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鄰避”是個舶來詞，源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歐美國家的一系列市民反對將垃圾處理廠、變電站等公共設施建在自己附近的“NIMBY（NotInMyBackYard，‘別在我家後院’）”抗議活動。及至中國，有學者注意到，“鄰避衝突”在過去十年里有範圍擴大化趨勢，“成為任何大型建設項目都難以逾越的鴻溝”。自最初多地反對PX項目落地，到近年陸續出現的反對污水處理廠、變電站等公共項目建設，“鄰避衝突”已成為各地政府在重大項目建設中時常遭遇的棘手難題。
專家學者認為破解鄰避困境，需要加強公眾溝通、做好信息公開，通過建立利益調節與平衡機制化解民眾的牴觸情緒；而政府、企業和民眾之間亦須消弭隔閡，共建社會信任。
主要問題
總結起來，至少有三個方面的突出問題：
一是有的項目規劃布局不夠科學合理；
二是有的項目存在明顯違法違規開工建設的情況；
三是有的項目在規劃和建設中信息不夠公開，忽視公眾參與，對公眾疑慮不能及時回應、有效宣傳等。
需要指出的是，民眾對於風險的憂慮會對任何細小環節的缺失或紕漏即便是技術性問題也會產生放大效應，加劇對政府決策的不信任情緒。比如此前有項目徵求公眾意見時，因為問卷總數偏低或覆蓋面低讓民眾覺得“被代表”，結果擴展到對整個項目的質疑。
產生原因
從公共政策的視角解讀，缺乏符合現代公共治理規範的決策機制和豐富的風險管理經驗，是引發“鄰避衝突”的直接原因。時至今日，一些地方政府在鄰避項目規劃上延續傳統由政府全權拍板的決策方式，使得這些項目走入“宣布上馬—民眾抗議—緊急叫停”的惡性循環，少則一拖數年。黨的十八大強調，健全決策機制和程式，根本上說就是應該“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而每一起“鄰避衝突”歸根結底都不同程度地違背了上述原則。
如何化解
化解“鄰避衝突”，本質上就是要強化政府決策的公信力和做好各方利益協調。就前者而言，要通過加大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增進決策的透明度，最大限度消除民眾各種疑慮。正如博羅縣環衛局局長回顧該縣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建設時的感慨：“越保密，問題越多，遲早要面對百姓。”從該項目落地的全過程不難看出，決策過程的公開和對項目宣傳，本身就展現了政府的自信，是贏得公眾信任走出“鄰避困境”的關鍵一步。這也是永福變電站歷時逾15年後成功建成的一條經驗。就後者而言，則要充分意識到，即便是體現公眾利益的民生項目，也無法迴避市民個體或特定社區、群體的利益和訴求。綜觀境外化解“鄰避衝突”的經驗，用平等協商和生態補償來平衡利益是頗有成效的做法。令人欣喜的是，在本報系列報導提到的潮南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和陸豐甲湖灣火電項目建設中，引入了該做法。這也符合讓民眾共享發展成果的應有之義。
專家觀點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進入新常態
鄰避困境鄰避困境
針對鄰避運動的社會背景，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薛瀾教授做了簡要介紹。他表示，當下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也進入了新常態，並有幾個特點：第一是政策問題現在變得更加複雜，當前面臨很多政策問題，其實是利弊都有，而且不是那么簡單的就能看出來是利大還是弊大，在這種情況下，政策就變得更加複雜、更加難以推行。第二是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發生了變化，政府部門發揮的作用跟原來不同，原來很多決策政策部門就可以替大家做出利弊的權衡，但是現在政策部門不一定能夠了解老百姓對利益的關切點，並且了解的不夠全面。同時，新媒體的出現也使得很多公眾要求參與政策制定，參與的能力也大大加強。這些情況的變化使我們傳統的閉門的決策往往效果不好，甚至有可能做出的決策不為公眾認可。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大命題，這裡最核心的內容之一就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他的體系和能力怎么樣能夠更加的現代化。“鄰避”事件的出現，當然對很多地方政府官員來講是一個很頭疼的事情，但是對研究公共政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鄰避”困境的實質，是政府的治理能力
“表面上來講，我們看到鄰避運動是這些利益的衝突，但背後是我們治理的一個困境，所以鄰避的困境是一個如何提高我們的治理能力。”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齊曄在發言中這樣說道。
齊曄表示，“鄰避”問題出現的根源，一是我們現在發展的階段，工業化、城鎮化，第二就是現代人生活的環境，和對自己權利意識的認知跟過去不一樣了，自己的權利意識很強。還有政府的公信力，對照治理來講，談到透明、談到法律、談到效率，談到有效性等等，而這些恰恰就是國家治理的問題，所以說表面上來講，我們看到是利益的衝突，看到的是這樣的一些現象，背後卻反映出社會治理的一個困境，所以鄰避的困境是一個如何提高我們的治理能力。
齊曄認為，“鄰避”思維對於地方經濟的影響還不到“嚴重製約”這個地步，相反，“鄰避”是推動中國國家特別是政府治理進步的一個巨大的機遇。老百姓現在都有了較強的權利意識，而且越來越多的民眾尋求法律的途徑來提出抗議，這是非常理性的行為，在落實法制化、民主化等方面是一個巨大的機遇。
控制“鄰避”風險，拒絕事前冷漠
鄰避困境鄰避困境
論壇上，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彭宗超教授以“鄰避衝突與整體社會安全風險”為題進行了主題發言。他指出，涉及這些重大工程、重大項目，有可能會引發鄰避衝突，政府是一個什麼樣的風險理性狀態呢？在他們做重大決策之前，往往對有關的“鄰避”風險持漠視的態度，他們不太關注這個風險，以往很多的經驗是做什麼都很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然而，一旦形成了“鄰避”衝突，引發了大規模的社會圍觀，演變成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時候，政府對有關的社會穩定風險又會採取一個“放大”的措施，從漠視到過度關注，比如當地民眾在項目上馬時發生鄰避衝突，很多情況就是小鬧不解決，大鬧大解決，一大鬧最後咱就不幹了，項目迅速下馬，在決策過程中，也不管信用度問題，往往處在風險決策，尤其是“鄰避”風險決策的悖論狀態。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彭宗超表示，需要從一個全方位角度去思考，要做風險評估，做綜合性的風險治理。他說：“我們今天的社會已經到了一個“鄰避”風險高發的階段，該怎么樣把風險化解？我們要把該做的決策做到，把流程規則化，做有規則的溝通，有規則的參與，有規則的互動，這樣一來，就可以更好的治理‘鄰避’的困境。”
“鄰避”困境突圍，要遵循法律路徑
在探討“鄰避”困境該如何突圍時，國家環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賈峰談到，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環境意識普遍提高，權益的自我保護意識的提高的大背景下，如何依法參與表達確保自己的權益，是我們今天特別需要注意的。在發現某一環節不夠科學，就應該通過立法的程式，通過合法的路徑解決，而不是動輒就是以所謂的保護自己的權益來挑戰權威，因為現在應該是一個需要理性、科學和法治的社會進程，而不是動不動就自己走上街頭。
在今後對“鄰避”的研究方向上，賈峰談到，我們探討的“鄰避”到底是什麼，到了三十年以後的中國，“鄰避”又發展到什麼階段，中國跟已開發國家的典型的“鄰避”有什麼不同，這些事我們都沒有搞太清楚，所以我覺得學術界、研究機構，很多方要細緻的做研究。
網友建言
陽春網友李帥：如果政府部門對民眾的承諾無法實現，就會讓民眾造成誤解，有損政府、企業的公信力。
廣州網友張仁瀚：很多本身經過論證的項目推行得不好，難做，跟我們的科普工作受到漠視有很大的關係。
深圳網友諶毅兵：共享機制，除了生態補償外還要加上發展成果共享。項目在村里征地，除了補償被征地的村民之外，能不能讓村民入股項目，讓村民從項目的獲益中得到分紅？
清遠網友周少鋒：鄰避難題出現以後需要更多有社會責任的普通人站出來，以科學、理性的態度和方式擺事實講道理，正面引導輿論，政府應該鼓勵這些人站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