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背景
劉徹畫像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40—前87年）是西漢第七位皇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但到漢武帝晚年，他建明堂，壘高壇，樹“泰一”尊神，大搞頂禮膜拜，並且靡費巨資，多次封禪出遊，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萊真神。為了通神求仙，他聽信方士之言，把宮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樣，還造30丈高的銅柱仙人掌，用以蒐集甘露，和玉屑飲之，以為可以長生不老。並任用江充，最終釀成“巫蠱之禍”，逼死太子劉據和衛皇后，受誅連者數萬人。
經濟上，由於漢武帝連年對外用兵和肆意揮霍，國庫已經空虛。漢武帝用桑弘羊執掌全國財政，將鹽鐵實行壟斷專賣，並出賣爵位，允許以錢贖罪，使國家經濟好轉，但也使吏制進一步腐敗。廣大平民不堪官府和豪強的雙重壓榨，於漢武帝統治的中後期接連爆發暴亂，並且愈演愈烈。
軍事上，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受命出兵五原（今內蒙古自治區五原縣）伐匈奴的前夕，丞相劉屈氂與李廣利合謀立昌邑王劉髆為太子。後劉屈氂被腰斬，李廣利妻被下獄。此時李廣利正在乘勝追擊，聽到訊息恐遭禍，欲再擊匈奴取得勝利，以期漢武帝饒其不死。但之後兵敗，李廣利只得投降匈奴。
以上種種打擊使漢武帝心灰意冷，對自己過去堅持的施政主張開始動搖。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桑弘羊等人上書漢武帝，建議在輪台（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輪台縣）戍兵以備匈奴（既，將新疆等廣闊西域領土納入中國統治），然而漢武帝並未同意，駁回了桑等人的建議。並下詔反思自己，稱“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史稱“輪台罪己詔”。
應該了解的是，歷史上新疆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並非很多世人所認為的武帝時期，而是在漢武帝的重孫漢宣帝時期。漢宣帝地節二年（西元前68年），宣帝遣騎都尉鄭吉屯田渠犁（今庫爾勒市）防範匈奴，始設西域都護府，這是漢族中央王朝宣誓對新疆主權之始，其所遵循的就是桑弘羊的遺策，這比武帝征討西域晚了幾十年。（至西元2014年新疆（西域）作為中國自古所有的領土的一部分，已存在2082年矣，超過對許多南北方邊疆地區的統治時間。兩千年來新疆的原住民族除漢族外，大部分早已為物是人非。）
按：桑弘羊本洛陽商人子，十六歲與孔謹、東郭鹹陽等入宮為郎官，學習理財，後累官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是西漢著名法家代表人物，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經濟學家。武帝死，外戚霍光擅政，誣其謀反後加以殺害，時已七十三歲高齡。《鹽鐵論》就是記載其政治、經濟主張的著作。
漢武帝劉徹
輪台罪己詔漢武帝劉徹（ 公元前156-87年），是西漢王朝的第5個皇帝。在位50多年，堪稱有漢一代頗具雄才大略的君主， 歷史上把“ 秦皇漢武” 並列確有道理， 因為漢武帝的所作所為在許多方面很像秦始皇： 秦始皇遣大將蒙恬發兵30萬打匈奴， 長驅匈奴700里，漢武帝則派大將衛青、霍去病等3次發動對匈奴大規模戰爭，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廢藩置縣，立嚴刑峻法，以殘酷統治，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則以“ 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強和鎮壓反抗， 動輒誅殺夷族， 血流成河；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強權控制思想文化，漢武帝則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有破有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形成延續數千年的文化專制主義；秦始皇窮奢極欲，建阿房宮，築酈山墓，耗費無數，漢武帝也是荒淫享樂，勞民傷財， 他在秦代皇家園林上林苑的基礎上大肆擴建，占地達300餘里，內有連綿的亭台樓閣和人工湖泊，蓄養著大批宮女歌優，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沒有間斷過；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禪，派數千童男童女出海尋長生不老之藥， 漢武帝於此更是有過之無不及，他建明堂，壘高壇，樹“ 泰一”尊神，大搞頂禮膜拜，並且靡費巨資，步秦皇后塵，多次封禪出遊，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萊真神。為了通神求仙，他聽信方士之言，把宮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樣， 還造30 丈高的銅柱仙人掌，用 以蒐集甘露， 和玉屑飲之， 以為可以長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 最終釀成“ 巫蠱之禍”， 逼死了太子和衛皇后， 受誅連者數萬人。對這些荒誕胡鬧之舉，司馬遷在<史記>中有不少隱諷性的記載。
秦朝通過多年戰爭，實現統一，接著秦始皇繼續他的大作為，國力已是強弩之末。橫徵暴斂和繁重徭役的結果，是人民揭竿而起，秦王朝二世而亡。漢朝建立後，前幾個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訓， 推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經過70多年的積累，到劉徹即位時，國庫豐盈，國力進入全盛，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條件。可是積累架不住連年征戰和肆意揮霍，過了20來年，國庫即告空虛。武帝用親信桑弘羊執掌全國財政， 將鹽鐵實行壟斷專賣，並出賣官職爵位、允許以錢贖罪。這樣 做使吏制進一步腐敗。於是又建刺史制度，派專門對朝廷負責的刺史去巡迴監察高級官員和地方勢力，但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廣大貧苦農民不堪官府和豪強的雙重壓榨， 於武帝統治的中後期接連爆發起義，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層，由於皇帝依靠內臣近侍，集大權於一身，憑隨意喜怒，即對大臣或擢或殺，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時期，漢朝就廢除了“ 誹謗罪”、“ 妖言罪”， 可到了武帝時期，這些罪名又盛行起來， 甚至發展到了“ 腹誹罪”。大司農顏異對幣制改革有意見， 不敢說， 只是嘴唇動了動， 就被認為是“ 腹誹”（ 即肚子裡不滿）而處死。甚至首輔宰相因武帝一怒丟了性命的也有好幾位， 這在漢代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到了武帝晚年，漢王朝上下已經怨聲載道、危機四伏。
那么，漢武帝“ 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語）的原因又在哪裡呢？很重要的一條， 是他最後能夠反省自己的錯誤，懸崖勒馬，調整了政策。公元前89年（ 武帝去世前兩年）， 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議派士卒到西域輪台去屯墾戍邊，對此武帝下詔說：“ 前有司奏欲蓋民賦三十（ 每口增加30錢稅收），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奏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烽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蓋西乎！ ”“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 ”“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 因養馬而免徭賦），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所謂“輪台罪己詔”。
至此漢朝的統治方針發生轉變，回到了與民休息、重視發展經濟的軌道，從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樣迅速敗亡的結局。
與秦始皇至死拒絕認錯的為政態度不同，漢武帝後來能夠“ 罪己”，及時轉彎， 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較好的名聲。而他之所以這樣做，還是因為秦朝亡國的前車之鑑不遠。後人常把“ 輪台罪己詔”說成是中國皇帝第一個正式的自我批評檔案，其實執政者“ 罪己”的政治傳統在中國存在得還要早。 <左傳·莊公十一年>記載：“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當時的歷史文獻沒有像漢代那么豐富、詳盡地留傳下來，因此說漢武帝是第一個正式下“ 罪己詔”的皇帝也不算錯。後來這個傳統一直被沿用。每當皇帝犯了禍國殃民的大錯誤，往往會下一道“ 罪己詔”， 公開檢討， 以表示與民更始。雖然，正如蘇軾所言，執政者“ 罪己”的目的是為了“ 收人心”，但這仍不失為是一種在政治上比較高明的做法。試想，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錯事，也是萬歲、萬萬歲，而臣子們則以歌功頌德、文過飾非為邀寵進身之階，這是常態。如果君主能夠反其常態而“ 罪己”，說明起碼他認識到了兩點，一是無論當朝的輿論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總有一桿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載舟亦能復舟。所以即便天子也須得道，考慮民意，不可過分胡來。這應當被看作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值得肯定的東西。
內容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其眾。
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軍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憂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尋，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