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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奧特說：“今天，誰要談論上帝，誰要思考上帝問題，他就必須明白一點：上帝在我們這個時代被打上問號了。”他說這句話有雙重含義：一方面說明這個時代不再理所當然地以上帝的存在為前提；另一方面，這個“被打上問號”也可以指恰恰這個時代有責任帶著特別的迫切感去追問和探索上帝的真實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最深沉地陷入了這一矛盾：這個世界似乎並不必以上帝的存在為前提；但在有過對上帝的經驗的西方世界裡，人又那樣苦苦地尋求上帝，暗暗地渴望上帝，哪怕有時是採用懷疑和否定的形式，也在懷疑之後仍然感到隱隱的不安，在激烈否定的同時又有一種撕裂自己肌體般的慘痛。即便如伏爾泰、費爾巴哈所言，上帝是人自己把他造出來的，是人自己的投影，如果上帝不存在，也應當造出一個上帝，但人類為什麼一定要造一個上帝呢？為什麼在激烈的社會和宗教批判之後人又仍然常常要尋神呢？此正如伊凡·卡拉馬佐夫所言：問題在於人類竟然會有上帝的觀念，會有尋求上帝的思想，是人類竟會對沒有上帝感到不安。“上帝果真存在倒不奇怪，不稀奇了，稀奇的是這種思想—一必須有一個上帝的思想——竟能鑽進像人類這樣野蠻兇惡的動物的腦袋裡，而這種思想是多么聖潔，多么動人，多么智慧啊，它真是人類極大的光榮。”
然而，這種尋求又依然是痛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認：“最主要的問題……一個我自覺不自覺並為之痛苦了整整一生的問題，就是上帝的存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別林斯基最親近的日子裡，他也不同意別林斯基對基督的否定。然而他也深深地受到了時代的影響，感到了時代的傾向，這種傾向就像夜訪伊凡的魔鬼所言：“在這個時代信仰上帝是開倒車，我是魔鬼，相信我總可以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4年2月結束苦役後給馮維辛娜的一封信中寫道：“因為我自己經受和體驗過這一切，我才敢於向您說，在這樣的時刻，誰都會象一棵枯萎的小草一樣渴求信仰，而且會獲得信仰，主要是因為在不幸中能悟出真理。我向您談談自己，我是時代的孩童，直到現在，甚至（我知道這一點）直到進人墳 墓都是一個沒有信仰和充滿懷疑的孩童。這種對信仰的渴望使我 過去和現在經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對的論據越多，我 心中的這種渴望就越強烈。可是上帝畢竟也偶爾賜予我完全寧靜的時刻，在這種時刻我愛人，也認為自己被人所愛，正是在這種時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條，其中的一切於我說來都是明朗和神聖的。這一信條很簡單，它就是，要相信：沒有什麼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愛、更智慧、更堅毅和更完善的了，不僅沒有，而且我懷著忠貞不渝的感情對自己說，這決不可能有。不僅如此，如果有誰向我證明，基督存在於真理之外，而且確實真理與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寧願與基督而不是與真理在一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主要的思想型人物也分有了作者的這一特徵，上帝的問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日漸突出。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幾部長篇如《被欺凌的與被侮辱的》、《罪與罰》的主人公還是主要在為道德問題苦惱，那么在他後來長篇的主人公那裡，上帝的問題則占據了越來越中心的地位，雖然它仍是與道德、時代的問題緊緊關聯。《群魔》中的基里洛夫說：“我不知道別人的情況，但我感到我不能像其他任何人那樣行事。別的人都能起初想著這一件事，接著又立刻想另一件事。我可不能去想另一件事，我一輩子只想一件事。上帝折磨了我一輩子。”‘往西馬長老向伊凡指出，有關上帝的是否真的不存在，是否真的沒有不朽的問題在他那裡還沒有最後解決，還在折磨他的心，而他的最大悲哀，他心靈的全部痛苦也就在這裡。米卡也承認自己“被上帝問題折磨著，老是被它折磨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都暗暗地為上帝的問題而苦惱、而激動，他們乃至被一種莫名的力量推向極端、推向徹底、推向邊緣。基里洛夫是在生命的邊緣提出上帝問題；伊凡、米卡是在道德的邊緣提出上帝問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作者看來認為一種溫吞水的狀態，一種不冷不熱、無動於衷的狀態還不如一種激烈爭辯乃至否定上帝的狀態。季洪面對懷著複雜的動機前來懺悔的斯塔夫羅金，引用了聖經《啟示錄》中的一段話：“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說溫順的人更喜歡冷冰凍的人，而 不是不冷不熱的人，說哪怕是徹底的無神論，也比世俗的冷漠態度 更值得尊敬，“徹底的無神論距離誠心誠意的信仰只有一步之差（不管他是否跨出這一步），而態度冷漠的人除了恐懼之外，沒有任何信仰。”《少年》中的維爾西洛夫也說：應信仰上帝，而完全不信，也是個極好的現象。
成為主要問題的還不是上帝的單純存在與否，以及他以怎樣的方式存在，他如何可能存在，這種存在如何能夠為人的理性認識和想像力所理解和把握的問題—一就像與少年對話的老公爵所問：“假如上帝是存在的，那末他一定是個體地存在的，不會是宇宙間某種瀰漫的精氣形狀，也不會是液體的形狀（這更難以理解），但如果是個體的存在的話，他是住在哪裡呢？”真正成為嚴重的問題，最為人苦惱的還不是上帝自己如何可能存在的問題，而是上帝與他所造的世界、與他的造物的關係問題，換言之，作為造物的人也只能從這個角度，從這個途徑去認識和體會上帝的存在。伊凡正是從這一角度去提出問題的，他在老卡拉馬佐夫面前否定過上帝的存在，但在與阿遼沙談話時又說可以接受上帝的存在，而真正使他激動不安的問題是如何接受上帝所創造的世界，接受一個還充斥著罪惡和血淚、存在著虐待無罪的孩子和動物的現象的世界。
世界上的罪惡及苦難的問題一直是神學所面對的一個最大難題，懷疑和否定上帝者常常提出，面對這樣一個很不完善的現實世界，上帝要末是非全能的，要末是非全善的，甚至兩者都不是。如果情況確實是這樣的話，這樣一個上帝的存在與否又有何意義？20世紀西方基督教思想家在這方面主要提出了三種解答：一是上帝有限說（如拉希德爾、鮑恩）；一是造就靈魂說（如坎普貝爾、柏格森和希克）；一是自由意志說（如尼布爾、麥奎利）。以上伊凡的話再一次以尖銳的形式提出了這個問題，但阿遼沙默默無語，往西馬長老的遺言也沒有正面涉及這個問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沒有直接回答有關這個世界的罪惡和苦難的問題，沒有直接提出一種神正論的回答，《卡拉馬佐夫兄弟》全書乃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與其說是正面回答，不如說是趨向於這樣一種反問：“假如真的沒有上帝，這個世界將會怎樣？”這在某種意義上當然仍可以說是針對前一個問題而發，但現在的關注點主要在於：假如真的沒有上帝，這世界將會怎樣？人將會怎樣？是否一切都可以允許？一切都可能發生？罪惡還有沒有辦法從根本上遏制，甚至還是不是可以被看作是罪？人是否能使自己長久地置身於一種沒有上帝的境況？人在這種境況中是否仍可以充滿希望、前景光明？等等，這是從否定的、假設上帝不存在，而非肯定的、假設上帝存在的角度來提出問題，但它並非就是一種消極的辯護，它是在邊緣處辯護，是在最後的界限辯護，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更積極、更有力的辯護。無論如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裡，仍然是聯繫人的世界，而尤其是聯繫人的罪惡和痛苦來談論上帝的，這種談論不是神秘主義的、玄妙的，而是極具現實感和社會關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