《閆冠五中獸醫治療集人先生著書立說，注重從實踐到理論，從理論到實踐，對中獸醫進行過較深入的研究，造詣頗深，使豐富的獸醫治療經驗留傳後世。在著作中不但繼承了前人中獸醫的精華，還對中醫經典著作進行了若干驗證和補正工作。如古獸醫經典著作中的“八綱八證”，先生則主張“八證”，“齒為骨之餘”，乃為“齒為腎之餘”等等。這些觀點、理論均是先生在實踐中驗證和補正的。在具體辯證論治方面，先診、後斷、再治療，有很多獨到之處。用藥也有其特點。這一切，對中獸醫這門科學來說，的確是種發展和貢獻。
先生在京工作期間，北京動物園內有一犀牛得了拉稀症（據稱此牛系尼泊爾國王贈周思來總理的）久治不愈，園領導反映到國務院，動員了北京市眾多有名的中西醫會診，中獸醫主要按脾虛泄瀉用藥，西獸醫用抗生素輸液等，治療1個多月，不見好轉，病情反而愈來愈重。園領導最後通過國務院請同先生治療。經診斷，先生按腎虛泄瀉，重用補腎藥物組方，結果3副中藥大見好轉，療效顯著，不久犀牛之病痊癒。為此事，周恩來總理贈給先生一套菸具，副總理鄧子恢曾與先生合影留念（菸具、照片現存閏錫洪家）。可見先生在畜病治療中，重視辯證施治的醫療法則在診斷和治療中有其獨到之處，因此取得了明顯的醫療效果。
閆先生在京期間工作卓著，1960年榮立二等功，1961年“國慶大典”先生曾光榮地登上了天安門觀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