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擊延安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反共軍事會議,部署60萬軍隊,準備分兵九路“閃擊延安”。在國民黨操縱的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上,通過了反共的決議案。

簡介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反共軍事會議,部署60萬軍隊,準備分兵九路“閃擊延安”。在國民黨操縱的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上,通過了反共的決議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由於共產黨及時揭露了蔣介石的陰謀,並動員解放區軍民積極準備保衛邊區,全國人民紛紛反對,形成了廣泛的抗議運動,至10月,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

歷史背景

在研究共產國際解散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時,蔣介石在研究如何利用這一時機。1943年5月25日,召開黨務會議,“討論對取消第三國際之態度與宣傳方針”。他批示:一、對中國共產黨問題,我應盡力向政治解決之途為最大之努力;在宣傳上尤不可造成政府準備以武力解決之印象。2、對蘇聯應強烈表示親善,以促其對華政策之繼續演變。1943年6月1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共處理之方針,外寬內緊,先放後收。”這時的《中央日報》上,只登西方世界對共產國際解散一事的評論,而不登中國方面,特別是國民黨對此事的評價。復興社分子張滌非於6月2日在西安召集會議,以“各文化團體”的名義致電毛澤東,要求解散中共,取消陝北特區。這一訊息也長期壓著,沒有及時發表。(這一訊息一直壓到7月6日,才由國民黨中央社作了廣播。)同月3日,蔣介石日記云:“對中共應付與方針如計進行,尚能虛心自如也。”這裡只說“如計進行”,但是,並沒有透露其具體內容。事實上,蔣介石正在命令胡宗南悄悄地準備一項“閃擊邊區”的軍事計畫。

經過

“閃擊邊區”計畫曝光,中共發動“政治攻勢”

1943年6月7日,蔣介石致電胡宗南,詢問“對於邊區之準備現至如何程度”,要求胡“詳覆”。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軍事會議,將原來在黃河邊上防禦日軍的兩個軍調陝甘寧邊區周邊,作進攻邊區的準備,預定6月10日完成一切部署,聽候蔣的手令即行進攻。其計畫是,首先攻占關中分區的淳化、栒邑、正寧、寧縣、鎮原5縣。這5個縣城深入胡宗南統治區,通稱“囊形地帶”。6月29日,胡宗南覆電蔣介石:“對邊區作戰,先收復囊形地帶。對囊形地帶使用兵力,除現任碉堡部隊外,另以3為攻擊部隊,先奪馬欄鎮,再向北進,封鎖囊口。”電稱,預定7月28日進攻,一星期完結戰局。旋得蔣介石批示:“可照已有崗電切實準備,但須俟有命令方可開始進攻,否則切勿行動,並應極端秘匿,毋得聲張。”

蔣介石要胡宗南“切實準備”,並且“極端秘匿”,但是,1943年7月3日,在胡宗南身邊工作中共地下黨員熊向暉就將有關情況緊急密報延安。中共中央得到密報後,立即行動。7月2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撰寫社論《質問國民黨》,該文首先提出國黨將兩個集團軍調離黃河河防,準備進攻邊區這一事實,然後向國民黨提出尖銳質問。在很長時期內,延安一直擔心蔣介石和重慶國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妥協,走上和汪精衛同樣的道路。中共擅長動員民眾和輿論攻勢。7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同時準備軍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進攻,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動員當地輿論,並召集民眾會議”。

7月9日,延安三萬民眾舉行緊急動員大會,號召邊區人民動員起來,制止內戰,保衛邊區。其後,各地先後舉行民眾大會。

“閃擊”計畫還沒有付諸行動就提前曝光,蔣介石於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動。11日,復電朱德,否認有調動軍隊,進攻關中囊形地區一事。12日,胡下令撤退一個師及兩個軍部。13日,毛澤東致電在重慶的董必武,告以“由於種種原因,蔣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電胡宗南改變進攻陝甘寧邊區的決策,現在內戰危機或可避免”。11日,又致電彭德懷,告以“延安緊急動員,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改變計畫。”8月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聲稱“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

面對中共的“宣傳反擊”,蔣介石決定“犯而不校

蔣介石認為,第三國際解散,蘇聯積極與美英拉關係,表明反共形勢大好,因此,盡管延安方面又是發社論,又是開大會,但蔣介石並不重視。7月18日,蔣介石日記云:“中共對我陝北之準備,其所表現者為恐慌與叫喊,或能發生間接作用,能早就範。”又云:“對內政策,今日已有主動自在之運用餘地,實為數十年來所未能獲得之環境,尤其對共黨為然也。”顯然,蔣介石正處於志得意滿的狀態中,不過,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所寫的社論《質問國民黨》卻使他很難受。7月21日日記云:“此次中共七七在延安《解放日報》所發表之言論,其對我個人發表之污辱與黨政軍惡口痛罵,乃為從來所未有,已將其暴亂、謬妄、背叛之劣根性發泄盡淨。”他分析,這是中共內部分歧,毛澤東處於困難時的一種策略:“可知其內部分歧,不能維繫,故毛澤東乃不得不用此製造我政府之壓迫,以維繫其內部於一時之策略,思之可憐可痛。”7月23日,蔣介石決定發布《勸告中共黨員書》,說明對共政策。

蔣介石決定進攻延安,風暴將起

蔣介石思想中常常存在許多矛盾,因此在政策上,也常常舉棋不定。抗戰初期,他搖擺於戰與和之間,和中共結成聯盟後,他搖壁於“撫”與“剿”之間。所謂“撫”,即是用“政治方法和平解決”;所謂“剿”,則是軍事進攻。在延安方面發表《質問國民黨》一文後,儘管蔣已經決定對中共以“放寬為主”,但是,到了8月份,他的軍事進攻的念頭再度泛起。

當年3月,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該書宣揚只有國民黨和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在第七章中,蔣介石含沙射影地指責中共在陝甘寧等地建立的邊區為“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是“武力割據”,宣稱“無論用何種名義,或何種策略,甚至於組織武力,割據地方,這種行動,不是軍閥,至少亦不能不說是封建”。該書並稱:“如果這樣武力割據,和封建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存留一日,國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軌道。”蔣介石這樣寫,實際上是在為武力進攻邊區製造輿論。7月21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陳伯達所著《評〈中國之命運〉》。8月6日,延安《解放日報》再次發表歷史學家呂振羽的文章,批駁《中國之命運》。蔣介石認為,延安方面對《中國之命運》的批判意味中共將堅持“割據”,用“政治方式和平解決”的希望已經完全失去,“不得不準備軍事”。8月7日,蔣介石日記云:“共匪復亂,不能挽救。此時在我以延長至有利時機再加討伐,一面應積極準備,好在危機已過,匪亂不能妨礙我抗戰大局也。”次日日記云:“共匪非武力不能解決,惟在減輕其程度而已。”

延安方面的“宣傳攻勢”一方面讓國民黨的“閃擊”計畫提前曝光,另一方面訊息很快傳到國外。不僅俄國人擔心,也讓美國人不安。8月6日,蘇聯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在莫斯科發表《中國內部發生嚴重問題》一文,宣稱重慶政府中的投降與失敗主義者要求解散中共軍隊,對日進行光榮議和,其結果可能促成內戰或日本之勝利。同日,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也得到訊息:國民黨限中共於8月5日之前“歸順”政府,否則“採取對付辦法”,急得馬歇爾立即派員向宋子文遞送急電稱:“現值我同盟國正應全力應付日本之時,如所報屬實,誠可焦慮,能否即設法避免此種情事?”宋子文立即電蔣報告,他猜測,美方訊息可能源於蘇聯“密告”,表示“一時無法查悉”。蔣介石接到宋的報告後,大為吃驚,但他立即肯定,這是俄國的宣傳深深地影響了美國,囑咐陳布雷實時回電解釋。日記云:“俄國一方面發表中國局勢嚴重將有內戰之訊息,一方面對美國政府當局造謠宣傳。”“可知俄國謀我之切與其所謂解散共產國際者皆欺世妄誕。”日記同時指斥中共“為俄作倀”,“其罪惡則又甚於漢奸倍”。這樣,他就又覺得必須儘快以武力消滅中共了。當時,美英聯軍已經進入義大利,墨索里尼政權垮台,蘇聯紅軍正在庫爾斯克與德軍決戰,蘇軍勝利在望。蔣介石8月3日日記云:“共匪之制裁非在歐戰未了之前解決,則後患更大也。”“對共匪計畫,無時或忘。”

17日下午,蔣介石“研究陝北地形與剿匪計畫甚久”。18日上午,蔣介石致函胡宗南。同日,將“對共匪軍事準備”、“對共匪宣傳計畫”、“對共匪之總方略”作為三大要事,要求“切實決定,以便付之實施”。-方面,他在日記中為自己打氣,“不能再事被動消極,顧忌太多”;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自己“熟慮斷行”,“不敢出以孟浪之舉”。24日決定召胡宗南來重慶,同時撥發胡準備金1000萬元,閃擊延安計畫即將進入實質階段。

蔣介石開始估計進攻延安後的各種可能情況:甲、持久不能解決;乙、倭寇乘機進攻洛陽、西安;丙、俄國干涉,進攻西安;丁、中共向晉西、隴東、寧夏逃竄;戊、在國民黨軍反攻倭寇時擾亂後方。8月25日,蔣介石用半天光景研究國際與國內形勢,做出結論,在日記《雜錄》中寫下了一份詳細計畫。計畫分中共問題、蘇俄問題、中共與蘇俄關係三大部分。

這就是說,蔣介石經過反覆考慮之後,終於下決心要進攻延安,使中共中央放棄延安,成為“流寇”,然後以十軍部隊在後方各地,一面防範,一面搜繳,各個擊破,分別肅清。

計畫規定以三個月為“積極準備時期”,以威脅與壓迫之手段,造成其內部之恐怖狀態;以宣傳與政治手段為主,而以軍事力量為從。關於進攻時機,蔣介石選在日蘇和戰未決與德蘇戰爭未決以前,認為這是最“有利之時機”。

蔣介石選擇這一時機,主要考慮的是蘇聯因素。在蔣看來,如果蘇聯的對德戰爭勝利,或者蘇日妥協,蘇聯都將能騰出較多力量來支持中共,不利於蔣的反共軍事。他認為,在亞洲大陸,蘇聯必然與英美“平行瓜分中國”,也必然要利用中共,所以必須“冒大險,賭存亡”,解決中共問題。

蔣介石緊張研究“進剿陝北計畫”,開始調動兵力,如:調青海騎兵兩團到隴東,令寧夏方面積極準備中共向西突圍等。他甚至開始研究外蒙古地形與道路,大概是為了堵住中共向北轉移吧!同時,蔣介石也在擬訂“對共匪罪行宣布之重點”。8月29日開始寫了四條,後來又寫了五條。顯然,這是為了從輿論上加以配合。31日,他在《本月反省錄》中寫道:“共匪不滅,則對內對外之隱憂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問題,皆應集中於剿共一點。”又在《本月大事預定表》中寫道:“對共匪宣傳與進剿方略之決定。”

第三國際解散後,蔣介石即計畫進攻延安。不過,他極端保密,只向胡宗南個人透露,軍事委員會的要員們都蒙在鼓中。直到9月1日,他才在會報會上向徐永昌等出示手示,擬即令準備進攻延安、邊區、中共等。9月3日,他與陳布雷、王世傑商量,提議由軍事委員會或政治部正式宣布中共“罪狀”,使中外人士皆能了解其“奸謀”。9月5日,他決定對邊區和中共部隊進行“隔離”,不再承認其為中國軍隊,更不承認其為抗戰團體,預定解散第十八集團軍在重慶的辦事處,封閉中共在重慶的《新華日報》。同日,蔣介石召見胡宗南,“研究對共方略”……

烏雲密布,風暴將起,中國再次面臨嚴重的內戰危機。

蔣介石懸崖勒馬,緊急剎車

國民黨高層對進攻延安的意見並不一致。9月1日的會報會,當蔣宣布進攻計畫時,徐永昌當場就表示時機未到。他說“如尚能容住時,則發動時間實有再容忍至敵不能大舉進擾之時為妥。否則敵必乘機擾我關中,而共黨亦必竄亂甘省。當此時,敵已因之張目,英美或且停頓其進援。”9月4日,在重慶黃山官邸會上,徐永昌再次表示:對共產黨,“尚應敷衍”。徐的這些意見逐漸對蔣發生影響。

9月6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會議內容之一是由中央秘書處向會議提出《關於中國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案件總報告》,然後通過《關於中共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案件之決議文》。這兩份檔案最初由幕僚起草,蔣介石不滿意,認為前稿“內容幾乎全為共匪宣傳其實力強大”,“拙劣已極”!後稿則“實不能用”。他慨嘆道:“本黨文字力量,亦薄弱至此,非親自動筆,幾無法公布,奈何!”他不得不自己提筆修改。在這一過程中,他反覆思考,反覆徵求意見,終於決定拋棄原來進攻延安的打算,再次傾向於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

會議開幕之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指責中共“詆毀政府,造謠惑眾”,已成為“敵寇變相之第五縱隊”。這是蔣為《總報告》所定下來的反共基調。

9月8日,蔣介石產生了對中共“不用武力討伐”,而用“法紀制裁”的想法。蔣在日記中寫下了四條理由:甲、中共幹部之間、上下之間已經離心離德,只要持之以久,中共將不攻自潰,如在此際討伐,反而促進其團結。乙、對中共用兵“無異割雞而用牛刀,若果持久不能解決,徒長匪焰而與敵寇以復活之機。”丙、今日中共,已非江西時期可比,只須“封鎖匪區,使之自縛陰乾為唯一方略”。丁、中共的強項在宣傳,在希望美國干涉,吾人所應最注意者,唯此一點。日記的這一段顯示,蔣介石又傾向於不進攻陝甘寧邊區了。

9月9日晚,蔣介石召開會議,討論“總報告”和 “決議文”草稿。參加者對其中“取消中共軍隊番號”等內容意見不一。孔祥熙稱:“辭意已成必打之勢,恐英美以我內戰,停止援助。”蔣介石和劉斐二人堅持原議,認為“不如此,中央成何體統”。徐永昌提出質疑:“此雖系聲罪,不致討,但意在於討。如準備討之,第一是時間是否不當?其次是否居於被動?”辯論中,戴季陶、王世傑和外交部次長吳國楨等陸續加入討論。吳報告稱:蘇聯大使和比利時大使談話,對“中央將進攻邊區”表示憤慨。王世傑建議,須俟英美對日軍事再進,與蘇聯關係進一步明朗化時,方可對中共嚴責。孔祥熙再次發言,擔心此舉將使英美推遲打擊日本。蔣介石堅決主張發表《決議文》,會議同意蔣的主張,但決定將取消中共軍隊番號等“處分語”刪去。當夜,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了他對中共的處分要點:甲、《新華日報》之監視;乙、共籍參政員資格之取消;丙、各地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之封閉。對於中共在重慶的電台與秘密通訊機關,他一時沒有想好處置辦法,只寫了“應重加考慮”幾個字。

10日上午,徐永昌打電話給蔣介石,說明三點:1.如判斷中共即將大舉出擾,或認為國軍利於進剿,則《決議文》的語氣可以加重。2.如判斷共軍“大舉出鬧尚有待”,或緩以時日對國軍有利,則《決議文》可以寫得“再輕”。3.此時中共如“竄甘寧”,則日寇有窺視關中的可能,因此《決議文》以“輕緩為佳”。下午,蔣介石打電話給徐永昌,詢問對《決議文》是否仍有意見。徐答:如共軍“竄擾甘涼”等地,日寇進窺關中,而我又不能在短期內肅清共軍,則共軍又可能進入新疆,得到俄人幫助,共同占領新疆,則其禍患將超過“九一八”事件。徐的意見對蔣起了作用。當晚,蔣介石約集文武幹部開會,再次從“法律制裁”後退,認為從國際環境與戰爭局勢考察,“尚非制裁之時機”,決定將原定隔離邊區及取消中共軍隊名號兩點“完全取消”。

11日晚,蔣介石約集三十餘人召開座談會,其講話的調子完全改變。他表示:中、美、英、蘇四國協定未成,滇緬路尚未開通,貿然進攻,萬一不能速決,後果至為惡劣,故目前仍以“避戰”為上。蔣提出三種處理方式:1.封鎖而嚴厲處分;2.聲罪而不致討;3.一字不提,而同時在英美宣傳其“罪行”。他稱此為“曲線的對付”。當日蔣介石日記云:“如我進攻遷延不決,則匪勢更張,國際輿論對我更劣。如我能速戰速勝,則匪不過遷移地區,不能根本消除其匪黨,而我國內戰既起,復不能根本解決,則國家威信乃有損失。”他決定,對邊區“圍而不剿”,“用側面與非正式方法以制之”,“萬不宜公開或正面的方式應付也。”

12日全會例假休會。中午,蔣介石召集相關人員再次會商。他提出,不決議,不宣布,只將《總報告》譯出,向英美宣傳。他徵詢徐永昌的意見,徐稱:如無所表示,國際間不免猜測、疑慮,建議歷述中共的“不法自私”事實,要求其實踐抗戰開始時的諾言,期以“自新”。第二天的會議進程表明,蔣介石採納了徐的意見。

13日為全會最後一天,由中央秘書處宣讀經蔣介石修改的《總報告》。該報告從軍事、政治、經濟等三方面對中共進行全面指控,聲稱中共“六七年來破壞抗戰,以及違法亂紀之行為,事實俱在,無一不與該黨所發表之共赴國難宣言相違背,理應早予依法處治”,但是,報告最後仍然表示希望中共“實踐諾言,服從中央,使政令、軍令保持統一,意志力量得以集中,以求抗戰之勝利。”其後,蔣介石即席“指示”:

個人以為全會對此案之處理方針,要認清此為一個政治問題,套用政治方法解決。如各位同意余之見解,則吾人對共黨之言論,無論其如何百端挑釁,其行動無論如何多方擾亂,吾人始終一本對內寬容之旨,期達精神感召之目的。隨後通過的《決議文》聲稱對中共將“不惜再三委曲求全,加以涵容”,希望中共能遵守抗戰初期的宣言,“幡然自反”。

歷史意義

上述檔案表明,蔣介石此時繼續堅持反共立場,其對中共的敵視、仇視絲毫未變,但是,由於對日抗戰仍是當時的首要任務,也由於美蘇兩國都不贊成中國內戰的國際壓力,以及中共多年來所表現的頑強生命力和戰鬥力等原因,蔣介石一時還不能也不敢徹底破裂國共關係,不得不停止原定的進攻延安的軍事計畫。一場嚴重的內戰危機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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