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山藏經紙

金粟山藏經紙

總長857.7厘米高27.8厘米,共由15張經紙粘接而成。 宋代《金粟山大藏阿毗達摩法蘊足論卷第一卷》 每紙長60厘米,幅幅紙心鈐蓋:“金粟山藏經紙”小紅文長方印,並繪朱絲欄行界。金粟山(浙江省海鹽縣廣惠憚院)藏經紙,乃宋代特有的著名紙品,此紙大約造於宋代熙寧至元豐年間(公元1068年至1085年),紙坊在蘇州承天寺。系經楮樹皮加工而成,專供寺院寫經之用。其內外加蠟加砑使之硬,黃藥濡染而發黃。兼因紙厚重,紋理粗,精細瑩滑,久存不朽,甚為名貴。其內外加臘砑光工藝,乃宋代造紙業由箋紙生產發展過程中所創造之技法,與唐代的僅僅加臘使紙堅挺平滑、透明美觀之法不同。故其不但書寫效果尤佳,而且歷經千年滄桑,紙面仍然黃艷硬韌,墨色如初,黝澤似漆。

基本信息

簡介

金 粟 山 藏 經 紙

jīn sù shān cánɡ jīnɡ zhǐ

宋代名紙

詳細介紹

金粟山在浙江省海鹽縣西南,山下有金粟寺,寺中藏有北宋質量優良的大藏經紙,紙上有朱印“金栗山藏經紙”。明代董榖《續澉水志》(1557)說:“大悲閣內貯大藏經兩函,萬餘卷也。其字卷卷相同,殆類一手所書,其紙幅幅有小紅印曰‘金粟山藏經紙’。間有元豐年號(1078—1086),五百年前物也。其紙內外皆蠟,無紋理。”以後,人們多喜用它裝潢珍貴書畫作為引首。從工藝上看,宋的金粟箋是唐代硬黃紙的延續。經檢驗,證明其原料為桑皮紙,有的為麻紙。這種經紙,為歙州生產,具有濃淡斑紋,又名“金栗箋”。屠隆《箋譜》:“徽州歙縣地名龍鬚者,紙出其間,瑩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之。”即指這種經紙。《金粟箋說》引 潘澤民 《金粟寺記》:“寺先有 宋 藏數千軸,皆硬黃復繭,後人剝取為裝贉用,零落不存,世所傳 金粟山 藏經紙是也。或雲 唐 藏矣。”

金粟寺在浙江省海鹽縣西南18公里,寺建於三國吳代。該寺曾經藏有北宋紀年的經藏數千軸(或稱萬餘卷),每幅紙背後印有長方形紅色小印“金粟山藏經紙”文字,紙張兩面加蠟磨光,由於紙質堅挺平滑,抄寫文字“墨光黝澤如髹漆可鑑”,因而“日漸被人盜去,四十年而殆盡”。“好事者剝取為裝潢之用”。使金粟山藏經紙名揚四方,求者甚多,屢有仿製。

清代乾隆時海鹽人張燕昌訪游金粟山遺址,發現該寺藏經已“片紙無存”,他為此收集了前人有關藏經的記述,並探訪了江浙各寺所藏經卷實物,彙編成《金粟箋說》一書。本文所述除另有注釋外均摘自該書。

該書卷後跋稱:“乾隆中葉,海宇晏安,上(指乾隆帝)留意文翰,凡以名紙進呈者得蒙睿藻嘉賞,由是金粟箋之名以著。”張燕昌自稱:“乾隆壬午(1762年),燕昌於吳門敬觀今上御筆《賜和沈德潛紀恩詩》橫幅藏經紙,高九寸,寬一尺七寸。”證明當時宮中有大量藏經紙進呈供御用,其中必有仿製者。

《金粟箋說》中記載:曾藏有該紙寫本或印本藏經的佛寺有海寧崇明寺、江寧句容縣崇明寺、秦溪屯興善寺、法喜寺等;另有記載附近或本寺有造紙者如:“吳槎客云:宜興善權山之麓有廣教禪院,亦曰善權寺……與山相近地名陶墅,至今出佳紙,自如鋪玉,為書畫家所重,豈猶是白藏經之適嗣與?”“陸貫夫云:金粟山藏經紙造於蘇州承天寺,此故老相傳之說,今承天寺造紙乃其遺制。”“秀州精嚴寺當時設局營造專為寫經。”

《金粟箋說》記載:藏經紙有黃、白兩色及厚薄兩種。對於黃紙,引“錢柞溪云:藏經紙味苦,試之良然,蓋以黃檗染成耳”。對於厚紙,引“《長物志》云:宋有黃白藏經紙,可揭開用。錢柞溪云:藏經紙有數層,似乎層層可揭;其實不然,後世愛重此紙,不得不揭用,遂有厚薄不勻,要知此紙本無可揭也”。許多見過厚紙的文人均認為該紙無簾紋,如《金粟箋說》引“陳繼儒《妮古錄》云:宋紙於明處望之無簾紋,按藏經紙亦然”。“董毅《續澉水志》云:其紙內外皆蠟,無紋理。”實際上這是因為將抄出的多層皮紙濕紙頁,重疊貼於牆上焙乾成厚紙,其各層簾紋互相錯開所致。若是澆紙法澆成的厚紙是不可能揭成多層的。《金粟箋說》書中也記載:“知不足齋觀《賢愚因緣經》一卷摺版……紙色黃而腴,比金粟稍薄,且有簾紋,闊二指。”即印刷本佛經可用單層薄紙,能觀察到簾紋。對於該紙尺寸記載:秀州精嚴寺藏經每紙高一尺五寸,長二尺六寸。但《金粟箋說》作者認為:“金粟,法喜造紙大小相同,度以宋三司布帛尺高一尺七寸有奇,長三尺三寸,質料用繭紙(皮紙)兼硬黃法也。”

明文徵明《漪蘭室圖卷》的引首用宋代藏經紙,有陳道復題引首稱:“宋金粟山藏經紙楮桑合制。”潘吉星曾化驗金粟寺及法喜寺的北宋大藏經紙,其用不同原料,有麻紙,也有桑皮紙,皮紙居多。

《金粟箋說》所引文獻中有人認為該紙是唐紙者,如元代姚桐壽《樂郊私語》稱:他在元至正癸巳次年(1354年)與潘廣文(字澤民)至金粟寺“檢發唐代所書三藏,然另落過半。”[278j而潘澤民《金粟寺記》也稱:“或雲唐藏矣”。然而《海鹽縣圖經》則稱:“有言此紙當是唐藏,蓋以其制測之。然據董谷以為紙上間有元豐年號,則其為宋藏無疑矣。”該紙會被認為是唐紙,其一是製法類似唐代硬黃紙,其次寺院紙興盛於唐代,至唐武宗會昌毀寺之後已不多見。第三,經文中有沿唐諱缺筆者。主張金粟箋是宋代紙的明、清作者是從各寺當時所藏經藏中有宋代至和、治平、熙寧、元豐、元佑等年號(1054—1093)。金粟山藏經紙傳流至清代,其質量仍屬上乘,上至皇帝,下至書畫家均讚不絕口,清乾隆帝在《四庫全書》《清高宗御製詩》[279]中有兩首贊金粟箋的詩和八首贊藏經紙製成的紙扇,詩中認為金粟箋超過澄心堂紙,如:“昔彼金粟山,制此藤苔質。殺青印法華,青蓮輝佛日。巧擘始何人?雲影猶余需。品過澄心堂,用佐隋安室……”“唐代經背紙,梵文隱現中。”“裁彼金粟箋,制此清風扇”等詩句,他也認為此紙可能始制於唐代。清代畫家沈宗騫的《芥舟學畫編》(約1781年)也認為金粟山藏經紙可能是唐紙,質量超過宋元明渚代。文中稱:“紙之流傳者愈古則愈佳,唐以上不可知矣,就金粟藏經紙一種而論,越今已幾千載,不過其色稍改,而完好緊韌,幾不可碎。以此作畫,雖傳之數千年無難也。今則盈尺數金,安得供我揮灑!下而宋元諸箋,雖不如藏經,猶堪經久,亦何可多得?惟前明宜德間最精研於造紙,而得留於今者,時或可遇,亦難多得。近時造紙涇縣最盛,而宜城所造貢紙,細膩光潔,已屬今時極品,但柔順有餘而剛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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