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發端於2007年的次級貸款危機迅速發酵成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作為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回響，巨觀審慎監管成了監管改革的重頭戲和學術研究的熱點。本文認為，巨觀審慎監管的興起具有深遠的實踐和制度因素：在金融實踐方面，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業具有過度創新、交易資產和直接融資比例不斷提高、金融市場機構化和金融行業產業化等特徵。在金融監管制度方面，由於受創新思潮的影響，金融監管過於鼓勵金融創新，對金融創新可能的風險重視不夠，監管制度落後於行業發展，且在制度設計中存在套利空間，反過來影響到金融機構的行為模式。在金融實踐和金融監管制度的雙重作用下，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空前增強，金融業關聯度不斷提高，跨行業的風險暴露越來越大。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暴露出微觀審慎監管的諸多不足之處，而巨觀審慎監管則成為對於金融危機的重要政策回響。基於上述背景，我們在研究中國是否應當引入巨觀審慎監管時，應當特別注意中國與西方國家所處不同的語境，“審慎”分析巨觀審慎監管的利弊得失。本文認為，巨觀審慎監管的許多政策建議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於“美國病人”所開的處方，由於中國和西方國家金融行業發展階段和金融監管體系具有很大的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進行法律移植，要避免“美國感冒、中國吃藥”的排異反應。
本文共分為五章，其結構安排如下：
第一章“導論”，主要是提出問題，進行文獻綜述，闡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金融巨觀審慎監管的基礎問題”，主要對金融巨觀審慎監管的定義、其理論基礎、範疇等基礎問題進行分析。本章的重點是分析巨觀審慎監管的行業發展的背景以及監管制度性因素，並作為全文分析的起點。本章還討論了巨觀審慎監管的內容，巨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及其他經濟巨觀調控之間的關係。
第三章“金融逆周期監管”。金融業的順周期性空前增加的主要原因有兩個：在實踐方面，金融行業發展，特別是資產證券化的發展、交易資產和直接融資比例的提高，導致金融業經營模式和風險管理模式發展了實質性的轉變，是金融業順周期性空前加強的根本原因。在制度方面，《巴塞爾協定Ⅱ》等監管制度及公允會計等相關制度引發的監管套利，對於金融業順周期性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金融危機後，金融監管在監管資本、信用評級和公允會計等方面進行了改進，但逆周期調節在實施方面具有較大的挑戰。
第四章“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出現，一方面是由於金融行業發展，即金融市場的機構化和金融產業化所致；另一方面，金融分業經營和監管的取消，鼓勵金融創新的金融監管環境，也是金融機構跨行業經營和相互性空前增加的重要原因。本章分析了國際上對於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認定標準和監管框架，對該監管框架的有效性進行了評估，並指出金融危機後對於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的政策建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過度反應。
第五章“中國引入巨觀審慎監管的問題分析”。本章比較了中國和美國在進行巨觀審慎監管時的不同語境。對於逆周期調節，中國金融業直接融資比例較低，資產證券化處於停滯狀態，相關的監管制度已經非常審慎，且中國的巨觀調控更加直接有效，在此情形下，進行逆周期調節作用並不明顯。對於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中國金融資產集中予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由於存在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體制，中國金融業的跨行業風險暴露和關聯度相對較低。在此情形下，對於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應當更加注重金融監管的有效性而不是增加資本基礎。當然，為適應金融跨行業發展的趨勢，中國的金融監管需要加強監管協調，充分發揮中央銀行的作用。
關鍵字：金融監管 巨觀審慎 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