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邊守靖(1885—1956)，字潔卿、潔清，天津靜海縣大瓦頭人。邊少年家貧，篤志好學。
入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法律。1910年回國後，曾任保定師範學堂監督、浙江政務廳廳長、順直議會議長、天津警察廳司法科科長、直隸公署顧問兼《河北日報》主編等職。1913年3月10日，被選為順直議會議長後，曾要求國會彈劾袁世凱擅借外債，準備發動內戰之罪狀。1915年10月，法國駐津領事妄圖侵占天津老西開一帶，邊率議會成員予以堅決抵制。“五四”運動爆發後，他以順直議會的名義分别致電總統府和國務院，讚揚學界“熱血噴涌，奔走號呼，凡所以為國者，可稱仁至義盡”;申明“京師學生毆章宗祥事，實因全國人民義憤所至，非一二學生所可負責”。1923年，曹錕賄選總統，邊為直系津派策劃賄選的主幹人物。曹倒台後，邊隨之去職。1928年，專管曹氏家族經營的天津恆源紗廠。1956年7月6日，於津病逝。
人生經歷
東渡留學 參加革命邊守靖，字潔清，直隸省靜海縣(現屬天津市)大瓦子頭鎮人。邊家是靜海縣的望族，先輩代有功名，祖父邊余庵是清朝五品知府同知；父親邊仲三是清光緒甲午科舉人(未及殿試即病故)；叔父邊錫三是乙酉科拔貢，鄉試大挑一等的榜下知縣。家業興盛時，有良田近30頃。邊守靖幼年喪父，母親身體欠佳，在其襁褓時，即被叔父家收養，撫如己出，嬸母斷親生女兒的奶而哺乳之。他天資聰穎，幼小能文，祖父極為鍾愛，叔父更視如掌上明珠，親自教以詩書，弱冠即考中秀才。彼時學堂已開，鏇即送他到天津市中學讀書，後考入師範。他刻苦用功，成績優良，考試均列前茅，學校頗器重之。適朝廷招考公費留日學生，他以優異成績被錄取，渡日後攻文科。當時留日學生中，有許多人接受了革命思想，痛恨清朝政府之腐敗無能，立志革命。他雖然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但出於愛國之心，也傾向革命，經人介紹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作了一些宣傳鼓動工作。邊畢業回國後，任保定師範學堂教習，直至武昌起義。
參與省政 興利除弊民國成立後，效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體制，中央組成國會(參眾兩院)，各省成立省議會，各縣成立縣議會為立法機關。民國元年(1912年)選舉直隸省臨時議會議長時，胡源匯當選為議長，邊守靖以留日學生和同盟會員身份當選為副議長。民國2年(1913年)，正式成立省議會，邊守靖被選為議長。
邊氏當選議長後，銳意維新，邀集一部分志同道合的議員商討，經過博採眾議，將當時需要辦理的事情擬成十大議案，交議員大會審議。這個十大議案，順利得到通過，除函請都督查照採擇施行外，並通知各縣議會參照執行。這十大議案雖未能夠全部實施，但也辦了一部分。各縣議會遵照省命宣傳鼓動，出現了一些新氣象，在啟發民智、廣開言路、除舊創新方面起了一些作用。
民國5年(1916年)天津法租界當局擅自違約，擴占租界區域，將老西開一部分劃入租界區。這事引起津埠人民強烈反對，紛紛向省政當局及省議會請願，請求維護國家主權，向法方交涉，退還強占土地。邊守靖對法人的無理擴張十分憤慨，除作為民眾代表向法領事義正詞嚴據理力爭外，還多次向民眾講演，慷慨陳詞，有時聲淚俱下，更激起民眾的愛國熱忱。廣大民眾義憤填膺，敵愾同讎，紛紛上街遊行，譴責強權，輿論報紙也大力聲援，氣勢浩大，轟動津門。其它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各地也予報導支持。經過多次的鬥爭，法方在理屈詞窮的情況下，被迫讓了步。
天下事往往是善始易，善終難。邊守靖連選連任後，名聲日隆，省中要人及津埠紳商多慕其名，與之結交，達官貴人的豪華生活逐漸影響了他。他曾向親友說：“人家全有壯麗的公館，殷厚的資財，而我只租了一所平房，依靠薪俸度日，真是相形見絀。”另外，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政府對國民黨員異常仇視，採取兩種辦法，一是收買，二是收買不成即予驅逐，邊因口碑較好，無瑕可指，又是民意機關的領導人，所以袁氏黨徒暫予收容，對他採取先恫嚇後收買的辦法。邊為了保全祿位，免遭意外，漸漸地改變了初衷，由潔身自好變為隨波逐流，後來墮落成同流合污的官僚政客。他對他的表弟王吏清說：“世人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是行不通的。我不效法屈原。”民國4年(1915年)袁世凱陰謀稱帝，除了準備兵戎外，還示意民意機關為之製造輿論，上擁戴書。袁頒發了大總統令，特授邊守靖為勛四位(當時仍沿清制，只是換了名稱，勛位分為五等，即清時的公、侯、伯、子、男)二等文虎章、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邊氏欣然接受，遂聯絡議員以省議會名義向袁世凱勸進，擁護袁世凱稱帝。勸進書送遞後，袁曾派人給邊送來5萬元作為酬勞，並許登極後另予加官。從此，邊利令智昏，越陷越深，將革命初衷拋到九霄雲外。
投靠軍閥 財官兩旺邊守靖自改弦易轍後，即結交當道，同流合污，同時結納紳商擴大影響。他與省內外要人、軍政大員如曹錕、齊燮元(江蘇督軍)、李純(江蘇督軍)、張孝若(江蘇省議會議長)、張弧(財政總長)、高凌爵(內務總長)、吳毓麟(交通總長)、陸宗輿(龍煙煤鐵礦督辦)、張福來(河南督理軍務善後事宜)、陳光遠(江西督軍)、陸錦(陸軍總長)、陳嘉謨(湖北督辦)、張紹曾(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吳景濂(眾議院議長)、張廷諤(直隸省議會議員、長蘆鹽運使)、王樹翰(張學良的秘書長)、劉恩鴻(張作霖的駐京辦公處處長)等，均稱兄道弟，時有往來。尤其吳景濂，張弧、張福來更是親密，張弧曾送給他一所房子，與張福來是兒女親家。
民國7年(1918年)曹銳任直隸省長。曹、邊不久即結為金蘭兄弟。曹依邊之智謀，邊靠曹的權勢，互為支持。省公署交議之事，省議會無不通過；省議會欲辦之件，省公署一一照允。省中要政，多經邊氏裁斷，人員更動，邊某無不與聞。因邊與曹銳交厚，得到其兄曹錕的賞識與器重，有關軍政要事也時請邊氏出謀劃策。邊大顯身手，竭盡才智為之籌劃，謀而多中，甚獲曹錕之歡心，被曹錕聘為直魯豫巡閱使署高等顧問，繼而又被兩湖巡閱使吳佩孚聘為高等顧問。高等顧問表面上是不支薪的名譽職務，但每月都饋送數字可觀的車馬費。但邊氏並不愜意，認為自己才大於職，想再往上攀登染指中樞。按體制論，省議會議長只能管本省事務，無權參與國政，但他依仗曹家權勢，目中無人，常與曹銳到閣員會議上發表政見。邊博得大總統黎元洪、馮國璋之器重。不久，甘肅省長出缺，發表他為甘肅省長，但他認為任甘肅省長不如任直隸省議會議長實惠而託辭謝命。
因邊與曹銳關係密切，所以各縣知事甚至道尹遇有疑難事項來省請示時，不少是先謁議長再謁省長，議長的指示就等於省長的指示，邊氏的片言隻字是舉足輕重的。如此一來，給邊的號房頭(當差的頭)開闢了生財之道。
邊守靖既已權勢炙手，原租賃之平房宅邸已不適用，於是在英租界小孟莊牆子河邊購買地皮，建築了一所數十間樓房的豪華公館，又買了新式汽車，家中聽差護衛隨手轉，僕婦丫環一大群。曹氏兄弟及當權官僚又為了捧場，知其祖父母靈柩尚在停厝，遂倡議出殯榮及先人。殯禮在原籍舉行，大總統賜給挽匾，閣僚紛送挽帳。曹氏兄弟之挽帳極為醒目，上寫“太老伯父伯母大人尊靈，愚再晚曹錕曹銳叩挽”。此外，許多省的督軍、省長及直隸省的官員均送了奠儀。挽帳琳琅滿目，賓客紛至如雲，瓦子頭鎮路途為之阻塞，極一時之盛。後又因其母青年守志，認為可嘉，又作了一次大壽。除大總統賜給匾額外，各當道要人也都送了壽儀。吳佩孚還派專員送來壽帳。邊的家鄉臨子牙河，舊橋已破朽，邊募捐建了新橋，請華世奎寫了：“崇喜橋”的匾額，建橋餘款在鎮之東南隅建了一所西式房子，亭台花榭，風景宜人。另外，邊為了與家中聯繫方便，還特地由天津至靜海縣大瓦子頭鎮架設了一條長途電話線。當時邊的權勢聲望已值高峰，趨炎附勢的親友絡繹不絕，門庭若市，邊家的灶房，晝夜有廚師值班，隨時可以供餐。他本人的生活豪華奢侈，儘量享受，吃飯每餐8個菜，7天不重樣。有人說，他有家財7000萬元，這話未免誇大，但是聚集確多，財產來源別人難以弄清。他既能取財又善理財，以後多年閒居，開銷依然如故。
直皖戰後，直系勢力膨脹，當時分為三大派：保定派、洛陽派、天津派。保定派以曹錕為首；洛陽派以吳佩孚為首；天津派以曹銳、邊守靖為首。曹、邊每次晉京，往返均乘專車。當時人謂邊守靖為曹銳之靈魂、曹錕之智囊。曹、邊兩家一直保持密切關係。民國13年(1924年)曹銳遽亡後，邊守靖極為悲痛。曹錕下台後，兩家仍一直往來不斷，尤其晚年，經常會晤。抗日期間，曹錕病逝，邊守靖親往弔唁執幡，執弟輩禮。
曹、邊財官兩旺，但邊仍不滿足，他對曹銳說：“四哥，世事滄桑，宦海浮沉，人生不能作一輩子官，上台終有下台時，何況戰爭頻仍，政局多變，趁著我們有權有勢的時候，想方設法創辦個新式企業，建個新興工廠，對國家可以換回點利權，對個人也立個根基。一旦退居林下，有個棲身之所，比只乾錢莊商號要好一些。”曹銳對此深以為然，說：“找機會吧，有路子咱就辦。”嗣後，曹銳對此悉心注意。有章瑞廷者，是天津的知名人士，開設了恆記德軍衣莊和恆源帆布廠，承制軍裝被服篷帳，賺了大筆的錢。章善經營，盤算恆源帆布廠若能與毗鄰的直隸模範紗廠合併，成立一個大紗廠，財源更會滾滾而來。但模範紗廠是官辦的，欲達此願望，非通過當權的直隸省長曹銳不可。於是章千方百計拉攏曹銳。曹銳找邊守靖商量，邊認為是大好機會，極力促辦。結果達成協定，兩廠合併，除原有資金外又招新股。曹、邊廣為號召，於是有一些官僚巨富認了股，邊守靖作為發起人之一也認了股。紗廠規模擴大，購買機器擴建新廠房，易名恆源紗廠。
攀龍附鳳 主辦賄選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直系獲勝，勢力達到高峰。曹錕是直系首腦，其時不可一世；志得意滿，權欲日增，時時窺視總統寶座欲圖之。於是，曹將自己所想告知心腹幕僚。眾人早有此心，鹹欲攀龍附鳳謀取功名，因而一致贊同。邊守靖尤為擁護，並被推為選舉主辦人。為了運動國會議員投贊成票，邊守靖各處奔走弄來了賄款，由何處弄來，數字多少，局外人難以知曉，但從長蘆鹽稅中確實籌了一筆錢。據說曹錕還掏了點腰包。有人與邊氏在談天時說及此事，邊因事不光彩，含糊其詞語焉不詳，所以籌款情況始終不清楚。籌款以後，邊守靖拉攏聯絡國會議員，在議長吳景濂贊助下達成賄選交易。
曹錕賄選，邊守靖無論在出謀劃策或籌集款項及拉攏議員等方面，均賣了大氣力。曹錕為了酬謝其功，在登位之前，曾在保定光園召開會議，議定邊守靖為交通總長。此事報紙已經披露，但後來聽說吳佩孚不同意，吳向曹說：“邊氏為人過於圓滑．不易駕馭，可任為次長。”事為邊氏知悉，非常氣憤，堅辭不就。曹又任其兼津浦鐵路局局長，邊仍不就。他說：“當我這個議長最好，此外任何官職也不願乾，隆情厚意心領就是了。”弄得曹錕左右為難，邊是智囊，少了他辦事不順手，但吳掌握軍權，是曹的台柱，更不可得罪。曹全面權衡，最後還是順吳拂邊。曹於是多次向邊致歉，並言以後另予調換位置。曹哪裡料到，一年之後由於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而垮台了。邊守靖費盡心機，四處奔走營謀，結果不僅名利未獲，還落了個總統賄選主辦人的不光彩的名聲。
由民國元年(1912年)至民國16年(1927年)下半年，直隸首腦一職幾經易人，但省議會議長一直是邊守靖。立法機構當然不盡隨政府人選之變動而改變，但也不是沒有受到影響。邊的連任，主要是他為人靈活，因人而異，因勢而謀，所以雖派系更迭，而他主直隸議會連續16年之久並無變化，這在軍閥混戰時期是罕見的事情。民國11年，曹銳任直隸省長已經5年，宦囊已滿。曹錕為攏絡部屬，即擬定王承斌接替曹銳為直隸督理兼省長，曹銳專任巡閱使。曹銳不願，經邊守靖計議，予曹銳以榮耀辭職，並另任高等職務，才得曹銳的順從。王承斌與邊守靖早有交往，此次督直，邊又出力斡鏇，因之接任後與邊過從甚密，倚為心腹。曹銳雖辭了省長，但改任直魯豫三省礦務督辦，還算滿意，亦知邊之情。邊就是這樣運籌謀劃，兩頭落好。
奉系軍閥李景林督辦直隸後，也與邊結為深交，李為了保護邊的安全，出入常同乘一輛汽車，令衛士荷槍立車之兩旁，並派督署衛隊到邊的宅邸為之守衛。褚玉璞督直時，也與邊相交厚，褚之參謀長張冠武、秘書長錢守鼎對邊頗為尊重，常以“邊四爺”呼之。褚玉璞採納邊的治理直隸河道的建議，成立直隸省治河籌備處，以邊守靖兼治河督辦，並在經濟困難的條件下撥了一部分專款作為費用，這在軍閥混戰時期是不易做到的事情。由此可見褚對邊之器重。
北伐成功，北京改稱北平，將原直隸省所屬之天津與北平分別成立特別市直接隸屬中央，同時，將直隸省改名為河北省，取消原直隸省議會，因而邊守靖也隨著省議會的裁撤而下台。從此，他息影津門，不問政治，一心經營工商企業圖謀生計，由官僚政客變為工商企業資本家。他所出資經營的工商業較多，除恆源紡織廠外，還有信記銀號、稻香村食品店、西服店、醬園、鐵廠、浴池等。他常對親友說：“人無百日好，花難百日紅，人生一世，要順乎潮流，應進則進，該退就退，現在到了隱居作寓公的時候了。”因而他深居簡出，除舊日友好外不事交遊，一直在野8年。張學良作北平軍分會副主任時，曾邀他出山，但他婉言辭謝了。8年當中，與他往來者多系下台官僚、在野名流及津埠的巨商大賈。
應聘出山 襄助政務民國24年(1935年)，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後，奉南京國民黨政府命令，籌組縣參議會的選舉。因邊守靖曾任省議會議長多年，遂請邊出來組織冀察選舉縣參議會籌備處，任邊為處長，張璧為副處長。嗣後，又因邊曾督辦過直隸治河事務，又由國民黨全國經濟委員會函請行政院，聘邊為華北水利委員會委員。我曾去找他，請求在華北水利委員會工作，他說：“委員是名譽職，不便薦人，在他處設法吧。”民國25年(1936年)，張自忠任天津市長，邀邊任職，籍資臂助。但邊不願任實職，遂請其任市政府首席參事。民國26年(1937年)，他曾陪同張自忠赴日本訪問。我當時不斷去他家，曾向其家人說：“外間盛傳四舅是親日派，不知為何落此名聲?”他們說：“你四舅是日本留學生，朋友之中又有一些親日派，所以招致眾議。實際他並不親日，他還深惡痛絕日本的侵略行徑呢。”
蘆溝橋事變後，宋哲元離平，由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張自忠任邊守靖代理市長。當時有記者訪邊守靖，邊氏云：“本人暫負秘書長職務，維持秩序再等後命。”數天以後，中國守軍奉令撤離，天津淪陷。
日本侵略者占領天津後，當時想組織河北省及天津市偽政權，請邊守靖、高凌爵分別主持河北省政及天津市政，遭到邊的拒絕。日方多次向邊施加壓力，威脅利誘，促任偽職，但均遭邊的辭絕，實在糾纏不清時，就裝病搪塞。
日偽統治天津為時8年，邊守靖在此期間一心經營工商企業，絕口不問政事。邊氏每天到自己經營的信記銀號處理業務，很少他往，間或到老友家中坐坐，時間也很短暫，對已任偽職的友人，僅通慶弔，政治上決無聯繫。邊只有一次因其表弟王吏清生活無著，屢次求見，請邊為其推薦工作，給當時天津偽市長溫世珍寫了一封推薦信。
日本投降後，邊守靖又在天津河東增開了一個銀號(商號名已忘)，自任董事長。當時，國民黨派來的市長張廷諤，曾是邊的老部下老朋友，但他與張並無聯繫，仍是專心致志於工商業。1946年，將恆源紡織廠由信孚收回自管，與同仁苦心經營，扭虧為盈。他對國民黨軍政大員的專橫跋扈、貪贓枉法深為不滿，但又對解放軍的勝利和蔣管區的漸漸縮小感到日恐憂慮，認為如果局勢這樣發展下去，自己的前途是危險的。東北解放後，天津的達官顯宦、巨賈大商惶惶不可終日，很多人離津南下。邊守靖也憂心忡忡，忐忑不安，舉棋不定。後來得到共產黨有關城市政策宣傳材料，看了後才改變想法，他說：“共產黨如成功了，將是執政大黨，定的政策就得實行，決不會失信，自食諾言。還是留下為上，不必出走。”並勸恆源紡織廠的總經理、曹銳的孫子曹郁文也留下。曹不以為然，還是溜走了，於是邊就兼任了恆源的總經理。
天津解放之初，邊雖然知道了我黨的一些政策，但仍是將信將疑，心中惴惴。後見閭閻不驚，工商如故，才慢慢安下心來。周恩來總理去津時，曾召見他並設便宴，勉勵他好好經營，要相信黨的政策，為恢復經濟做點貢獻，這使邊極為感動。中共天津市委書記黃火青對他也不斷幫助啟發。黨安排了他為市政協常委，又選為工商聯副主委，後又被任為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天津分會副主委，協助主委黃火青處理日常事務。共產黨的信任，使他非常感激，更加努力工作。
恆源紡織廠遵循著黨所指引的道路，在全廠職工的共同努力下，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公私合營，並且是天津市成立勞資協商會議的第一家，獲得了模範廠的光榮稱號，為舊工業改造作出示範。
邊守靖於1954年病故，黨和政府為他舉行了追悼會，許多領導參加了追悼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