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經歷
申健(1915—1992),直隸(今河北)大城人。1937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畢業於四川大學經濟系。長期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47年赴美國西保大學學習。1949年回國。歷任駐印度大使館參贊、外交部美澳司司長兼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對外友協常務理事、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副會長。1960年後任駐古巴大使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秘書長、副部長,中國古巴友好協會會長,駐印度大使,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兼外交學院教授。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37年夏,申振民考取北平師範大學。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大學和北平大學三校聯合遷往西安。在西安,申振民正式參加了黨的外圍進步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從此開始他55年的革命生涯。
“1938年5月,父親被秘密發展成為共產黨員。”申強清楚地記著對父親一生至關重要的這個時間,“從此,他一直自覺地服從黨組織的決定,遵照黨組織的指示,從事革命鬥爭。”
在西安,申振民與並稱為我黨情報戰線“後三傑”的陳忠經、熊向暉都是秘密黨員,又都是來自平津地區的大學生,給國民黨當局以左派的印象。在與胡宗南接觸時,有點左傾的青年學生,反而更受到重視。因為在胡宗南看來,有點左傾的人往往是有見識、有能力的青年。
在進入情報工作崗位之前,申振民並沒有受到過特殊技術訓練。組織上雖然提出過深入埋伏的原則,但沒有提出具體的工作步驟。為了深入虎穴長期埋伏,他經歷了一個非常艱難而複雜的過程。為此,他苦惱、痛苦,甚至還哭過。
“那時候,父親一人拿著黨、政、軍、特、商5份津貼。”申強說,“但他的收入全交了黨費,自己什麼也沒有留下。”
當申振民在國民黨內的地位鞏固並可以獲得機密後,他就放手發展組織、加強情報工作,工作的範圍日益擴大。對於三青團,毛澤東曾說過:“陝西三青團不同,在相當大程度上掌握在我們手中。”顯然,這與申振民、陳忠經的工作密切相關。
為了長期埋伏而不暴露黨的組織,申振民和戰友們鄭重約定,如果不幸有一位共同工作的同志被敵人發現了,敵人有意或無意地交給他們中另一位同志來審訊、來執刑,在他們沒有辦法救那位同志時,必須毫不猶豫地依照敵人的意思去做。而被執刑的同志,在臨終之前的高呼中,也不得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要把自己真正信仰的、輝煌的共產主義理想永遠深埋在心底,以保護另外同志的存在。
申強說,父親和他的戰友們都是革命的樂觀派,他們常在相互見面時輕鬆幽默地說,“我們每天都是在提著腦袋幹革命。”就這樣,申振民他們長期隱匿共產黨員的真面目,公開以國民黨反動官員的身份出現,背著“罵名”直到解放後。
人物軼事
黨政軍特商5份津貼全交黨費
1915年5月2日,申健出生在河北省大城縣王文村一個農民家庭。當木匠的父親給他取名振民。天資聰慧的申振民國小畢業後,考取了天津的名牌中學——南開中學。在這裡,他接觸到了許多進步思想和進步書籍,高爾基的《母親》他就愛不釋手看了好幾遍。
1937年,考取北平師範大學。
來到西安,深受胡宗南賞識的申振民,想盡一切辦法迎合敵人的興趣和滿足敵人的需要,這是唯一可以獲得信任和深入的辦法。在敵人有興趣於組織訓練青年的時候,他主動請纓,創辦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在西安的分支機構,同時他還以三青團書記的身份加入以戴笠為首的軍統和以陳立夫、陳果夫為首的中統。
他騎車闖敵陣機智救人
打入敵人心臟,進行地下工作,時時充滿了風險。申振民憑著大智大勇,多次化險為夷。
三青團在西安全市都有分支組織,任何地方的情況都能了如指掌。一天,一個三青團員向申振民報告說:“桃胡巷15號發現了一個大疑案,警察局已經動員全局把這個住宅包圍了,準備動手抓人。”
申振民一聽就明白,那是黨的地下組織負責人王石堅的住宅,內設有秘密電台與延安直接聯繫。他感到情況緊急,立即與陳忠經研究,決定馬上通知王石堅。由於沒有電話,只有派人去報信。
誰去都意味著危險!申振民毫不猶豫地對陳忠經說:“你們都有家室,我獨身一人,無牽無掛,犧牲了也無所謂,我去!”黃昏時分,申振民騎著腳踏車來到胡同口。他向四周觀察,感到有些緊張,就先到附近公廁里鎮靜一下,然後又騎上腳踏車在警察重重包圍中徑直衝進住宅。
就在門外便衣發愣的時候,申振民對王石堅說了一句話:“有任何事情一概推到我身上,就說都是我叫你乾的。”便衣密探看到三青團的書記來了,感到莫名其妙。申振民決定以攻為守,爭取主動。他找到策劃抓捕行動的中統負責人,怒氣沖沖地責問:“王石堅是我們好不容易物色到的工作對象,為什麼你們不打招呼就動手抓人,破壞我們的工作關係?”對方無法,只好道歉:“對不起,因為發現王石堅家裡常有人來往,他本人也經常晝伏夜出,形跡可疑,本想抓了再說。誤會,誤會……”
王石堅本來是秘密的,看來再也藏不住了。申振民和陳忠經研究,索性把他公開化,決定讓其成為專門訓練共產黨嫌疑人勞動營的中校教官。王石堅一下子就成了“反共”的人,得以便利地以公開身份掩護秘密工作。
這一情況報到延安,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嘉獎。嘉獎令說:“身入虎穴,不顧個人安危;緊急關頭,挺身而出;機智勇敢,沉著大膽,含辛茹苦,英勇鬥爭,巧妙地和敵人周鏇,使黨的負責同志和黨的機關免遭敵人的逮捕和破壞,轉危為安;是全黨的模範,為全體幹部學習的楷模。”
受蔣介石接見還被送美深造
由於陝西三青團的特務和情報組織都控制在申振民手中,他獲得了許多機密情報。他與黨的地下組織領導人王石堅保持直接聯繫,每三天甚至每天向其匯報,及時電告延安。
有一次,胡宗南命令部隊攻打我軍占領的一個縣城。申振民獲得情報後,立即電告延安。我方將城裡軍民全部撤走。胡宗南部隊精心組織的進攻,結果撲了個空。
1943年六七月間,蔣介石命令胡宗南“閃擊”延安,妄圖一舉攻占陝甘寧邊區。胡宗南將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彈糧運輸絡繹不絕。熊向暉從胡宗南身邊、申振民從地方獲得這一情報,立即電告中央,使我黨我軍免受了重大損失。
我黨電台廣播及時將敵人的作戰計畫予以揭露,廣為宣傳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的險惡用心。當時,全國人民都熱切盼望國共兩黨團結一致抗日,國際上的蘇聯、美國、英國也反對中國打內戰,在強烈的國內外輿論壓力下,胡宗南只能停止行動。敵人突襲陝甘寧邊區的陰謀就這樣破產了。
儘管申振民為我黨提供了大量情報,但仍一路得到國民黨“重用”,甚至還得到過蔣介石的單獨接見。
1942年至1943年間,國民黨中央在重慶辦了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團長是蔣介石,任務主要是調集國民黨的黨、政、軍高級幹部和全國各省市三青團書記受訓。舉辦畢業典禮時,蔣介石親臨會場,眾多黨政軍要員出席。申振民代表全體學員向團長致辭。他身材魁梧,英姿出眾,演說充滿豪邁氣概,給在場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典禮結束後,蔣介石破例單獨接見申振民兩次,詢問他在胡宗南那裡的工作情況。蔣介石還是對申振民說:“你在胡長官那裡,很有前途。”事後,胡宗南立即召見申振民,慰勉有加,深表滿意。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申振民升任胡宗南總司令部黨政處上校參謀,成為胡宗南“親信”。在這個位置上,他為黨提供了更多有價值的情報。1946年,胡宗南決定派熊向暉、申振民、陳忠經這三位幫他工作多年、深受器重的青年才俊去美國留學。
他們將此事向中央匯報,周恩來說:“胡宗南保薦他們去美國留學,中央同意,我們對美國了解不多,同美國打交道缺少經驗。現在我們沒有條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國留學,胡宗南代我們‘培養’,得益的是我們。”
周恩來胡宗南同作月下老
“要說我父親的工作,就不能不提我的母親。”申強的言語間,透出對父母由衷的欽佩,“我母親同樣是那個年代的優秀青年,他們的結合得到了周恩來、胡宗南的支持。”申振民的夫人熊匯苓,是熊向暉(熊匯荃)的姐姐,出生於安徽鳳陽的熊姓望族。她從武漢大學畢業後,由熊向暉居間安排,經胡宗南同意,被派到美國留學。在美國史密斯女子大學完成學業後,熊匯苓等不及參加授予碩士學位的典禮,便急切地起程返回祖國。回到上海後,熊匯苓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任專員。
熊匯苓回上海以後,熊向暉有一天向胡宗南報告:“匯苓已經回國了。”胡宗南得知熊匯苓尚未結婚,主動介紹說:“匯苓小姐是難得的人才,如果小姐有意,我想振民是最合適不過的了。”熊向暉將此情況向組織匯報,周恩來表示完全贊同,並指定專人負責安排和促成這一婚事。在組織的精心安排下,一對情投意合的年輕人,由於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而走到了一起。
劉少奇親自為他改名字
1949年7月,留學美國數年的申振民和妻子熊匯苓及陳忠經歷經千難萬險,回到了祖國的懷抱。熊向暉此前已經先行回國。 “他們一回到黨的溫暖懷抱,組織上便指示他們改名字。”申強回憶說,申振民改名為申建,意思是獻身於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事業。後來,劉少奇主席在一張委任狀上給“建”加了一個單人旁,從此他便正式改名“申健”。熊匯苓改名為熊友榛。申強認為,組織上要求他們改名的目的,是考慮到使用原名的他們受黨的派遣打入國民黨內部,從事地下工作的任務已經勝利完成了,改用新名字,黨將委任他們擔負新中國的建設工作。
從忍辱負重的地下黨員到公開以共產黨員身份出現,申健夫婦從內心感到自由、歡快和自豪,他們滿懷激情地投入新中國的外交事業。1950年4月1日,中國與印度正式建交,申健被任命為第一任駐印度大使館臨時代辦,一乾就是5年,直到1955年結束任期返回北京。這段時期,正是中印友好關係達到頂峰的時期,每年我國國慶,印度總理尼赫魯都要到中國使館參加招待會。
赴任古巴大使遇惡劣天氣
新中國初創時期的外交工作,也與地下工作一樣,充滿了艱險。1955年萬隆會議前,台灣蔣介石集團的特務機關一手製造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爆炸事件。在大會閉幕時,中方得到美蔣特務要刺殺中方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的秘密情報,為了保衛周恩來的安全,中方代表團臨時緊急組織五六個身材高大的同志,圍在周恩來的周圍。身材高大的申健和其他同志一起,手挽著手,一步步向前擠,一點點往外挪,最後將周總理安全地護送到大門外的汽車上。目送著周總理乘坐的汽車緩緩駛去的時候,大家才都鬆了一口氣。
最驚險的一次,是在申健赴古巴擔任大使途中。古巴是拉丁美洲、也是整個美洲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國家,申健於1960年10月被周恩來親自挑選擔任第一任駐古巴大使。當年12月,申健一行途經莫斯科、布拉格、瑞士,乘坐荷蘭航空公司的包機,飛往哈瓦那。碰巧那天古巴天氣特別惡劣,飛機在機場上空盤鏇了一圈又一圈就是無法降落。機組人員告知申健,雲層太低無法降落,只能飛往美國的邁阿密。申健一聽,堅決不同意,因為美國當時是中國的敵對國家,新中國的第一任駐古巴大使出現在美國絕對是爆炸性的國際新聞!
他一再懇請機組人員千萬不能飛往邁阿密,同時他與工作人員一起開始銷毀隨身攜帶的機密檔案,為萬一遭遇不測做準備。機組人員決定冒險強行著陸,完全憑藉著機場雷達的指揮,飛機成功地盲降在哈瓦那機場。新中國駐古巴的第一任大使就這樣在“鬼門關”走了一圈。
在古巴擔任大使時期,恰好遇到美國僱傭軍登入豬灣、古巴飛彈危機等重大事件,申健沉著應對、不辱使命,圓滿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任務,將中古關係推向了高峰。此後,申健還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秘書長、副部長,中國古巴友好協會會長,駐印度大使,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兼外交學院教授等職。
1964年離職駐古巴大使。
1992年3月,申健因病在北京逝世。
組織上評價他:“不愧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外交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