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瑜[原法務部部長]](/img/0/881/nBnauM3X4gDO0MzN0MTM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zEzLzU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鄒瑜[原法務部部長]")
簡介
鄒瑜(1920- )1920年出生於廣西博白縣，15歲考入廣東省立廉州中學高中部。高二時參加黨的外圍團體‘星星讀書會’，閱讀了革命書刊，成為讀書會的骨幹，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救亡運動，接受了共產主義的啟蒙教育。1938年初，和兩位同學經廣州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進入陝北公學學習。‘陝公’是與‘抗大’齊名的革命學校。‘抗大’偏重於軍事，‘陝公’偏重於政治。‘陝公’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當時的校長是成仿吾，副校長是李維漢。他第一次聽毛主席講話就是在陝公，內容是關於張國燾叛變的問題。毛主席還講過唯物辯證法，語言通俗幽默，內容豐富深刻，天當教室地當椅，連伙夫馬夫都參加聽講。那時生活艱苦，但情緒高昂，一心追求革命。在這裡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這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一個嶄新的起點。
事跡
陝甘寧邊區隱蔽戰線的“黃埔一期”學員
1938年6月，鄒瑜被選入陝甘寧邊區保全處七里舖第一期訓練班。這是專門培訓黨的保衛、情報幹部的機構。這期訓練班被稱為陝甘寧邊區隱蔽戰線的“黃埔一期”。黨的保衛情報工作一向是黨的高級機密，那期訓練班一共挑選了36名學員，都是國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還有6名女學員。鄧小平的夫人卓琳也是那期的學員。訓練班的課程主要是兩門，一門是政治課，一門是業務課。政治課主要講黨的建設，業務課主要講保衛工作與情報工作。授課的人都是著名的政治家和隱蔽戰線的主要領導人，其中有陳雲、李富春、潘漢年、孔原、徐特立、鄧發、劉鼎、高自立等。陳雲同志講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在講到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時，他舉起拳頭對桌子重重一擊，說：‘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就是為共產主義奮鬥到死!。潘漢年同志講的是淪陷區情報工作。大家從中了解到他歷盡艱難險阻不怕犧牲的高尚情操，了解到他機敏巧妙的鬥爭智慧。 1999年，是七里舖訓練班第一期畢業60周年。當年的同學卓琳同志特意邀請在京的幾位同學到她家聚會。他們一同回顧了那段珍貴的時光，飯後又一起合影留念。
為毛主席講話作記錄
在1938年年底訓練班結束時，年僅18歲的鄒瑜被留在陝甘寧邊區保全處擔任秘書科科長。在延安經常能聽到毛主席的報告。1939年，毛主席在保全處小禮堂作了報告，主題是一般工作的戰略策略與特殊工作的戰略策略的關係。他說，做特殊工作的人，必須懂得一般工作的戰略策略，不懂一般工作的戰略策略就不懂一般規律，就不能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就會成為盲目的事務主義。不懂特殊工作的戰略策略，就會成為空頭政治家，不能做好本職工作。因此，一個合格的優秀的保衛工作者，必須懂得一般工作的戰略策略，同時精通特殊工作的戰略策略。”保全處小禮堂台上放著個長方桌，那次毛主席作報告時坐在桌子的一邊，鄒瑜坐在毛主席旁邊做記錄。”
1962年時任汕頭地委書記的鄒瑜，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報，詢問毛澤東這次講話記錄稿的下落。據說毛澤東的這份講話記錄一直沒有找到。
累計在人大工作了12年之久
五屆人大時，鄒瑜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工作兩年。那是1980年年初，彭真同志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法制委員會主任。他要組織一個‘苦力’班子，就對劉復之同志說，最好能找幾個搞過政法工作，又有地方工作經驗的人來。劉復之同志推薦了鄒瑜。1980年4月，他調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任副秘書長，那時秘書長是王漢斌同志，副秘書長還有項淳一同志。到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仲勛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時，鄒瑜又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一直工作到1982年4月調到法務部。1980年鄒瑜在人大工作期間，彭真同志提出要對立人民公社法進行調研。當時派了三個組去幾個省調研，段君毅、杜潤生和鄒瑜各帶一個組，跑了三四個省的農村。調查結果一致認為，人民公社法不但不能立，人民公社的體制還應當撤銷。在當時的調研過程中，不少的基層幹部和老百姓提出了許多法律問題。例如：家裡發生繼承財產的糾紛怎么辦？有人欠我的錢拖著不還怎么辦？等等。80年代初，立法機關雖開始了系統的立法進程，司法機關也恢復正常運轉，但是由於受“文革”的影響，加上大多數的幹部和民眾不懂法，由此引發的各種違法犯罪問題也困擾著人們。從那時候起，鄒瑜就初步萌生了要普及法律常識的想法。”
1988年，鄒瑜被選為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那時，內務司法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副委員長習仲勛兼任，鄒瑜是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委員，參與了婦女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民事訴訟法、集會、遊行示威法等10餘部法律的起草、審議。1980年鄒瑜就參與了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起草，這部法直到1992年才通過，前後用了12年。在人大工作期間，他參與的最重要的立法就是這幾部權益保障法。到了八屆人大，他是內務司法委員會的顧問。五屆人大2年，七屆人大5年，八屆人大5年，加起來他在人大先後工作了12年。”
參與提出了全民普法的初步構想
問到鄒老20多年前是如何想到要搞全民普法，他平靜了片刻，講述說：“在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文化尚不發達的國家普及法律常識，是一條充滿艱辛的路。當時，我國正處在“十年動亂”之後的撥亂反正時期，也是我國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的重要歷史時期。此時，立法步伐加快，一大批新制定的法律、法規需要及時向公民普及。同時社會治安形勢非常嚴峻，急需加強法制宣傳。之前，法務部也開展了法制宣傳工作，但當時的法制宣傳限於文字宣傳，而且宣傳的對象、目的不夠明確，效果不明顯。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把法律交給人民。為了實現這一任務，我開始注意發現各地法制宣傳的好典型。這個時候，遼寧本溪鋼鐵公司的領導幹部帶頭給職工上法制課，深受職工歡迎，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4年春，我就帶著一個工作組到本溪蹲點，和職工一起聽法制課。課堂上，我發現多數職工認真做筆記，休息時我就與一位車間主任聊天。我問：‘學法有興趣嗎？’答：‘不但有興趣，而且挺管用。’我問：‘你講講怎樣管用？’他說：‘學法前，車間常常丟失工具和物品，學法後再沒有丟失過東西，而且有的職工還悄悄地把東西送了回來。’後來，我又三次到了本溪，蹲點兩個多月，總結了他們的經驗，幫助他們制訂了全面普及法律常識的規劃。在那裡，我們召開了有各省、市司法廳、局長參加的現場會。‘爭取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在全體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識’就是在那一次會議上提出來的。”
全力推動全民普法工程
接著，鄒老又深情地回顧了我國普法第一個五年規劃誕生和實施的艱辛歷程：“我們提出的全民普法規劃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考慮到這項工作光靠司法行政機關、公檢法機關的力量還遠遠不夠，沒有全黨動員是不可能實現的。在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法務部提交了普法‘一五規劃’草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時，多數常委會組成人員表示贊成，但也有少數人認為難以實現。有一天，彭真同志叫我去。他對我說：‘我看了常委會的簡報，有些人認為普法規劃難以實現。中國有80%的農民，文化程度很低，很多都是文盲，要在五年之內普及法律知識，的確不容易做到。人大一旦形成決議，如果實現不了，那便是違反決議。你的看法如何？’我說：‘規劃是能夠實現的。因為民眾有學法、用法的迫切要求；普法的標準不高，是普及法律常識而不是法律知識。另外，所謂基本普及是指60%的公民學懂了憲法、刑法、民法通則等十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基本常識。’彭真同志聽了我的匯報後說：‘決議草案可以交大會表決通過。一旦通過了，你們就要努力工作，保證實現。’幾天后，常委會會議通過了《關於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接著，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了《關於向全體公民普及法律常識的五年規劃》的通知。‘一五普法規劃’用法律形式加以肯定，這就有了權威性。黨中央和國務院發了檔案，號召力就更大了，可以動員全黨來貫徹這個決議了。就此，我們分頭召開了會議。首先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普法工作會議，全國各省省委宣傳部長、司法廳長都來參加了。當時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同志十分支持。開會時，他正在外地，我給他打電話請他回來，我作工作報告，他作大會總結。這個會議開了以後，全國層層貫徹，一直到縣到區到鄉鎮……這是一次關鍵的會議，普法工作形成了全黨全民的行動。”說著說著，鄒老的思緒又回到了當年。
建議為中央領導幹部舉辦法律知識講座
普法讓黨政領導幹部知道必須依法辦事。從“一五”普法以來，領導幹部就一直是普法的重點對象，而法制講座則是在領導幹部中普法的重要方式。通過對領導幹部的普法來推進依法行政，是普法的一個碩果。
鄒瑜鄒老告訴記者：“中央領導同志聽法制課最早是從1986年開始的。那年，我給胡耀邦同志寫了一個報告說：‘普法’要領導帶頭，首先請中央領導同志帶頭。我建議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同志帶頭聽法制課，這樣肯定對全國的普法工作是很大的推動。耀邦同志支持我這個建議，就把我的報告批給了胡啟立同志。胡啟立同志馬上就找我商量了一個計畫。我們商定先開四講，並確定了四講的內容和主講人。1986年7月3日，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懷仁堂為中央領導幹部舉辦了法律知識講座第一講。主講人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孫國華，講《法的基礎理論》。參加聽課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胡耀邦、方毅、田紀雲、喬石、李鵬、胡喬木、胡啟立、姚依林、陳慕華、陳丕顯、王兆國等，以及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辦公廳、中央政法部門、中央宣傳部門和中共北京市委的主要負責人。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同志主持。1986年8月28日，進行了第二講，由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張晉藩講《談談中國法制歷史經驗的借鑑問題》。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領導同志，還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的主要負責同志150多人出席聽課。第三講由法學教授、外交部條法司司長王厚立同志講《外交鬥爭與國際法》。在京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領導同志，還有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的主要負責人出席聽課。第四講是由法學教授江平講《經濟建設與法制建設》。每一次講座耀邦同志都參加了，聽了第四講後，耀邦同志作了重要講話。”
20年來，鄒瑜傾盡全力推進普法，很多事情他仍記得很清楚，甚至許多具體數字仍然記得：“以憲法、刑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十法一條例’為主要內容的第一個普法五年規劃實施的結果相當可觀。全國7.5億普法對象中，有近7億公民參加了普法學習，接受了啟蒙式的法律常識教育。這占普法對象的93%，其中縣團級以上幹部48萬人，—般幹部950萬人。在1.2億國有企業職工中有1億多人參加了普法學習，農民參加普法學習的達4億多。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分別於1988年和1987年初步完成了“一五”普法的任務。以上這些數字不只是顯示普法量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國公民的法律意識和依法辦事的觀念有了質的變化。”
每個人的詞典當中都會有屬於他的關鍵字，對鄒瑜來說，執法、立法，普法……“法”字是他一生的註腳。他把推動全民普法工程看成自己法制人生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1950年3月至1952年7月任汕頭軍事管制委員會公安接管部部長，汕頭市公安局長，潮汕專署公安處處長。領導了接管和改造國民黨舊警察舊警察機關，組建新的人民公安機關，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民眾，開展了清匪反霸、鎮反、反特、防諜的重大鬥爭，為鞏固汕頭市新生人民政權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