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牌
以令勸罰，不惟佐酒助興、活躍氣氛；抑且讀圖解語，別有一種風流文雅、睿智雋永，給飲宴融入了濃濃的文化意趣。同時，作為一種繪畫形式，酒牌流入民間，漸入雅俗共賞之境界，藝術上也達到了頂峰，又兼圖文並茂，有深邃的文化內容，是近現代藝術品欣賞和收藏的精品。(其實，酒牌從明朝時又叫葉子，但與唐代流行的葉子戲未必沾邊，因為大家都知道葉子戲“五代後漸廢”。只是明代以來宣之眾口，大概都受了楊慎說法的影響。《陶庵夢憶》有“以紙易骨”的說法，就是說紙牌戲來自骨牌，而據《正字通》里的說法，骨牌倒是大宋朝宣和年間才漸興起的。到了明朝，吃酒、賭博都很流行紙牌，後來便有了酒賭兩用的牌。這牌的大小，“寬3寸許，長3倍之”，最典型的特徵是要“繪故實”也就是歷史典故於其上。單純的賭牌大概就是白描人物版畫加上從“半文錢”一直到“萬萬貫”“無量數”的牌目，而且早期多數是以“錢財”故事為主題的組畫。到萬曆後流行起了水滸故事牌；至於單純的酒牌，於《列仙酒牌》可見，即人物畫加題贊加酒約而成，而題材上就是“酒鬼”故事為主了。)
酒牌花仙令酒牌
五十四張牌上各有一條酒令，酒令由令面、令詞、令則三部份內容組成，如牡丹—自取花王第一寇—座中首席者飲作為一張牌上的酒令，其中牡丹為令面，自取花王第一寇為令詞，座中首席者飲為令則，五十四張牌上的酒令內容各不相同，陳老蓮的《博古葉子》、任熊的《列仙酒牌》和萬曆無名氏的《酣酣齋酒牌》，一錢一仙一酒鬼，也可謂酒後“三境界”了。
歷史記載
眾所周知，竹牌的大名是麻將，前身是馬吊，再往前呢，叫葉子戲，這么一說，就跳到唐朝了。唐人蘇鶚的《同昌公主傳》中有載：“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盛光珠，令僧祁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玩牌夜以繼日，這種精神為後來的玩竹牌者繼承下來，只是玩到夜明珠來照明，能學著做的人就太少了。當時的葉子戲可以兩個人玩，也可以三四個人玩，到了明朝才定下要四個人玩。
葉子戲
葉子戲中的所謂葉子，是一種紙制的牌，按清代的規格，長約8厘米，寬約2.5厘米。全副牌有四十張，分為十萬貫、萬貫、索子、文錢四種花色。其中，萬貫、索子兩色是從一至九各一張；十萬貫是從十萬貫到九十萬貫，乃至百萬貫、千萬貫、萬萬貫各一張；文錢是從一至九，乃至半文（又叫枝花）。葉子戲中的萬貫、索子、文錢，就是後來的麻將中萬、索、筒。
玩法一
葉子戲除了通行的玩法外，還有一種重要的玩法，那就是當酒牌用了。宋人筆記中，酒牌已相當成熟。在唐朝就有類似酒牌的玩法，如章淵《槁簡贅筆》中的“唐人酒戲·釣鱉令”：在一個石盤中，盛魚牌40枚，牌上刻寫不同的魚名及詩句，然後用一長竹竿，系紅絲線，由與筵者釣起魚牌，錄事據牌上字句施行勸罰。凡一釣而得兩牌者，可任擇其一。如魚牌中有“巨鱉”一名，詩文為：“海底仙鱉難比儔，黃金頂上有瀛洲，當時龍伯如何釣，虹作長竿月作鉤。——請人流霞杯勸登科人十分。”釣到此牌者便可勸新進士一滿杯。
但是，酒牌的玩法肯定不止這么單純的，不然一群人聚在一起，拿幾張紙牌翻來覆去地喝酒，也太過搞笑了。宋人曹紹《安雅堂觥律》後面有題訂者的話：“以葉子行觴，歡場雅事也。”歡場，就是尋歡作樂的地方，在那裡行酒牌令喝酒，喝的是花酒。這個倒是有大唐淵源的，孫棨《北里志》中說妓女絳真“善談謔，能歌令，常為席糾（行酒之人），寬猛得所”；說妓女鄭舉舉“善令章”、“巧談謔”，曾參與“名賢醵宴”；又說妓女俞洛真“時為席糾，頗善章程”。劉禹錫所說的“歡生雅”，就是這個意思。現在的KTV里放幾把骰子，顧客找小姐行骰子令喝酒，也是差不多的意思。骰子令也是唐朝就有的，只是現在的生活節奏快，只有“歡”，等不及“雅”了。
玩法二
我推想，這樣的筵飲還少不了歌舞。李白《對酒自勉》等詩中都有記錄，這裡就不多說了。
一般來說，葉子戲的葉子（包括酒牌）牌面上都畫有人物。截至明朝中葉，畫的人物大多是武將形象，不少是梁山好漢，陳老蓮（洪綬）所繪的《水滸葉子》為其中絕品；往後，很多文人、畫家加入了葉子和酒牌的製作工作，人物形象也多樣化，質量自然也大大提高。山東畫報出版社曾出版過一本《酒牌》，收錄《博古葉子》、《列仙酒牌》、《酣酣齋酒牌》三種，題材就是一錢一仙一酒鬼，書中將每套酒牌的人像繪圖和題贊背後的人物、掌故、飲酒規則都作了解說。
從這三套酒牌中，我們可以看到，酒牌上部依然有“萬萬貫”到“一文錢”的字樣，說明是賭博和飲酒通用的紙牌，並非像《安雅堂觥律》那么純粹。著名的《水滸葉子》，是純粹的葉子，拿過來添上幾個字，就立馬成為酒牌，如“一丈青扈三娘”葉子，加上“身長者飲”幾個字就是酒牌了。為什麼呢，扈三娘身材容貌武功俱佳，嫁的卻是矮腳虎，不怪王英長得矮，反而要“身長者飲”，這世上的理也真難以分說。葉子與酒牌通用，其實也很好理解，打完牌喝酒，喝完了拉開牌桌，到今天都是常見的場景。
發展歷史
明朝萬曆間
明朝萬曆間刻的《酣酣齋酒牌》，應當是三本頁子牌中最早的，恐怕也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一種酒牌，而且也是典型的“酒鬼”集。頗有趣味的是，有了錢數的牌名，倒反而要為歷代酒徒“排座次”。以“酒格”論人，李白第一、嵇康第二真是順應人心，阮籍只因為醉臥婦人側，被列到“一文錢”，看來這製作者雖是酒徒，倫常大防還是重視的緊。由此一來，盜酒的畢卓，有易裝癖的楊慎，反而都是風雅之徒，要位居阮嗣宗之前了。可惜的是這是個殘本，序言跋語都遺失了，只知道是新安派版刻世家的黃氏所刻，繪圖風格上看確也是早期新安派古拙的民間風格中之精品。
明代中葉
明代中葉以來，已經有很多文人開始參與紙牌的製作了。徐文長繪圖、王世貞題贊的《白描錢貼冊子》今已不存，汪南溟既於陳老蓮百年前作《數錢葉譜》題贊，其時也必當有名家制畫。老蓮之後的清代，據蔡照初說，也有所謂蕭尺木、金南陵、上官竹莊、王安節諸人的刻本，但是其間流傳最為廣泛者，仍然是陳洪綬的《水滸》《西廂》《博古》。直到晚清時“海上四任”之首的任熊仿老蓮晚年風格繪出《列仙酒牌》，才算得上酒牌中最後的精品。任熊此中的畫風雖也承襲怪異造型的特色，然而還是透出一種精緻甚至娟秀的氣息，往往令人愛不釋手。“鄧伯元”“葛洪”“關令尹”幾幅特別有老蓮的味道，其餘“老子”“許飛瓊”“林逋”“張道陵”“劉政”“清平吉”反而精整細密，更見任熊個人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