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在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今天，風險感知的跨文化特徵也更加引人注目，對此有兩種對立的假設：一種假設認為人類的認知結構基本相似，因此對風險感知的加工方式也應基本相同，另一種假設則認為人類的風險感知深深地嵌入於文化意義的體系之中，因此不同文化的風險感知會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本書的各項研究正是以這些基本假設為基礎展開的。對於中國的風險研究和政策制定有著極強的借鑑意義。
編輯推薦
本書通過對歐美發達地區、東歐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亞洲中國和日本、大洋洲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關於自然、技術風險感知的共同特徵及其獨有特點的分析，概括了當代世界不同國家對風險感知比較研究中的最新建樹，代表了這一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顯然，這一研究對於理解風險感知過程，解釋不同地區人們對風險的反應機制是極為重要的。同時它還向社會政策的決策者、管理者和風險生產者提供了一種“反思性”知識，強調知道人們關心什麼以及人們的價值和立場是決策和管理的前提。對風險感知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可以把更多反映多少帶有普遍性過程的風險（不確定性）應對機制的感知和評估過程，與那些某種文化或亞文化所特有的風險應對機制區分開來。同時值得關注的是，如何在風險應對機制中能使謙遜與僭妄、審慎與勇敢並行不悖、有機地協調起來，這對於引入新技術，建立風險規章和組織風險溝通計畫，更是須臾不可或缺的。讀者可以在本書中獲得有關風險感知問題的多方面的教益。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蘇國勛
作者簡介
奧爾特溫·雷恩（OrtwinRenn）·巴登－符騰堡州技術評估中國理事會主席，斯圖加特大學環境社會學教授。他的職業生涯包括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克拉克大學擔任六年的環境、技術和社會系副教授，還要蘇黎世的珃技術研究所（瑞士）擔任過訪問教授。雷恩獲得了社會學、經濟學的碩士學位和社會心理學的博士學位，兩個學位都是克拉克大學（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學院）授予的。他目前的研究包括風險感知、風險溝通、區域可持續性發展的概念、風險管理中的公眾參與。雷恩出版了14本著作，發表了80多篇文章。除此之外，他還服務於德國政府的環境變化諮詢委員會、巴登－符騰堡州未來委員會、歐洲科學技術變遷研究所。1996-1997年雷恩還擔任歐洲風險分析轉會的負責人。
目錄
編者和撰稿人目錄
中文版序言
序言
第一章風險感知研究：導論
第二章核風險與公眾：法國與美國風險感知的比較研究
第三章危險感知與評價的跨文化研究
第四章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風險感知
第五章風險的認知構架
第六章跨文化風險感知研究：現狀與挑戰
譯後記
前言
卡特琳娜颶風、印尼海嘯、非典型性肺炎、“9.11”恐怖攻擊事件……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後不斷出現的種種災害和意外無一例外地警示我們：風險無處不在，一個以風險為特徵的新型社會形態正在來臨!為了更好地把握現代社會的本質，以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Beck)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提出了“風險社會”(risksocicty)的概念。他們指出，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全球化的擴展，人類社會已經開始進入一個“風險社會”時代。與傳統風險相比，現代風險在本質、表現形式和影響範圍上已經有了很大不同，它們更難預測、更難捉摸，並且影響的範圍更加寬廣，帶來的破壞性更為嚴重。更為重要的是，風險社會的到來導致了社會理念基礎和人們行為方式的改變：對增長的盲目樂觀必將被更加審慎和全面的發展觀所取代；過去的經驗已不足以成為當前行為的依據和理由，人們當前的行為選擇同時還受到對未來預期的影響。可以說，現代風險已經從制度上和文化上改變了傳統現代社會的運行邏輯。
這種別具一格的視角，為人們更好地理解當今社會並制定相應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獨特的參考價值。人們日益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中，國民經濟的良性運行，社會政治的和諧穩定，文化科技的繁榮發展，都離不開有效的風險管理措施和系統的治理手段。而“風險社會”的來臨，對傳統的風險管理機制又提出了新的挑戰。建立符合風險社會需要的新型風險管理體制，已經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在此理念的指導下，許多西方學者就現代風險的性質和特徵，以及對風險的預防、評估、識別和治理等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作為一個處於高速發展和社會轉型過程之中的大國，中國面臨的風險管理任務更為嚴峻。首先，在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今天，越來越多的現代風險成為超越國界的議題，中國作為“地球村”的一員無可避免，但與此同時，作為開發中國家，中國還必須面臨許多在工業化國家中已經基本得到遏制的傳統風險。其次，與工業化國家相比，中國面臨著更為緊迫的經濟發展任務，但發展經濟本身卻可能帶來新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使得我們更有可能面臨新的風險衝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同時面臨著發展經濟和控制風險的雙重任務。
但現實情況卻是，我國的教育和科技發展水平還相對落後，對於現代風險仍然缺乏足夠的知識與管理能力。儘管我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風險的管理工作，並在各個專門領域都建立了針對重大風險(災害)問題的管理和應對機制，但總體而言，我國現有的風險管理體制還不夠完善，難以滿足新形勢下風險管理的需求。
完善的風險決策和管理體制，必須以堅實的研究為基礎。目前國內的風險和風險管理研究仍然處於起步的階段。多數相關的研究工作主要還是從自然科學的角度，集中於對各類具體風險(災害)問題的分析，而對現代風險的本質及其管理方法的認識還不夠充分。特別是從社會科學和管理科學視角出發，研究風險的社會影響及其治理的研究尚不多見。
在我國科學技術部的支持下，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成立了“科學技術與現代社會風險”研究課題組，致力於對現代風險和風險治理的總體性的研究。課題組認識到，現代風險是一個多維度的社會現象，除了自然科學維度外，同時還關係到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心理問題和管理問題。因此，課題組希望發揮研究組的核心作用，同時利用國內外的學術網路，結合社會科學、管理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力量，統合國內現有的專門領域的風險(災害)研究，以把握現代風險的本質與發展規律和風險治理的一般原則與方法，並以此希望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特定的風險研究範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譯叢的選編出版正是研究組嘗試工作的第一步。譯叢選編的書目涵括了社會科學、管理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相關研究成果，則正是對研究組上述認識的體現。我們希望本譯叢的出版，能對推動我國的風險研究工作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並對完善我國的風險管理體制有所裨益。
精彩書摘
以下部分描述了那些塑形著風險評估的方向和強度的主要因素，可以認為它們是在複雜感知過程中的自變數。這裡只著重說明了一些主要的因素，包括信任、社會價值、文化和政治結構以及放大過程。
5.1 制度性信任與信心
在塑形風險感知和反應的最重要因素之中，社會網路和參照群體的判斷尤為重要，因為大多數有關風險的信息並非來自個人經驗，而是來自“第二手”信息。當前的技術變得越來越複雜，科技方法發展到可以探測出哪怕是最小量的有害物質，伴隨著這一趨勢，個人對風險的經驗日益為有關風險的信息所取代，而個人對風險的控制則日益為制度性風險管理所取代。這樣的後果就是，個人比任何時候都更依賴於那些為他們提供風險信息的人的可信度和真實性。因此，對制度績效的信任也成為了風險反應的關鍵因素。
個人水平的信任是一種主觀的期望，期望某人不會採取一些可能傷害那些信任他的人的行動。信任一定包含著某種程度的風險，但與預測潛在後果可能性的科學方法所不同的是，信任暗示著選擇行動的權利已經授予了那些被信任的人或制度(Luhmann．1980；1973)。這可以節省時間和精力。在更為集體的層面上，信任代表了社會分化和勞動分工的一種更一般化的媒介(Parsons，1960)。特定的經濟制度和政府制度的績效如何，取決於那些得到這些制度的服務者或資助其運行者過去對這種制度的信任投資(Durkheim，1933；Luhmann，1973)。
很明顯，現代社會在提供足夠的信任以達到對其複雜而分化的行動的共識這一問題上面臨著很大的困難。在過去20年裡，幾乎所有的公共制度機構(除了新聞媒體外)的信任度和可信度都在下降(Lipset & Schneider，1983；Peters，1991,1999)。
信任度和可信度下降得最為厲害的制度機構是產業界，政治系統和許多政府部門。科學的可信度相對較高，儘管較之20年前也有了明顯的下降。多數社會學家們認為，對公共制度機構信心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公眾教育水平提高的函式，同時也是公眾對公共資源和公共福利占有份額的熱情提高的函式(]Renn & Levine，1991)。此外，社會議題的複雜性以及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也可能提高了對實際制度績效的不滿程度(Renn，1995)。
儘管信任程度不足，但這並不意味著信任與現代社會治理和技術風險管理的關聯程度有所降低。恰恰相反，技術社會對其子系統之間信任關係的依賴從未像今天這樣強烈。但是，這樣一種需求使得人們對自己在信任上的投資是否被誤導變得越來越敏感。實施合作努力或解決社會行動外在性問題時所需要的信任越多，人們在將自己的信任交付給那些他們應該信任的人的時候就越是小心翼翼。這一點對於風險議題尤為重要。因為風險概念喻示著隨機事件可能導致事故或損失，因此風險管理機構總是不得不為自己面臨事故時的行動(或不行動)尋求合法化理由。一方面，他們可以援引事故的隨機性質(將事故標識為不可預測的後果或上帝的安排)來掩飾自己的管理失誤；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因一些實際上不可能事先採取任何防範措施的事故而飽受責難(Luhmann，1986)。風險的隨機本性要求風險管理者與風險承擔者之間存在著信任聯繫，因為儘管單一事件並不能說明管理的失誤，但同時它會引發懷疑和憂懼。
在風險的爭論中，信任的議題圍繞著機構及其代表而發展。人們對風險的反應部分地取決於他們對創造風險和管理風險的機構的信心。處理風險的是私營企業還是政府部門，對於解釋動員個人參與行動的比率有著很強的解釋力。如果更多的人們相信風險(不僅有威脅，而且)沒有得到妥善處理，人們積極採取政治行動的可能性就會提高。消極的態度是行為反應的一項必要而非充分的條件。誘發行為反應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公眾對制度機構績效的信心。
5.2 價值承諾
人們針對技術或人類行動導致的風險的立場，會因其對那些通過為生產、消費或分配提供與風險有關的技術想要達到的價值和目標的看法不同而有所差別。在社會科學中，一般認為價值會形成彼此聯繫的價值“簇”(cluster)，儘管多數人的價值體系其實是混雜的(Fiorino，1989)。這些簇在表1-8中得到了總結。
與許多流行觀點相反，在西方社會中並不存在一種普遍的向“後物質主義價值”的轉變(Klages，1984)。這些價值的確變得更重要了，而且可以在幾乎所有個人的價值優先選擇中觀察到，但聲稱出現了一種新的後物質主義人格則完全是一種神話。多數人的價值體系是一種所有價值簇的混雜體，它因不同的背景和社會關係而變化。絕大多數人仍然有意獲取更多的個人收入(即便他們在個人志向量表中將此列為較低的志向)。甚至連一些不太時髦的美德：如守紀律和效率等也在多數人的價值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許多傳統的與工作相關的價值已經從它們曾經占統治地位的領地中淡出了。這一點在許多技術中得到體現：它們曾經被認為是工作倫理和享樂主義價值(生產與消費)的體現，但現在卻更多地與後物質主義關注相聯繫。這一價值轉變應部分地為模稜兩可的感知負責，後者在針對技術的現代態度中是再典型不過了。
由於價值對技術評估有影響，對技術的反應就依賴於一種要求，即它們在除傳統價值之外的每一價值簇上都有較高負荷。傳統價值一般與技術使用沒有聯繫。對風險相關的技術的積極反應，依賴於評估者在三種價值簇之間建立聯繫的可能性以及相關技術的發展或使用，這就是為什麼技術設計和發展必須承認並包含新技術或新工藝對三種主要的價值簇的影響的原因。如果感知到的影響符合這三種價值簇，技術傳播過程中就不太可能出現能否被接受的問題。
5.3 文化群體的歸屬
風險感知研究的第一次浪潮??至少隱含地??建基於一個預設之上，那就是風險判斷和評估是一個“一般化”的過程，它獨立於諸如社會地位、職業歸屬、意識形態、民族遺產等其他文化背景。然而，我們很容易從概念和經驗的基礎出發來對這種觀點提出質疑。
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們已經在理論上論證了某人對風險的評估和接受程度受到他/她從屬的特定文化中的社會群體的影響??這種文化(子文化)的“世界觀”據認為決定著人們對風險情境的反應。這一視角主要有兩個差別相當大的研究潮流，一個建基於“文化”類型學，另一個建基於職業或政治群體的歸屬。
建基於格線/群體(grid/group)分類學基礎之上的文化研究路徑：以道格拉斯和維達夫斯基(Douglas &Wildavsky，1982)、雷納和康托(Rayner& Cantor，1987)、湯普森等人(Thompson，Ellis and Wi|davsky，1990)為代表的人類學家和文化社會學家們提出了包含四到五種模式的文化簇，這些文化簇將不同的文化群體彼此分離開來。研究者們假定這些文化群體在風險問題上形成了特定的立場並建立起相應的態度和策略，這些群體在群體團結度(某人對一個社會群體的認同程度)和格線度(某人承認或尊重一個正式的科層制系統或程式規則的程度)上都存在著差異。主要的原型可描述如下：在現代社會中存在四種可能涉足風險領域的主要群體，分別是企業家(entrepreneurs)、平等主義者(egalitarians)、科層主義者(bureaucrats)和分層個體(stratified individuals)。有的研究者還提出了第五種群體，即“自主個體” (autonomous individuals)，他們在數種風險文化中都是自由的(Schwarz & Thompson，1990)。所有這五種群體都可以放入一個群體/格線的空間之中(參見圖1.4)。在那些屬於企業家原型的組織或社會群體看來，冒險是一種在競爭性市場中獲得成功並實現自己個人目標的機會(Rayner，1987)，他們的特徵是低度等級制和低度團結；與這一群體形成最鮮明對照的是屬於平等主義者原型的組織或群體，後者強調的是合作和平等，而非競爭與自由，平等主義者同樣有低等級制的特徵，但他們建立起了強烈的群體團結感和內聚力。在面臨風險時，他們傾向於關注人類行動的長期效應，更可能放棄行動而非抓住機會，即使他們認為行動可能對自己有利時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