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反共軍事會議，部署60萬軍隊，準備分兵九路“閃擊延安”。在國民黨操縱的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上，通過了反共的決議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由於共產黨及時揭露了蔣介石的陰謀，並動員解放區軍民積極準備保衛邊區，全國人民紛紛反對，形成了廣泛的抗議運動，至10月，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
歷史背景
在研究共產國際解散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時，蔣介石在研究如何利用這一時機。1943年5月25日，召開黨務會議，“討論對取消第三國際之態度與宣傳方針”。他批示：一、對中國共產黨問題，我應盡力向政治解決之途為最大之努力；在宣傳上尤不可造成政府準備以武力解決之印象。2、對蘇聯應強烈表示親善，以促其對華政策之繼續演變。1943年6月1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共處理之方針，外寬內緊，先放後收。”這時的《中央日報》上，只登西方世界對共產國際解散一事的評論，而不登中國方面，特別是國民黨對此事的評價。復興社分子張滌非於6月2日在西安召集會議，以“各文化團體”的名義致電毛澤東，要求解散中共，取消陝北特區。這一訊息也長期壓著，沒有及時發表。（這一訊息一直壓到7月6日，才由國民黨中央社作了廣播。）同月3日，蔣介石日記云：“對中共應付與方針如計進行，尚能虛心自如也。”這裡只說“如計進行”，但是，並沒有透露其具體內容。事實上，蔣介石正在命令胡宗南悄悄地準備一項“閃擊邊區”的軍事計畫。
經過
“閃擊邊區”計畫曝光，中共發動“政治攻勢”
1943年6月7日，蔣介石致電胡宗南，詢問“對於邊區之準備現至如何程度”，要求胡“詳覆”。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軍事會議，將原來在黃河邊上防禦日軍的兩個軍調陝甘寧邊區周邊，作進攻邊區的準備，預定6月10日完成一切部署，聽候蔣的手令即行進攻。其計畫是，首先攻占關中分區的淳化、栒邑、正寧、寧縣、鎮原5縣。這5個縣城深入胡宗南統治區，通稱“囊形地帶”。6月29日，胡宗南覆電蔣介石：“對邊區作戰，先收復囊形地帶。對囊形地帶使用兵力，除現任碉堡部隊外，另以3為攻擊部隊，先奪馬欄鎮，再向北進，封鎖囊口。”電稱，預定7月28日進攻，一星期完結戰局。旋得蔣介石批示：“可照已有崗電切實準備，但須俟有命令方可開始進攻，否則切勿行動，並應極端秘匿，毋得聲張。”
蔣介石要胡宗南“切實準備”，並且“極端秘匿”，但是，1943年7月3日，在胡宗南身邊工作中共地下黨員熊向暉就將有關情況緊急密報延安。中共中央得到密報後，立即行動。7月2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撰寫社論《質問國民黨》，該文首先提出國黨將兩個集團軍調離黃河河防，準備進攻邊區這一事實，然後向國民黨提出尖銳質問。在很長時期內，延安一直擔心蔣介石和重慶國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妥協，走上和汪精衛同樣的道路。中共擅長動員民眾和輿論攻勢。7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同時準備軍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進攻，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動員當地輿論，並召集民眾會議”。
7月9日，延安三萬民眾舉行緊急動員大會，號召邊區人民動員起來，制止內戰，保衛邊區。其後，各地先後舉行民眾大會。
“閃擊”計畫還沒有付諸行動就提前曝光，蔣介石於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動。11日，復電朱德，否認有調動軍隊，進攻關中囊形地區一事。12日，胡下令撤退一個師及兩個軍部。13日，毛澤東致電在重慶的董必武，告以“由於種種原因，蔣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電胡宗南改變進攻陝甘寧邊區的決策，現在內戰危機或可避免”。11日，又致電彭德懷，告以“延安緊急動員，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改變計畫。”8月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聲稱“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
面對中共的“宣傳反擊”，蔣介石決定“犯而不校”
蔣介石認為，第三國際解散，蘇聯積極與美英拉關係，表明反共形勢大好，因此，盡管延安方面又是發社論，又是開大會，但蔣介石並不重視。7月18日，蔣介石日記云：“中共對我陝北之準備，其所表現者為恐慌與叫喊，或能發生間接作用，能早就範。”又云：“對內政策，今日已有主動自在之運用餘地，實為數十年來所未能獲得之環境，尤其對共黨為然也。”顯然，蔣介石正處於志得意滿的狀態中，不過，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所寫的社論《質問國民黨》卻使他很難受。7月21日日記云：“此次中共七七在延安《解放日報》所發表之言論，其對我個人發表之污辱與黨政軍惡口痛罵，乃為從來所未有，已將其暴亂、謬妄、背叛之劣根性發泄盡淨。”他分析，這是中共內部分歧，毛澤東處於困難時的一種策略：“可知其內部分歧，不能維繫，故毛澤東乃不得不用此製造我政府之壓迫，以維繫其內部於一時之策略，思之可憐可痛。”7月23日，蔣介石決定發布《勸告中共黨員書》，說明對共政策。
蔣介石決定進攻延安，風暴將起
蔣介石思想中常常存在許多矛盾，因此在政策上，也常常舉棋不定。抗戰初期，他搖擺於戰與和之間，和中共結成聯盟後，他搖壁於“撫”與“剿”之間。所謂“撫”，即是用“政治方法和平解決”；所謂“剿”，則是軍事進攻。在延安方面發表《質問國民黨》一文後，儘管蔣已經決定對中共以“放寬為主”，但是，到了8月份，他的軍事進攻的念頭再度泛起。
當年3月，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該書宣揚只有國民黨和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在第七章中，蔣介石含沙射影地指責中共在陝甘寧等地建立的邊區為“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是“武力割據”，宣稱“無論用何種名義，或何種策略，甚至於組織武力，割據地方，這種行動，不是軍閥，至少亦不能不說是封建”。該書並稱：“如果這樣武力割據，和封建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存留一日，國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軌道。”蔣介石這樣寫，實際上是在為武力進攻邊區製造輿論。7月21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陳伯達所著《評〈中國之命運〉》。8月6日，延安《解放日報》再次發表歷史學家呂振羽的文章，批駁《中國之命運》。蔣介石認為，延安方面對《中國之命運》的批判意味中共將堅持“割據”，用“政治方式和平解決”的希望已經完全失去，“不得不準備軍事”。8月7日，蔣介石日記云：“共匪復亂，不能挽救。此時在我以延長至有利時機再加討伐，一面應積極準備，好在危機已過，匪亂不能妨礙我抗戰大局也。”次日日記云：“共匪非武力不能解決，惟在減輕其程度而已。”
延安方面的“宣傳攻勢”一方面讓國民黨的“閃擊”計畫提前曝光，另一方面訊息很快傳到國外。不僅俄國人擔心，也讓美國人不安。8月6日，蘇聯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在莫斯科發表《中國內部發生嚴重問題》一文，宣稱重慶政府中的投降與失敗主義者要求解散中共軍隊，對日進行光榮議和，其結果可能促成內戰或日本之勝利。同日，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也得到訊息：國民黨限中共於8月5日之前“歸順”政府，否則“採取對付辦法”，急得馬歇爾立即派員向宋子文遞送急電稱：“現值我同盟國正應全力應付日本之時，如所報屬實，誠可焦慮，能否即設法避免此種情事？”宋子文立即電蔣報告，他猜測，美方訊息可能源於蘇聯“密告”，表示“一時無法查悉”。蔣介石接到宋的報告後，大為吃驚，但他立即肯定，這是俄國的宣傳深深地影響了美國，囑咐陳布雷實時回電解釋。日記云：“俄國一方面發表中國局勢嚴重將有內戰之訊息，一方面對美國政府當局造謠宣傳。”“可知俄國謀我之切與其所謂解散共產國際者皆欺世妄誕。”日記同時指斥中共“為俄作倀”，“其罪惡則又甚於漢奸倍”。這樣，他就又覺得必須儘快以武力消滅中共了。當時，美英聯軍已經進入義大利，墨索里尼政權垮台，蘇聯紅軍正在庫爾斯克與德軍決戰，蘇軍勝利在望。蔣介石8月3日日記云：“共匪之制裁非在歐戰未了之前解決，則後患更大也。”“對共匪計畫，無時或忘。”
17日下午，蔣介石“研究陝北地形與剿匪計畫甚久”。18日上午，蔣介石致函胡宗南。同日，將“對共匪軍事準備”、“對共匪宣傳計畫”、“對共匪之總方略”作為三大要事，要求“切實決定，以便付之實施”。-方面，他在日記中為自己打氣，“不能再事被動消極，顧忌太多”；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自己“熟慮斷行”，“不敢出以孟浪之舉”。24日決定召胡宗南來重慶，同時撥發胡準備金1000萬元，閃擊延安計畫即將進入實質階段。
蔣介石開始估計進攻延安後的各種可能情況：甲、持久不能解決；乙、倭寇乘機進攻洛陽、西安；丙、俄國干涉，進攻西安；丁、中共向晉西、隴東、寧夏逃竄；戊、在國民黨軍反攻倭寇時擾亂後方。8月25日，蔣介石用半天光景研究國際與國內形勢，做出結論，在日記《雜錄》中寫下了一份詳細計畫。計畫分中共問題、蘇俄問題、中共與蘇俄關係三大部分。
這就是說，蔣介石經過反覆考慮之後，終於下決心要進攻延安，使中共中央放棄延安，成為“流寇”，然後以十軍部隊在後方各地，一面防範，一面搜繳，各個擊破，分別肅清。
計畫規定以三個月為“積極準備時期”，以威脅與壓迫之手段，造成其內部之恐怖狀態；以宣傳與政治手段為主，而以軍事力量為從。關於進攻時機，蔣介石選在日蘇和戰未決與德蘇戰爭未決以前，認為這是最“有利之時機”。
蔣介石選擇這一時機，主要考慮的是蘇聯因素。在蔣看來，如果蘇聯的對德戰爭勝利，或者蘇日妥協，蘇聯都將能騰出較多力量來支持中共，不利於蔣的反共軍事。他認為，在亞洲大陸，蘇聯必然與英美“平行瓜分中國”，也必然要利用中共，所以必須“冒大險，賭存亡”，解決中共問題。
蔣介石緊張研究“進剿陝北計畫”，開始調動兵力，如：調青海騎兵兩團到隴東，令寧夏方面積極準備中共向西突圍等。他甚至開始研究外蒙古地形與道路，大概是為了堵住中共向北轉移吧!同時，蔣介石也在擬訂“對共匪罪行宣布之重點”。8月29日開始寫了四條，後來又寫了五條。顯然，這是為了從輿論上加以配合。31日，他在《本月反省錄》中寫道：“共匪不滅，則對內對外之隱憂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問題，皆應集中於剿共一點。”又在《本月大事預定表》中寫道：“對共匪宣傳與進剿方略之決定。”
第三國際解散後，蔣介石即計畫進攻延安。不過，他極端保密，只向胡宗南個人透露，軍事委員會的要員們都蒙在鼓中。直到9月1日，他才在會報會上向徐永昌等出示手示，擬即令準備進攻延安、邊區、中共等。9月3日，他與陳布雷、王世傑商量，提議由軍事委員會或政治部正式宣布中共“罪狀”，使中外人士皆能了解其“奸謀”。9月5日，他決定對邊區和中共部隊進行“隔離”，不再承認其為中國軍隊，更不承認其為抗戰團體，預定解散第十八集團軍在重慶的辦事處，封閉中共在重慶的《新華日報》。同日，蔣介石召見胡宗南，“研究對共方略”……
烏雲密布，風暴將起，中國再次面臨嚴重的內戰危機。
蔣介石懸崖勒馬，緊急剎車
國民黨高層對進攻延安的意見並不一致。9月1日的會報會，當蔣宣布進攻計畫時，徐永昌當場就表示時機未到。他說“如尚能容住時，則發動時間實有再容忍至敵不能大舉進擾之時為妥。否則敵必乘機擾我關中，而共黨亦必竄亂甘省。當此時，敵已因之張目，英美或且停頓其進援。”9月4日，在重慶黃山官邸會上，徐永昌再次表示：對共產黨，“尚應敷衍”。徐的這些意見逐漸對蔣發生影響。
9月6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會議內容之一是由中央秘書處向會議提出《關於中國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案件總報告》，然後通過《關於中共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案件之決議文》。這兩份檔案最初由幕僚起草，蔣介石不滿意，認為前稿“內容幾乎全為共匪宣傳其實力強大”，“拙劣已極”！後稿則“實不能用”。他慨嘆道：“本黨文字力量，亦薄弱至此，非親自動筆，幾無法公布，奈何！”他不得不自己提筆修改。在這一過程中，他反覆思考，反覆徵求意見，終於決定拋棄原來進攻延安的打算，再次傾向於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
會議開幕之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指責中共“詆毀政府，造謠惑眾”，已成為“敵寇變相之第五縱隊”。這是蔣為《總報告》所定下來的反共基調。
9月8日，蔣介石產生了對中共“不用武力討伐”，而用“法紀制裁”的想法。蔣在日記中寫下了四條理由：甲、中共幹部之間、上下之間已經離心離德，只要持之以久，中共將不攻自潰，如在此際討伐，反而促進其團結。乙、對中共用兵“無異割雞而用牛刀，若果持久不能解決，徒長匪焰而與敵寇以復活之機。”丙、今日中共，已非江西時期可比，只須“封鎖匪區，使之自縛陰乾為唯一方略”。丁、中共的強項在宣傳，在希望美國干涉，吾人所應最注意者，唯此一點。日記的這一段顯示，蔣介石又傾向於不進攻陝甘寧邊區了。
9月9日晚，蔣介石召開會議，討論“總報告”和 “決議文”草稿。參加者對其中“取消中共軍隊番號”等內容意見不一。孔祥熙稱：“辭意已成必打之勢，恐英美以我內戰，停止援助。”蔣介石和劉斐二人堅持原議，認為“不如此，中央成何體統”。徐永昌提出質疑：“此雖系聲罪，不致討，但意在於討。如準備討之，第一是時間是否不當？其次是否居於被動？”辯論中，戴季陶、王世傑和外交部次長吳國楨等陸續加入討論。吳報告稱：蘇聯大使和比利時大使談話，對“中央將進攻邊區”表示憤慨。王世傑建議，須俟英美對日軍事再進，與蘇聯關係進一步明朗化時，方可對中共嚴責。孔祥熙再次發言，擔心此舉將使英美推遲打擊日本。蔣介石堅決主張發表《決議文》，會議同意蔣的主張，但決定將取消中共軍隊番號等“處分語”刪去。當夜，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了他對中共的處分要點：甲、《新華日報》之監視；乙、共籍參政員資格之取消；丙、各地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之封閉。對於中共在重慶的電台與秘密通訊機關，他一時沒有想好處置辦法，只寫了“應重加考慮”幾個字。
10日上午，徐永昌打電話給蔣介石，說明三點：1．如判斷中共即將大舉出擾，或認為國軍利於進剿，則《決議文》的語氣可以加重。2．如判斷共軍“大舉出鬧尚有待”，或緩以時日對國軍有利，則《決議文》可以寫得“再輕”。3．此時中共如“竄甘寧”，則日寇有窺視關中的可能，因此《決議文》以“輕緩為佳”。下午，蔣介石打電話給徐永昌，詢問對《決議文》是否仍有意見。徐答：如共軍“竄擾甘涼”等地，日寇進窺關中，而我又不能在短期內肅清共軍，則共軍又可能進入新疆，得到俄人幫助，共同占領新疆，則其禍患將超過“九一八”事件。徐的意見對蔣起了作用。當晚，蔣介石約集文武幹部開會，再次從“法律制裁”後退，認為從國際環境與戰爭局勢考察，“尚非制裁之時機”，決定將原定隔離邊區及取消中共軍隊名號兩點“完全取消”。
11日晚，蔣介石約集三十餘人召開座談會，其講話的調子完全改變。他表示：中、美、英、蘇四國協定未成，滇緬路尚未開通，貿然進攻，萬一不能速決，後果至為惡劣，故目前仍以“避戰”為上。蔣提出三種處理方式：1．封鎖而嚴厲處分；2．聲罪而不致討；3．一字不提，而同時在英美宣傳其“罪行”。他稱此為“曲線的對付”。當日蔣介石日記云：“如我進攻遷延不決，則匪勢更張，國際輿論對我更劣。如我能速戰速勝，則匪不過遷移地區，不能根本消除其匪黨，而我國內戰既起，復不能根本解決，則國家威信乃有損失。”他決定，對邊區“圍而不剿”，“用側面與非正式方法以制之”，“萬不宜公開或正面的方式應付也。”
12日全會例假休會。中午，蔣介石召集相關人員再次會商。他提出，不決議，不宣布，只將《總報告》譯出，向英美宣傳。他徵詢徐永昌的意見，徐稱：如無所表示，國際間不免猜測、疑慮，建議歷述中共的“不法自私”事實，要求其實踐抗戰開始時的諾言，期以“自新”。第二天的會議進程表明，蔣介石採納了徐的意見。
13日為全會最後一天，由中央秘書處宣讀經蔣介石修改的《總報告》。該報告從軍事、政治、經濟等三方面對中共進行全面指控，聲稱中共“六七年來破壞抗戰，以及違法亂紀之行為，事實俱在，無一不與該黨所發表之共赴國難宣言相違背，理應早予依法處治”，但是，報告最後仍然表示希望中共“實踐諾言，服從中央，使政令、軍令保持統一，意志力量得以集中，以求抗戰之勝利。”其後，蔣介石即席“指示”：
個人以為全會對此案之處理方針，要認清此為一個政治問題，套用政治方法解決。如各位同意余之見解，則吾人對共黨之言論，無論其如何百端挑釁，其行動無論如何多方擾亂，吾人始終一本對內寬容之旨，期達精神感召之目的。隨後通過的《決議文》聲稱對中共將“不惜再三委曲求全，加以涵容”，希望中共能遵守抗戰初期的宣言，“幡然自反”。
歷史意義
上述檔案表明，蔣介石此時繼續堅持反共立場，其對中共的敵視、仇視絲毫未變，但是，由於對日抗戰仍是當時的首要任務，也由於美蘇兩國都不贊成中國內戰的國際壓力，以及中共多年來所表現的頑強生命力和戰鬥力等原因，蔣介石一時還不能也不敢徹底破裂國共關係，不得不停止原定的進攻延安的軍事計畫。一場嚴重的內戰危機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