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經歷
郭潛，祖籍廣東梅州市梅縣區丙村鎮，早年在家鄉讀書，後考入中山大學，在大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成為職業革命者。1932年3月，郭潛作為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團成員，由中央蘇區前往湘鄂贛蘇區，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反右傾”和改造各級領導的“左”傾綱領，參與改組中共湘鄂贛省委，並被任命為少共臨時省委書記。同年9月，在少共湘鄂贛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郭潛正式當選書記。郭潛前往湘鄂贛蘇區就是受命推行左傾路線的，在工作中他自然是身體力行，在少共代表大會上即提出到年底全省擴大團員至12萬名的目標，但最後實際上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第二年，郭潛被調回中央蘇區，擔任共青團中央局宣傳部部長。長征開始後，郭潛又被派到紅三軍團擔任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主要從事宣傳工作。據和他一起工作過的羅明回憶，“郭潛怕死”，長征部隊到達婁山關時遭遇敵機轟炸，郭潛和胡耀邦一起組織人員收拾暴露目標的宣傳品，兩人都被彈片擊傷，胡耀邦沉著冷靜，繼續組織人員收拾宣傳品，而郭潛卻是一聽到空襲警報就跑得無影無蹤，把自己攜帶的宣傳品丟得滿地都是。
中央紅軍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後，郭潛被派到地方工作。不久，張國燾與中央因下一步行動方向發生分歧，意圖以武力脅迫中央，從而導致了紅軍的分裂，中央紅軍單獨北上，張國燾則自起爐灶、另立中央。郭潛未隨中央紅軍北上，擔任了張國燾把持下的中央機關刊物《幹部必讀》的總編。
1936年7月，經從蘇聯歸國的張浩做工作，張國燾同意取消自立的黨中央，並經中央同意成立了以張國燾為書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郭潛也進一步受到重用，被張國燾任命為西北局秘書長，併兼任了甘肅省工委宣傳部長。不久，長徵結束，郭潛調到中央宣傳部工作，同時在抗大兼任政治教員，講授中國革命運動史。
此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形成，在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被改編為新四軍，中共也急需在南方恢復發展。1938年1月，中央抽調郭潛在內的一百多名幹部隨同張雲逸前往南昌，並以新四軍軍部為掩護成立了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郭潛擔任東南分局秘書長。不久，東南分局撤離南昌，經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江西省委，郭潛先後任省委秘書長、書記。
1940年，按照中央決定，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成立，一年後，郭潛調任南委組織部長，由福建調來謝育才接替他原來的工作。1941年7月，謝育才到達江西省委所在地安福山時，發現江西省委所屬黨組織除贛西南特委之外，都遭到了破壞，省委機關也不健全，但在此前郭潛給中央和南委的報告中，並沒有真實地反映這些情況。謝育才預感不好，立刻向南委發電報告這些問題，南委復電，讓他回南委匯報情況。
謝育才途經吉安時，被早已叛變的交通員出賣被捕。1942年4月特務擬脅迫謝育才一同前往誘捕郭潛，謝育才意識到南委面臨的危險，連夜逃走，行程一千多里，於5月22日到達南委所在地，向組織報警。
此時的郭潛，剛從桂林領取上級組織匯來的十萬元經費返回，已經到達曲江。南委在接到謝育才報警後，於1942年5月24日給郭潛發了讓他撤離的電報，但郭潛完全喪失警惕，收到電報後沒能及時把密碼譯出。1942年5月26日，他被中統特務逮捕。面對特務的突擊審訊，郭潛提出3個條件：一是從桂林領回的南委經費中給他一萬元（後來他實際拿了三萬元）；二是不公開叛徒面目；三是保證人身安全。中統特務知道南委組織部長的位置非常關鍵，一旦策反成功，將會對南委地下黨組織予以重創，於是爽快地答應了他的條件，郭潛隨即叛變。
中統經歷
叛變當晚，郭潛就帶著特務破壞了粵北省委機關。5月28日晨，郭潛譯出了南委要他撤退的電報，中統特務們據此認為南委已有準備，再破壞已不大可能。郭潛卻說，抓緊去還有可能。於是，郭潛帶著特務於1942年5月30日趕到樂昌，把由香港撤退回來的中共南方局委員廖承志逮捕。隨後，郭潛又帶領特務前往南委機關所在地大埔，逮捕了南委副書記張文彬和宣傳部長塗振農等一批黨員。在破壞南委機關後，郭潛又帶領特務前往廣西，破壞了廣西的地下黨組織。特務們還派郭潛去誘降廖承志，郭潛走進廖承志的囚室，剛一開口，廖承志就憤怒斥責：“叛徒，可恥，你不配跟我談，滾！滾！滾！”郭潛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從此，郭潛走到了革命的對立面。在完成了對南委的破壞後，郭潛參加了中統特務組織。
當時，中統局由徐恩曾負責。徐恩曾非常注重對中共的滲透工作，在中統局內成立了一個分化瓦解委員會。徐恩曾給郭潛一個專員的名義，並讓他做了這個委員會的負責人。郭潛得到這個職務後，非常賣力地工作。他挖空心思地編造了一個“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宣稱這個所謂的非常委員會已經召開了代表大會、發表了宣言，製造出中共分裂的假象。其實宣言不過是郭潛閉門造車、熬了幾個通宵編造出來的東西，但徐恩曾對此非常滿意，認為這是對中共開展心理作戰的佳作，於是派了很多特務在重慶、貴陽、西安乃至陝甘寧邊區附近散布這個宣言，企圖造成中共內部的混亂。結果這個謠言毫無影響力，中共沒有理睬，社會上也沒有什麼反應。
“非常委員會”沒有奏效，郭潛不甘心。於是，郭潛改變方法，由心理作戰轉為人身攻擊，編寫出攻擊污衊中共的《新紅樓夢》等小冊子，通過中統特務組織廣為散發。這一套粗製濫造的東西，內容上自相矛盾，破綻百出，難以自圓其說，其傳播效果也可想而知。但通過這些工作，郭潛卻成為了中統局的中共問題專家，其職務也逐漸提升。1947年，郭潛在中統局改編的特務機關黨員通訊局中，已經升任負責中共工作的研究處副處長。
郭潛所主持的對中共分化瓦解工作也隨著內戰的擴大逐步推開，中共方面對他的活動也提高了警惕。當時一份中共的黨內檔案中寫道：“最近中統局為挽救國民政府軍事危機，正擬擴大以叛徒郭潛……等主持的所謂‘中共非常委員會’的活動，以中共反對派形式出現，陰謀挑撥我黨團結，準備派遣特務至我區建立秘密組織，專門吸引黨內不滿動搖分子，製造所謂反毛運動。”這個非常委員會“已在上海、廣東、陝西建有分部”，“另擬在全國各主要城市建立分部，招待記者，公開活動發出報紙，發表政見。”但郭潛的種種伎倆對局勢的發展沒有什麼實質影響。
1948年7月，郭潛被派任黨員通訊局直屬天津通訊處處長，成為負責一方特務工作的要員。到任伊始，郭潛就把搜捕地下黨和進步人士當作首要工作，他親自指揮，僅在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動中就抓了55名進步學生。
台灣經歷
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潛前往南京，後被派往台灣工作。此時黨員通訊局又進行了改組，改稱調查局，郭潛擔任了台灣調查處處長，為國民政府撤至台灣初期穩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春，以蔡孝乾為首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及所屬組織被國民政府國防部保密局破獲，在大搜捕中倖存的黨組織和黨員重建了領導機構，進一步轉入地下，在偏遠山區開展活動。因保密局搶先破獲了台灣省工委，使得與其向來存在競爭關係的調查局壓力很大，也試圖在偵破中共地下組織方面有所表現。郭潛受命搶在保密局之前破獲大案，為此，郭潛可謂是絞盡腦汁。恰在此時，郭潛的手下破獲了地下黨新竹鐵路支部，郭潛從叛變人員中挑選一人到地下黨活躍的苗栗地區伺機活動。這個叛徒在郭潛指揮下，通過精心偽裝，很快就打入了地下黨組織，並取得了地下黨組織幾名負責人的完全信任，摸清了情況。
如此這般，郭潛還是不放心，生怕別的特務機關搶在他前邊破案，於是就使了點手段，在各特務機關共同參加的聯合小組會議上，故意放出假訊息，說中共組織在某某地方活動，誤導了其他機構對中共組織的偵查方向，從而使全部線索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經過這一番精心策劃，1952年4月，郭潛指揮特務一舉破獲了在台灣的地下黨組織，此案被稱為“重整後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是調查局在台灣破獲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黨組織案件，郭潛也因此案的破獲而得到蔣介石父子的青睞。
1958年4月，郭潛升任調查局副局長。從此，郭潛真正進入了特務機關的最高層，而以中共叛徒身份成為情治機關的首腦，這在中國國民黨情治機關的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1964年6月，沈之岳調任調查局局長，郭潛即辭去副局長職務。郭潛辭職的原因，一般人都認為是因為他與沈之岳此前都曾任副局長，但郭潛的資歷比沈之岳要深，是事實上第一副局長，這時沈之岳調升局長，他出於面子就不能再幹了。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郭潛、沈之岳二人其實是有著不為人知的“師生之誼”的。早在1937年，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潛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就讀時，郭潛正在抗大任教，講台上下，想必他們也會有些接觸，只是他們怎么也不會想到幾十年後竟然會殊途同歸，都成為了特務頭子。這層特殊的師生關係，現在卻變成了顛倒的上下級關係，顯然也讓郭潛頗為尷尬。
卸任副局長的郭潛還是很受蔣經國賞識的，當時蔣經國提出了幾個可供他選擇的職位，最終郭潛選定了去國際關係研究所，出任該所的副主任，搖身一變成為“學者”。國際關係研究所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國際關係研究會，是中國國民黨撤到台灣後成立的半公開性質的情報機關，在台灣眾多的情治單位里是專門研究大陸問題的。郭潛到這裡工作後，開始以教授、專家的面目出現，就中共問題發表了很多言論。
1969年，郭潛著作的四卷本《中共史論》在台北出版，該書徵引資料豐富，大量採用了由中國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統的“薈廬”資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資料，其中很多資料都是由此書第一次公開，因此引起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成為海外研究中共歷史的重要參考書，甚至連遠在德國撰寫回憶錄《中國紀事》的李德（奧托·布勞恩），也從這部著作引用了很多資料，此書影響力也可見一斑。《中共史論》還使用了許多當事人的口述資料，尤其是引用了一位未註明身份的 “陳然先生” 的大量口述材料，從1927年到1942年這期間，很多重要史實的惟一見證者只有他，但這位陳然先生此前不見諸中共黨史記載，卻在書中作為史實的重要見證者頻頻出現，因而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興趣和關注。
“陳然先生”究竟是誰，一時間也成為學界探討的問題。郭潛的門生、在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擔任過“總統府”國策顧問的曾永賢回憶：“有一次，我在東京開會時遇到蘇聯遠東問題研究所的所長……他說他看過《中共史論》，但其中有一些人不認得。我告訴他：你問對人了。他就問我“陳然”究竟是誰？我回答：陳然和郭潛是同一個人。”把自己的見聞假託為一個虛構人物“陳然先生”的回憶，此等著史方法不能不說是郭潛的創造。
《中共史論》出版後，郭潛也一舉成為“蜚聲國際”的中共問題權威，開始參與國際中共問題研究活動。1973年，他受邀出席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十九屆國際東方學者大會，在會上發表了攻擊中共的論文，他說：“中共‘一大’的召開是中共建黨的第一天，也是中共建黨的紀念日。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的黨齡已達52歲，可是還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象無父無母的私生子，被人隨便冠予生辰，說來也實在可笑。”在一番挖苦後，他還拋出了自己的研究結論，認為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7日召開的。
郭潛這種惡毒刻薄的言論引起了大陸學者的不滿。從事黨史研究的邵維正把他的話摘抄在一張硬殼卡片上，釘在床頭，以此激勵自己奮發研究，通過紮實的研究邵維正得出了和郭潛不一樣的結論，最終確認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郭潛的惡毒攻擊激發了大陸學者的鑽研熱情，反倒促成了建黨日期難題的攻破。
其實郭潛不只是在建黨日期上搞不清楚，在他的代表作《中共史論》中，由於他的反共立場而充斥著大量不實之詞，史實的明顯錯誤之處更是很多，比如在他寫到1937年召開的十二月會議時，書記處應為5人，他列了9人；12個部門負責人名單，其中竟有8個是錯誤的。而他假託“陳然先生”之口的回憶，更是由於他的反共立場，真假莫辨，很難為史學界所採納。他編著的《台共叛亂史》、《中共問題論集》、《中共人名錄》等書，同樣也因其立場，學術價值不免降低。
即便這樣，郭潛還是憑藉著自己的“學者”身份，參加各種活動，不遺餘力地攻擊中共。比如“四人幫”倒台後，郭潛就攻擊華國鋒接掌權力的合法性；葉劍英提出兩岸和平統一主張後，郭潛就和別人提出了一套方案，要求中共讓出沿海各省由中國國民黨來推行三民主義，待全國一半以上地方完成三民主義模式後，再協商統一方式，然後還說只有中共接受了這個主張才表示有誠意統一中國，否則就是偽裝的。
晚年的郭潛，面對中共領導下大陸地區蓬勃發展的局面，內心也頗為矛盾。自從叛變以後，他數十年堅持頑固反共立場，卻眼見得中共越發強大，對他也不免有所觸動。郭潛退休後住在醫院期間，曾永賢來探望郭潛，問他是不是有一天五星紅旗會插遍台灣，郭潛想了很久，然後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也許不至於。”
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中，有不少意志不堅定、經受不住誘惑的黨員淪落為叛徒，在這些人當中投敵後做特務的很多，如張國燾、徐夢秋、項乃光、袁曉軒、蔡孝乾、顧順章、徐錫根、盧福坦、李竹聲、塗振農等。這些做了特務的叛徒，在特務機關里或高或低都有一定的職務，但真正在軍統、中統系統中做到首腦級別的叛徒，唯有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長的郭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