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自工業革命以來，大英帝國執世界之牛耳三百餘年，其間文化繁榮，人才輩出。從牛頓、瓦特到法拉第、達爾文，再到盧瑟福、霍金，科學史上英國巨人的名字多如滿天星斗，璀璨異常。然而，光明總是與黑暗相伴。在英國這片國土上，既養育過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也培養過歷史上最大的科學騙子。科學史上最著名的造假醜聞之一 ——辟爾唐人古化石造假案，就發生在這片科學英雄輩出的土地上。大英帝國的“尋宗夢”
20世紀初的大英帝國，正處於全盛時期，維多利亞時代的光輝依然光彩奪目，疆域遍及全世界，堪稱名副其實的“日不落帝國”。與此同時，大英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也逐漸膨脹到了極點。在當時的許多英國人心目中，大英帝國現在是世界文明的中心，過去則是世界文明的搖籃，這幾乎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這種膨脹起來的自尊心卻遭受到了一次嚴重挫折。原來，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達爾文進化論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以及考古發現的進展，專門研究人類起源的古人類學也得到了很大發展。在歐洲及亞洲的不少地方都發現了早期人類的化石和遺蹟。特別是1890年荷蘭人類學家杜布瓦在印度尼西亞中部發現的“爪哇人”化石，大大激勵了古人類學家對早期人類化石的探詢熱情。
但是，在英國，卻一直沒有發現有早期人類活動的跡象。早期人類的證據——不僅包括骨骼化石，還有古石器時代的洞穴繪畫和工具——大多是在法國和德國發現的，而英國在這方面卻是一片空白，這著實令大英帝國的古人類學家們臉上無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驕傲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竟然不是人類的祖先。這對於他們的自尊心而言，不啻是一個重大打擊。因此，當時的全英國人民都在惴惴不安中，熱切期盼著他們的古人類學家給他們一個滿意的解答。
這一令人難堪的局面到1907年時愈加嚴重了，因為在德國海德堡附近又發現了一塊早期人類的頜骨化石，它似乎令人沮喪地表明，人類最早的祖先竟是一個日耳曼人！
職業律師的考古發現
然而，沒過多久，一項驚人的發現就使驕傲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的頭再次高高仰了起來。當然，最讓人驚奇的是，作出這一驚人發現的並非什麼古人類學家，而是一位職業律師——查爾斯·陶遜。陶遜是英格蘭南部一位普普通通的律師。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他顯得默默無聞，並沒有經手過什麼值得一提的大案。這很可能與他本人的愛好有關，因為他的興趣是古生物學、地質學和考古學。在當時的歐洲，這些都是非常體現身份的愛好。陶遜經常利用業餘時間收集化石。有一次，他在薩塞克斯郡的辟爾唐發現了一種奇怪的棕色燧石,追蹤其來源，發現它們均出自當地一處頗有些歷史的礫石坑中。出於“職業”的敏感性，陶遜讓在那裡作業的一名採掘工把發現的任何奇怪的東西都交給他過目。1908年的一天，那位工人給陶遜拿來了一塊骨狀碎片，陶遜認定那是人類的頭蓋骨。後來，他又在附近經過雨水沖刷的礫石堆中發現了另一塊較大的碎片，與原先發現的那一塊似乎來自同一個頭顱。
陶遜認為自己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證據，1912年2月，他就給自己的朋友、當時身為大英博物館地質部負責人的伍德沃德爵士寫了封信，說自己發現了一些化石，價值遠超過在德國海德堡發現的那些德國化石。
人類歷史上第一位英國紳士
伍德沃德爵士是當時世界上最權威的古生物學家之一，在此之前，他也一直在苦苦尋找早期人類在英國活動的證據。遺憾的是，除了極少數非常粗陋的石制工具以外，他和其他的英國古生物學家們幾乎是一無所獲。當然，驕傲的英國紳士們是不甘在追尋人類起源這一重要領域落後於歐洲大陸的同行們的。利用這些少得可憐的材料，以伍德沃德為首的一些英國古生物學家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他們認為那些石制工具是由一種具有較大腦容量的智人製造的，而這種早期人類長著像猿一樣的下頜。當然，理論是需要過硬的證據來支持的，而伍德沃德他們缺少的恰恰就是證據。接到陶遜的來信以後，伍德沃德非常激動。根據陶遜的描述，這不正是他們一直在苦苦追尋的證據嗎？在對那些化石匆匆作了初步鑑定後，當年6月，伍德沃德就迫不及待地和陶遜組成了一個挖掘隊，希望能有更大的發現。當時參加挖掘隊的還有一位年輕的法國傳教士德日進。在挖掘過程中，他們先後發現了幾塊頭骨碎片和動物化石。有一次，陶遜的挖掘工具無意間帶出了一塊頜骨碎片。經仔細觀察，伍德沃德和陶遜相信這塊骨片正是他們發現的那個頭骨的一部分。
伍德沃德極為興奮地把所有發現的東西都帶回了大英博物館。他把那塊頜骨和頭蓋骨拼在一起，並憑著想像用粘士填補了缺少的部分。結果與他們的理論預期完全吻合。經過一番忙碌的研究，伍德沃德迅速得出了結論，這是一種人們還從來沒有發現過的半人半猿動物的頭蓋骨化石，根據在同一地層出土的動物化石判斷，大約生活於50萬年以前。他還把這種早期人類正式定名為“陶遜曙人”，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辟爾唐人”。
1912年12月28日，在倫敦的英國地質學會，伍德沃德當著一屋子人的面把經過復原的辟爾唐人頭骨展示了出來，並鄭重其事地宣布：“英國發現了最原始的人類化石！這是一項真正的偉大發現。”1913年，陶遜在《倫敦地質學會季刊》上發表文章，詳細論述了辟爾唐人的發現經過。很快，“陶遜曙人”發現的訊息就傳遍了整個世界。
“陶遜曙人”發現的訊息一經公布，立刻就成為英國各大報刊的頭條新聞。無論是在街頭巷尾還是酒吧夜總會，人們都在心滿意足地談論著這一偉大發現。無論如何，這個發現可以確鑿無疑地證明，最早的人類到底還是英國人！也就是說，大不列顛才是整個人類文明的發源地，而非德國、爪哇或其他什麼地方。正是因為受到這種情緒的感染，伍德沃德也不無驕傲地將這個在辟爾唐發現的頭蓋骨化石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英國紳士”。
缺失的環節
當然，辟爾唐人的發現能夠引起全世界的關注，還在於其重大的科學價值。根據當時仍存在爭議的達爾文的進化論，現代人和現代猿有著共同的祖先，但是人不可能直接從猿進化而來，其間應該存在一個過渡形態。由於一直沒有找到有足夠說服力的化石證據，人類學家們就將這一過渡形態的早期人類稱為“缺失的環節”。從某種意義上講，找到這“缺失的環節”，不但是人類學家們夢寐以求的目標，更是證明達爾文進化論的一個關鍵。而現在，辟爾唐人的頭骨化石似乎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其頭蓋骨像人，頜骨像猿，不正屬於一種過渡形態嗎？而且這也完全符合伍德沃德等英國古生物學家的理論預期！
相對來說，與英國古生物學家們的熱情支持相比，其他地方特別是歐洲大陸的科學家們還是比較冷靜的。有許多人不客氣地指出，所謂的辟爾唐人化石只不過是一個猿的下頜和一個人的頭蓋骨被偶然埋在了一起，而且下頜上的牙齒還明顯存在人工打磨的痕跡。也有一些人並不懷疑化石的真實性，但他們認為辟爾唐人屬於一個進化失敗的物種，因此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遠非那么重要。
好在，在辟爾唐繼續進行的發掘工作也沒有令人失望，一件又一件新的化石接踵而出。1913年8月30日，陶遜與德日進一起搜尋化石時，德日進找到了一枚下顎犬齒，看起來像是猿的牙齒，但磨耗痕跡卻像人類。伍德沃德斷定它就是屬於“辟爾唐人”的。但是，由於後來再沒有更有說服力的關鍵證據出土，科學家們之間的爭論還在持續著，直到陶遜於1916年去世。1917年，伍德沃德對外宣布：陶遜於去世前的1915年1月，在距原遺址3.2公里的地方，新發現了一塊額骨，並帶著部分眼眶與鼻根；7月，他又發現了一枚下顎臼齒，同樣是外形似猿，但磨耗痕跡卻是人的。
從考古學的角度講，如果說一塊人的頭骨與一塊猿的頜骨被偶然埋在了同一個地方，是完全存在這種可能性的；而在另一個不同的地方，它們再度以同樣的方式混雜在一起，這樣的幾率雖不能說絕無僅有，也實在太低了些。因此，原先批評的聲音逐漸平息了下去，再加上伍德沃德爵士的崇高威望，“辟爾唐人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關鍵環節”這一論斷，在學術界開始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科學常識。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世界各地又有越來越多的早期人類化石被發現，其中比較著名的有1924年南非人類學家雷蒙·達爾特在南非金伯利以北120公里處發現的南方古猿，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北京周口店出土的北京猿人。奇怪的是，這些化石表明人類進化的方式同在辟爾唐發現的頭骨所示的進化方向有極大的不同。其他地方的化石不是頭蓋骨像人，頜骨像猿，而是頜骨像人，頭蓋骨像猿。起初由於當時人們普遍認為較大的大腦是進化的標誌，故而英國學者還為“辟爾唐人”擁有發達的大腦而沾沾自喜，認為英國人從祖先開始就比別的民族優越。但隨著證據的積累，人類進化的正確方向已在學術界成為一種共識，這樣，顯得有些“特立獨行”的辟爾唐人就慢慢變得無聲無息，近乎完全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直到一種全新的測定化石年代的方法——“氟定年法”成熟以後，辟爾唐人才重新成為輿論關注的中心，但這一次的處境可就沒上一次那么風光了。
50萬年的歷史化為泡影
在辟爾唐人剛剛被發現的時候，人們尚無法準確測定化石所處的年代。隨著科學的進步，科學家發明了多種通過物理和化學的手段測定化石的地質年代的方法，其中就包括1943年提出的“氟定年法”。這種方法的原理是化石中的氟含量會隨著年代的流逝慢慢增加，通過測定氟含量的多少，就可以證明化石的真正年代。
1949年，有人曾利用這種方法對辟爾唐人化石進行了檢測，結果發現其年代不會超過600年。但是由於許多科學家對這種方法的準確性尚存在疑慮，因此這一檢測結果並未引起人們的廣泛重視。甚至還有許多科學家提出了各種理論，來對這一結果進行解釋。直到4年以後，一位名叫韋納的南非籍人類學家，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小男孩一樣，勇敢地大喊了一聲：“這一切會不會是一場騙局呢？”整個世界都被這一聲喊叫給驚呆了。
韋納是英國牛津大學的一位人類學教授。他一直認為辟爾唐人化石是來源於兩種不同的物種。在1953年的一次宴會上，他與大英博物館的考古學家、辟爾唐人研究權威奧克利爵士不期而遇，並進行了一番長談。令他震驚的是，有關辟爾唐人發現的細節竟然不可思議的含糊。實際上，根據奧克利的說法，大英博物館中根本就不存在辟爾唐人確切發現地點的文檔。“簡直是太奇怪了！這會不會是一場騙局呢？”連韋納自己都被這種想法嚇了一跳。回到牛津以後，他把這種疑慮告訴了牛津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克拉克，希望能得到他的幫助。在克拉克的支持下，韋納和奧克利利用現代年代測定技術，對辟爾唐人化石進行了細緻檢測，於是真相立刻就大白於天下了。
當韋納等人試圖從辟爾唐人的頜骨上取樣進行化驗時，他們發現“化石”的表面下竟然是純白色的、未被石化的成分，原來“化石”的顏色是用含鐵的溶液人工染上去的，目的是為了達到化石效果，並與礫石層的顏色相一致。進而，他們又利用“氟定年法”對其進行了年代測定，結果發現：所謂的“陶遜曙人”根本就不存在，其頭蓋骨部分來自於現代人，而下頜骨則來自於現代雌性紅毛猩猩，其年齡均不超過1000年。此外，放在顯微鏡下稍一觀察就可發現，頭蓋骨和頜骨都有被刀子小心銼過的痕跡。
就在同一年，奧克利又利用更為先進的年代測定技術進行了重複檢測，結果如下：
辟爾唐人頭蓋骨：屬中世紀的人類，距今約620年；
辟爾唐人下頜骨：屬現代猩猩，距今約500年，可能來自馬來西亞；
那些同時發現的動物牙齒化石確是真正的化石，但並非來自當地，很可能來自馬爾他。
當韋納和奧克利宣布了他們的檢測結果後，全世界的科學家簡直目瞪口呆，“辟爾唐人頭蓋骨”偽造事件立即成了當年最轟動的“英國醜聞”。深感丟臉的大英博物館立即將這一“國寶”撤下展位，扔到了地下室里。
英國當地的一家報紙在報導這一訊息時顯得頗為傷感：“獨一無二的、令人尊敬的、名揚科學界的著名的辟爾唐人頭蓋骨是假的，50萬年的歷史化為了泡影。”
誰是真正的騙子？
一場欺騙了整個世界達40年之久的世紀大騙局被揭露了，然而大騙局背後的“造假者”卻成了一個謎，因為“化石”的主要發現者陶遜以及伍德沃德爵士等當事人都已先後去世，無法親口向世人道出真相了。那么究竟誰才是這一驚天大騙局背後真正的騙子呢？毫無疑問，陶遜首當其衝是第一嫌疑人，畢竟主要的化石几乎都是他一個人發現的。從動機上講，陶遜這個人野心勃勃，不甘於一輩子做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律師，總竭力想取得學術方面的榮譽，也好光宗耀祖。而且有一次，一個偶然闖入他實驗室中的不速之客發現，陶遜當時正在一個沸騰的鍋邊忙著給骨頭染色。
但也有許多人懷疑陶遜是否具備作為幕後主使的能力，因為他的確不是一個高明的“專家”。作為一個業餘愛好者，他很難弄到所需的化石，而且他還缺乏“製造”與辟爾唐的礫石層相配的化石所需的科學知識。即使他想通過欺騙出一陣子風頭，倘若沒有內行的幫助，要想把騙局設計得天衣無縫，也決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因此，也許把陶遜定性為“從犯”更為準確一點。
當然，作為辟爾唐人的主要支持者，德高望重的伍德沃德爵士自然難逃干係。不過大多數人還是同情地將其歸為“上當者”或“輕信者”一類。因為在伍德沃德生命的最後十幾年裡，他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辟爾唐人頭蓋骨”。即使在他眼睛瞎了以後，他仍然通過口述撰寫了一本描寫“辟爾唐人”的著作——《最早的英國紳士》，直到他1944年去世前才完成。單就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來說，也決非一個“騙子”所能具備的。
除了陶遜和伍德沃德以外，受到牽連的還有最早參加挖掘隊的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當時的大英博物館館長索拉斯以及參與過挖掘的大英博物館官員欣頓等一批人。但由於缺乏真正有說服力的證據，數十年來，學者們都是各執一詞，無法形成統一的意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在美國的權威科學雜誌《科學》上，刊登了一篇由劍橋大學人類學家溫斯洛撰寫的文章，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大名鼎鼎的作家柯南道爾。從《福爾摩斯探案集》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柯南道爾熟悉解剖學、化學和古生物學，具備作案的知識和技巧。另外，作為陶遜的鄰居，柯南道爾曾短期參與過辟爾唐人的挖掘工作。不過，溫斯洛最為關鍵的證據，還是在柯南道爾於1912年完成的科幻小說《失落的世界》中發現的。一方面，在這部小說中，故事發生地的地貌與辟爾唐地區極為相似；另一方面，溫斯洛還從中發現了耐人尋味的細節：
書中一個人物說：“如果你腦子聰明又懂行，便可以假造一塊骨頭。”另一個人則認為，搞惡作劇“應是人類進步的一個最基本的特點”。
當然，這種認為柯南道爾作案的觀點最大的缺陷是無法提供有足夠說服力的作案動機，因此只能算作一家之言。至於究竟誰才是“真正的騙子”，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謎。
真相的背後
當然，辟爾唐人事件留給後人的，應該是深沉的反思，而不僅僅是弄清搞鬼的人是誰。真相曝光以後，許許多多的人都在問著同一個問題：整整一代科學家怎么會連這樣明顯的惡作劇都看不出來？這個假作得並不高明，正如揭示真相的關鍵人物之一、牛津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克拉克所說，“人工打磨的痕跡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來。既然這些痕跡如此明顯，人們完全有理由問：以前它們是怎樣逃脫人們的注意的？”
另外，人們認真回想一下事件的前前後後，會發現居然是陶遜一個人發現了辟爾唐人。那位可敬又可憐的伍德沃德爵士，在陶遜去世後一直在辟爾唐地區繼續挖掘，可是再也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材料，仿佛所有的化石一下子從辟爾唐地區不翼而飛了。
但面對種種疑點，在英國當時又有多少人去懷疑辟爾唐人的真實性呢？大英博物館的古生物學家麥克勞德一語道破了“玄機”：由於當時有關人類是從猿演變的新科學理論盛極一時，人們在如此迎合潮流的發現面前，欣喜地失去了客觀推理的能力。不可否認的是，當時英國人的虛榮心、對科學權威的盲從，甚至包括媒體的推波助瀾，都在這一事件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才蒙蔽住了眾人的眼睛，使得這一世紀大騙局輕鬆得逞，還使整個英國科學界為之落下了笑柄。
當然，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科學研究是一項追求真理的事業，科學精神的實質就是堅持真理，去偽存真。在正確的科學精神的指導下，一切作假行為終究會露出馬腳的。辟爾唐人在20年代中期以後逐漸被人們所“冷落”，就是科學精神的鮮明體現。另外，英國人也要感謝韋納等人，如果沒有他們，辟爾唐人也許至今仍然躺在大英博物館中，嘲笑地看著世人。也許，辟爾唐人騙局留給我們的啟示，要遠比這一事件本身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