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念
即楚商湖北籍工商界精英人士
歷史文化
鄂，最早是楚國的屬地。在明清時期，對湖北有了鄂省這一稱呼，辛亥革命之後湖北的簡稱正式定為鄂。鄂商，也就是湖北商人。從明清至今，晉商、徽商、粵商、閩商、浙商，在不同的時期，各自成為聲名顯赫的商幫。他們都有著強烈的群體歸屬感、有著突出的商業地位。在先秦時代，楚國的商人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在近代史上，漢口是萬商雲集的商業重鎮；如今，在湖北省內外，鄂商也正在崛起。一個地區若沒有大規模的商人群體湧現，這個地區的經濟是難以持續發展的。而鄂商這一群體的壯大，必將直接推動湖北經濟的快速發展。
楚人重商：商為“四民之首”
湖北的先人是楚人。鄂商的歷史，要從兩千多年前的楚國說起。先秦時期的楚國，有著繁華的都市，都市裡面店鋪林立，楚國的富裕程度、商業發達程度超過吳越，而且商人在楚國有著很高的社會地位。一般的歷史記載中，“四民”為“士、農、工、商”。而在楚國，“四民”為“商、農、工、賈”。楚人以商為“四民”之首，反映了楚國對商業的重視，以及商賈在楚國有著特殊的地位。
大量文獻資料表明：楚國政府非常重視商人，大商人可以一次出境250艘大輪、2500匹馬，楚國還扶持民間商人。楚國也有著全國知名的大商人。鄂君啟就是這樣的知名巨賈，他是楚國的封君，他組織龐大的水陸商隊，在楚境內以及鄰國長途販運商品。被後人尊為“商祖”、“商聖”的范蠡，也是楚國人，只不過他後來在越國為官，在齊國為商。從“楚人重商”可見，鄂商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
從明清起，直至1949年，漢口逐漸發展成為一大商埠，成為包括湖北商人在內的各地商人活動的大舞台。明清時，得江漢航運之利，兼居華夏腹地，漢口為中國四大名鎮之一，號稱“九省通衢”。
明朝中葉起，漢口的貿易逐漸發展起來，糧、鹽在漢口轉運，漢口作為內陸貿易型城市、傳統工商業城市，一直持續到漢口開埠。1861年漢口開埠，闢為對外通商口岸，設立了十五國領事館，在漢通商的有二十幾個國家。漢口成為一個繁華的商埠。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行的《漢口竹枝詞》中有一句：“此地從來無土著，九分商賈一分民。”清末，張之洞督鄂十七年，在漢大興洋務運動，創辦了漢冶萍公司、漢陽兵工廠及布、麻、絲、紗四局，為武漢打下了現代重輕工業的基礎，並開通了京漢鐵路。漢口號稱“東方芝加哥”，與滬、津、穗並稱近代中國四大商埠。明清直至整個民國時期，漢口成為各地商人活動的大舞台。
研究表明：漢口是徽商、晉商，以及後來的浙江寧波商幫重要的發展地。荊州商人米糧轉運、鹹寧商人的竹木轉運……湖北商人在漢口經營著傳統工商業。而外地商人則在漢口經營著眾多新的商業行業。
明清以來，漢口乃至湖北在華中和全國的經濟地位是舉足輕重的，使得鄂商也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在經營管理之道、地域商業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徐榮廷、劉歆生就是那個時代鄂商的代表人物。徐榮廷(1857年-1949年)，幼年隨父打魚，後到漢口藥材行當學徒。1919年，徐榮廷投資210萬兩銀元自辦工廠。他還購機2萬錠設石家莊大興紗廠，就地取棉，以節約鐵路運輸費用。同時，他還與他人集資156萬兩銀元，在武昌興建裕華紗廠，購紗錠3萬錠、布機500台，徐任董事長。1927年冬徐榮廷退休。抗日戰爭期間，裕華紗廠內遷，並發展成為西安大華、大興二廠、廣元大華、成都裕華和重慶裕華等廠，形成裕大華集團，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徐榮廷占有裕大華集團資金總額5000萬銀元的10%左右的股金。通過裕大華再投資，徐榮廷還在黃石利華煤礦公司、永利銀行、華年進出口公司、山東棗莊中興煤礦、四川川康毛紡織廠、重慶慶華染料廠、上海慶華染料廠以及四川民生輪船公司等企業擁有股份。
“明清及至近代以來，鄂商群體的存在是無疑的，但作為一個商幫，鄂商的自我認知、群體意識、社會形象相較晉商、徽商，還比較弱。”
此外，湖北雖有黃岡、天門、黃陂、鹹寧等地商人在漢口市場打拚，但沒有形成地域性集團性優勢。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展的精神，行商於四方，“無陂不成鎮”，但沒有形成類似“徽商”“晉商”之類的強勢流派。但，還是有一些湖北商人走出湖北，拓展自己的事業。徐榮廷在山東、四川、重慶、上海等地均有實業投資。
二、重塑鄂商：助推中部崛起
“發掘鄂商的歷史經驗，將有助於培育當代湖北的商業文化，增強湖北商人的合作意識，共助中部崛起戰略的實現。”
“歷史上有晉商、徽商的輝煌，近代有粵商、閩商的顯赫，當代有浙商的實力。而鄂商則一直以來沒有成為一個強勢的經濟群體。”“從全省看民營經濟占的比重依然偏低，怎么樣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恐怕仍然是我們當前一個大的課題。”
今天，與一些沿海地區相比，湖北的大商人從數量上看，從實力上看，都還比較薄弱。但，不可否認的是，一批批新時代的新鄂商已經開始崛起，無論是他們的事業在省外還是在省內。鄂商形象的塑造，則會推動湖北商人群體的影響力。
三、商業重鎮，緣何未形成“漢幫”
歷史上有聞名全國的晉商、徽商，近代又有寧波幫、廣州幫等獨立的商業流派產生。湖北人雖然熱衷於商業，漢口商業也很發達，但卻沒有“漢幫”。湖北黃州幫、鹹寧幫也有一定的名氣，但武漢的本地商人卻沒有形成聞名全國的“漢幫”，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明清以來，晉商以票號聞名全國，徽商以徽鹽、典當稱雄大江南北，寧波幫、廣東幫經營有優勢的是近代五金機電產品，以及有地域特色的海味、廣洋雜貨等。漢口主要是移民城市，商業主要被外地人把持。
清代漢口商業的“八大行”中，徽商在鹽、當、米、木、棉花、藥材六大行業中占有極重要地位。晉商、寧波、廣東商幫等也先後占領漢口市場，本地勢力很薄弱。德國人利希霍芬對湖北人有個評價：“湖北的居民主要是農民，其商業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運輸業讓給了浙江人和湖南人。”湖北雖有黃岡、天門、黃陂、鹹寧等地商人在漢口市場打拚，但沒有形成地域性集團性優勢。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展的精神，行商於四方，天門商人甚至僑居到海外，但沒有形成類似“徽商”“晉商”之類的“漢商”流派。
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主要是湖北武漢商人經營商品的業務沒有形成規模優勢。徽商、晉商聞名，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在一些比較固定的行業形成較大規模的優勢。如山西太谷縣的曹家，到道光、鹹豐時期，已成為在全國開設商號640餘座、資產高達1200萬白銀、雇員37000人的商業巨族。清道光年間，山西平遙縣創辦了全國第一家專營存放款和金銀匯兌業務的票號——日升昌，到鹹豐年間，日升昌在全國各省城市設分莊多達75個。從日升昌，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三大票號幫先後在北京、天津、武漢等全國70多個城市設立了400多個分號，甚至在日本東京、大阪、神戶、俄國的莫斯科、南亞的新加坡都設有分號，吸納了上至稅收、軍餉等公款，下至官吏、紳富的私款等全國大部分的財富，基本上壟斷了全國的匯兌業務。
而諸如黃州幫、鹹寧幫都只在省內有名，不能再全國叫響。雖然有“無陂不成鎮”的說法、但漢陽府黃陂人主要從事小手工業，小工匠多，黃陂商人沒有形成獨立的商幫。天門人闖到南洋搞一些什麼三棒鼓、挑牙蟲之類的營生。武昌府鹹寧幫主要經營竹木、茶葉，但經營規模趕不上湖南幫。黃州幫主要是由黃州府麻城縣的商人經營湖北的棉花貿易。棉花貿易是湖北商人居支配地位的極少數貿易項目之一，但在全國沒有達到行業壟斷優勢地位。
武漢商人總的來說還有經營方式的差異。晉商實行股份制、連鎖制。這種較為先進的商業經營模式，不僅擴大了晉商自身的經營模式，也增強了晉幫商人在同業中的競爭地位。武漢商人基本上是個體單幹，分散經營，不僅缺乏地域性、全國性的商業網路，即使在同一個地方的武漢商人，也大都是老死不相往來，有時遇到利益紛爭時甚至“窩裡鬥”。
當然，武漢商人也沒有一致的商業理念。徽商的儒商色彩很濃，“取禮好義”，“以義取利”。晉商講誠信，山西人特別崇尚關公的誠信義氣。廣州、寧波商人勇於承擔風險，熱衷於投資產業。湖北包括武漢商人多半喜歡做些諸如“賺過手錢”之類的投機買賣，商界對其有“精明滑巧”的評價。
武漢人背靠長江，面對漢水，可以說是兩江水養育了武漢人，武漢人過去一直靠碼頭為生，因此外地人稱武漢經濟為碼頭經濟或碼頭文化。在碼頭文化的薰陶下，武漢人大多有一種漂泊感，因此在做生意中產生了一種投機行為，什麼都想乾，什麼都乾不長，往往成不了最後的勝利者。這幾年武漢出來的品牌特別多，但是這些品牌，屬於流星的比較多。
武漢人缺少不安於現狀、執著、具有創新精神、能承受風險等基因，而這些基因恰恰是當今中國富人具有的共同特點。
不東不西的武漢既趕不上東南沿岸的優惠政策，西部大開發又掛不上鉤，長期滯後的體制，導致武漢人觀念的落後。隨著中部崛起的號角吹想，武漢人開始意識到：武漢什麼都不缺，天時、地利俱全，唯獨缺少人和缺少的是改革開放的創新精神，缺少的是“捨我其誰”的風險精神。武漢經濟發展滯後是被自己打敗的，是被思想打敗的。武漢人思想比較保守，觀念比較陳舊，缺少敢闖敢幹的風險精神。這是長期身居內陸的環境造成的，是競爭機制滯後造成的，武漢商人是否該覺醒呢？
四、河南商人和湖北商人共同處
其主要表現為：
河南人湖北人在做生意，總是以保本為前提，小富即安，做生意的人多，但難有大作為。這主要是儒家道家精神和農耕文化形成的小農意識塞滿了河南、湖北人的腦袋瓜子。
經營態勢極為保守，不做虧本生意，保本心態強烈。
怕風險，缺乏風險意識。在生意場上，河南人怕擔風險的念頭比想做生意的念頭還強烈。因此，多不會賺大錢。
沒有長遠的經營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