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道莊

基本信息

鄭道莊先生（1902～1952），佛岡縣龍南鄉石腳下村人。畢業於中山大學，曾任國民黨廣東省教育廳股長、中國國民黨佛岡縣黨部書記、佛岡縣立第一初級中學（即現佛岡中學）校長等職。
作為中學校長，鄭道莊先生非常熱心家鄉教育事業。他治學嚴謹，教學認真，對學生平易近人，諄諄善誘，愛護有加。我是鄭道莊先生的學生，對其治學態度和從教精神，深感欽佩。現就所知，略舉二三事，以志鄭道莊先生之為人。 佛岡好，好佛岡
為復辦佛岡縣立第一初級中學而盡力
1945年暑假期間，正是中國人民歷經八載的抗日戰爭將要奪取最後勝利的關鍵時刻，不少人都在開始盤算抗戰勝利後的個人出路，當時，兼任佛岡縣立第一初級中學校長的梁庭光（佛岡縣縣長）和教導主任朱壽洪等人亦見異思遷，先後離開佛岡他就。校長、主任的離開佛岡，波及縣立第一初級中學的整個教師隊伍，造成人心浮動，學校能否繼續辦下去亦成問題。因為當時佛岡第一初級中學的教師絕大部分都是梁、朱從外地聘來的。抗日勝利在即，學校行政竟然離職他就，不得不使他們頓感失落而心猿意馬。縣立第一初級中學如果流失這批教師，當地定難再覓，到時肯定會因師資缺乏而面臨停辦。在此關鍵時刻，鄭道莊先生出於維護家鄉教育事業之心，臨危受命，接任縣立第一初級中學校長之職，並從自己家中拿出部分資財來墊支教師薪水，以穩定教師情緒，使縣立第一初級中學又得以正常續辦下去。
學校剛剛開學，報紙傳來了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大喜訊息，全國各地呈現一派狂歡景象，人們都沉浸於慶幸歡樂之中。此刻的鄭先生既為中國八年艱苦抗戰最終取得徹底勝利而高興，同時又為籌劃縣立第一初級中學的續辦校址而憂心。原來，該校原址設在府城，1938年農曆九月初一日府城突遭日機狂轟濫炸，立時整個府城連同縣立第一初級中學幾乎被夷為平地，僅剩一片殘垣碎礫，被迫遷往水頭蓮瑤“崇本祠堂”，在宗族意識下，校名也只得改稱“崇本初級中學”。1945年春，由於種種原因，學校從蓮瑤遷到府城。石溪天主教堂（現鳳星國小）並恢復“佛岡縣立第一初級中學”校名。但是這天主教堂原是縣城附近唯一的一間較為正規的完全國小即衛岡中心國小，佛中的搬來，衛岡中心國小只得停辦，實為一得一失，長此下去，縣城一帶學齡兒童必是就學無門，而佛中本身也將斷絕縣城一帶的生源，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佛中搬回府城原址，把天主教堂交回衛岡中心國小。然而這又談何容易！佛中在府城原址早已滿目瘡痍，房舍蕩然無存，在此復辦中學非有一筆較大的費用不可，哪來這筆錢?靠省靠縣撥款?當時剛值戰後，正是百廢待興，無論是縣、是省都難以批撥此項費用。面對這個現實，確是苦煞鄭先生。經苦思良久，鄭先生決定召開全校教師會議，徵詢大家意見，為建校出謀獻策。在教師們的熱烈討論、共同研究下，認為要擺脫困境、打開建校局面，只有向社會各界募捐一途。鄭先生考慮到除此確已無良策，便決定採納教師們意見，實行募捐集資復校，並制訂了募捐的具體方案：（1）售賣有獎建校義票，向民眾作有獎募捐集資；（2）發動石角、水頭地區黃、劉、鄭三大姓人用各自的祖嘗捐助；（3）鑒於戰亂剛過，民生維艱，決不增收學生學費，不向學生家長施加經濟壓力；（4）發動全校師生上街售賣義票。作出決定後，鄭先生親自召開各班學生幹部會議，進行動員以統一學生幹部思想，接著舉行校會，鄭校長親自向全體師生作動員，要求大家同心協力，上街義賣，務求學校在舊校址恢復起來。聽過動員，全校群情激昂，於是立即趕印有獎募捐義票（義票是蠟紙油印的，每張面額5角，每100張為1本）。然後發放到學生手中，由學生向其家長或上街、回村向親朋義賣。同年11月巧逢吉河大廟慶典（即做“神功”又叫“打醮”）。為義賣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遇。原來吉河大廟每5年做一次神功，這是佛岡地面最隆重的神誕，到時上至水頭下至湯塘一帶的民眾赴廟朝拜者絡繹不絕。為增加熱鬧氣氛，每屆“神功”的主持者務必到省城廣州聘請粵劇名班在大廟近旁的田野搭棚連日做大戲（粵劇）。大戲設主台和子台，主台即戲台，子台實際上是為有錢人觀戲而設的，在正對主台前方設些座位，買票入座，子台入場券經營權，用投票方式，由價高者承包。無錢買票的，只能在子台左右和後面站立觀看，叫企位。不管子台還是“企位”，特別是“企位”都日夜爆滿，可謂人山人海，熙攘異常，此外還有不少賣茶蛋的、賣熟油豆腐的、各類花生瓜子、水果和其它各式小食品檔的，當然更有各款賭檔。總之，這期間，在大廟一帶日夜都人潮湧涌、熱鬧非常，是兜售義票的好去處。鄭校長一面和當屆大廟神功“總理”聯繫，要求他接待出售義票人員的食宿，一面與子台中標者曾繁橋聯繫，要求他準許佛一中賣義票同學入內賣義票。另方面，在學校組織一支20餘人的宣傳隊伍，由體育老師李保立率領到大廟賣義票（我當時亦是其中一員）。同學們日夜活躍在看戲民眾和賭錢贏家面前。經過師生們共同努力和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終於籌集到一筆建校資金（具體數不詳），修復了佛岡一中學生宿舍樓，辦公室（即原魁星閣）和兩間教室。1946年1月放寒假前，便發動全校學生，將台凳、圖書等一切物品搬回府城原校址，當年（即1946年）又修建了一間課室和籃、排球場各一個，跟著又修復了一間桌球室，1947年再重建了一間課室。至此，佛岡第一初級中學便初具規模，不但有三間比較好、光線充足的課室，並有禮堂、圖書室，和一定的體育活動場所。不久鄭先生又與縣府交涉將縣設火藥局果園數萬平方米場地劃歸佛一中，使學校面積比原來擴大了兩倍多。
諄諄善誘，愛生如子
鄭先生對學生從不體罰和大聲斥責，學生中出現問題，總是諄諄善誘，苦口婆心，下舉一二事以證明之。
1946年9月間，一天剛放晚學，初一班的學生謝某和鍾某（同是府城村人），因一張畫紙而口角相爭，最後激化到大打出手。鄭校長聞知趕到初一課室。那兩個同學見校長到來，便馬上停手，並迅速把推倒的桌椅重新擺好，自動走到鄭校長跟前爭相申述理由。鄭校長耐心地聽完兩人的申述，然後嚴肅地說：“你們都認為自己有理，事實上大家都做錯了，打鬥就是最大的錯。”接著鄭校長慈祥地說：“你們都是同村人，又一起長大，又是一位中學生，怎么為一張圖畫紙的小事就大打出手？你們用鏡子照照，臉上都有傷痕了，明天怎樣見同學?好吧，我不責備你們，更不處分你們，回去好好想一想吧！”這時的謝某和鍾某眼淚奪眶而出，不約而同地哽咽道：“我錯了，你處分我吧。”鄭校長卻微笑著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希望你倆通過這次教訓，成為一對好同學。”事後，鄭校長對兩人仍不放心，遠遠尾隨他們回家才返校。
1947年下半年，佛岡二區（現煙嶺、高崗、逕頭地區）的長岡中學，因學生太少而停辦，把初二初三班全體同學轉到佛岡中學就讀。一次，長岡中學轉來的部分同學與原佛中同學為爭籃球場打籃球而各不相讓，從口角相爭升級到互拿棍棒準備打鬥。此時適值鄭校長不在校，主任黃常端火速出面制止，並不分青紅皂白給雙方每人記過處分。一區（即石角、三八、水頭、龍南地區）的同學（也就是原佛中學生）覺得校方處分不公，由衛聯學會出面組織罷課，併到石角（縣城）遊行示威，提出要嚴懲二區肇事同學，把肇事同學趕出佛中。這一行動，不但是佛中有史以來第一次，也是全縣絕無僅有的，此事震動了各階層人士，更使國民黨縣府寢食難安，不斷派人與鄭校長聯繫，要求交出學生名單，當赤色分子處理。鄭校長卻一口拒絕，說這一事件純是校方處理不當所致，並無幕後人物指使。由於鄭校長態度堅決，當時縣長黃祥光也不敢要求國民黨駐軍鎮壓。後來由黃常端主任邀集雙方學生代表到校務處接受鄭校長的調解。鄭校長首先承認校方處理不當，宣布處分無效，接著指出學校形勢嚴峻，國民黨駐軍隨時可能到校鎮壓，繼而苦口婆心地教導大家要以團結為重，學業為重。就這樣便把一場眼看造成慘案的風波平息下來。
生活樸素、潔身自愛
鄭道莊先生身為中學校長，在生活上對自己和家人的要求卻十分嚴格。當時，各地方上層人物相互搓搓“麻將”，這是平常的事，佛中教師每逢星期六晚和星期天都是以搓“麻將”消磨時光，但鄭先生自1945年任佛中校長以來，從未參加過這種活動。他的休息時間都是到石角圩家人所開的“永華”鋪中照料業務或帶領子侄到菜圃中勞動渡過。
記得鄭先生之妻舅方師舜，見姐夫擔任佛中校長，以為到來投靠可獲得教師席位，但鄭校長見他並無大學畢業文憑，學歷較淺，難以勝任教師之職，只委他以抄抄寫寫和管理學生膳食的工作。後來還因其管理不善，內宿同學對膳食很有意見，鄭先生為免於影響學生情緒和學校聲譽，讓方師舜返回三水縣另謀出路。
鄭先生治家嚴謹，生活樸素。鄭先生任佛中校長以來，只居住在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這樣的小房，還空出一半作會客之用。房間內只有一副木板床和一張學生用的書桌，床上一張草蓆，一張普通棉胎和一個瓦枕，書桌上擺放著國中各年級的課本和其它書籍；會客室更為簡陋，只放著兩三張長木凳。其妻方氏帶著兩個孩子居住在球場邊的一所小屋（這間小屋原是管果人所居，異常低矮簡陋）。鄭太太隨夫在佛中居住，除要照顧好自己的兩個孩子外，還要照顧鄭先生髮妻之女鄭大友、侄女鄭大珍、和妻妹方美華三人，但她為人勤勞賢淑，並不因丈夫是校長而過寄生生活，而是靠自己雙手，以承接車衣來維持合家的日常生活，所吃蔬菜也全是她帶領家小所種。在鄭先生和鄭太太的影響下，合家人相處得十分融洽，彼此互相尊重，相互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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