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趙菊蘭，女，小名“銀煥”、“煥兒”，1931年5月26日（農曆）生於陝西省合陽縣路井鎮西莊村，1946年經人介紹與侯永祿訂婚，1947年正式成為侯家一員。自從趙菊蘭結婚第二天，侯永祿的母親就等著抱孫子了。1949年1月，趙菊蘭生育第一胎，因奶水不足，嬰兒生下三個多月就夭折了。此後，趙菊蘭先後於1950年7月、1952年12月、1955年11月、1958年2月、1960年12月、1964年1月生下二女四子，依次取名為引玲、勝天、玉玲（或“西玲”）、豐勝、萬勝、爭勝。趙菊蘭的丈夫侯永祿出版了鴻篇巨製“農民五部曲”。
侯永祿的《農民日記》不僅展現了陝西農村六十年的變遷，也留下了農民生活的點滴痕跡。在這些柴米油鹽式的文字中，關於他妻子趙菊蘭的記述雖然零碎，卻勾勒了一個普通農村婦女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
趙菊蘭，是1949—1965年間千千萬萬個陝西農村婦女中的普通一員，也是平平凡凡的中國農村婦女的縮影。
相關資料
1. 農民日記中的農婦日常生活（作者：李巧寧 ）勞動
1950年冬到1951年春，路井鎮進行了土改。土改後，身為基層幹部妻子的趙菊蘭回響政府號召，積極參加農業生產。政府號召棉花要增產，她便和婆婆、丈夫一起粒選棉種；政府號召鋤麥，她把不到兩歲的孩子放在家裡，跟著丈夫不歇一口氣，把四畝多麥田扎紮實實鋤了兩遍。
1952年，侯永祿組織了互助組，菊蘭也不甘落後，一日三晌地下地幹活。1954年，初級農業合作社在路井鄉建立，以後逐步發展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1957年，高級社全部按勞動工分分紅，改變之前按入股土地和勞動工分兩部分來分紅的做法。這種完全按勞動分紅的辦法在人民公社時期除了1958年秋冬短暫的幾個月之外，一直持續到人民公社解體。
為了多分紅，只要有活，菊蘭儘可能去做，以多掙工分。但下雨天，地里幹不成活，想掙工分也沒處掙。為此，菊蘭1957年3月把生產隊的三頭牛犢拉回家來和母親一起抽空餵養，拌草、飲水、打掃牛圈、給牲口放風……婆媳倆忙得不可開交。但令她們欣慰的是，一年下來，能多掙好幾百個工分。
1958年大躍進，菊蘭的勞動壓力更大了：
趕上大躍進的年月，誰稍不注意，上工遲到了，便要被拔白旗，在眾人面前做檢討，受批判。因而菊蘭爭著氣，雖吊上個不到一歲的吃奶娃，哪怕自己飯沒吃畢，只要上工鈴一打，便放下碗，拿塊饃，扛起農具忙去上工，從不拖後。她乾起活來從不耍奸使滑，總是盡力大幹，講質量，爭數量，從不落於人後，所以菊蘭當了勞動模範，公社年終評獎時，還獎了她一個鏤花鐵杴頭。
1961年，口糧標準低，生活困難，而農村的商貿活動決不允許私人經營，要想改善生活，只有多分點糧、分點錢，而分糧、分錢全靠工分。為了多掙工分，社員都搶著幹活，尤其是工分大的活。有人把這種搶活乾的現象用順口溜描述為：“鈴一響，心亂咧！社員就像豬賤咧，只怕大工分叫隊長相好的滿占咧。”菊蘭也是這搶活乾的隊伍中的一員。此後多年，她一直為了掙更多工分，輕重不避，不管髒淨，不僅隊里派啥幹啥，甚至乾和男性一樣下大力氣的活，而且自己想辦法攬活。
1961年12月，路井大隊在城外安起了油碨子和油梁來榨油。推油碨子是力氣活，全隊的勞力排成班，一班一班輪流推，“一班接一班，班班不停點，輪到幾時是幾時，有時是半夜，有時是雞叫喚，有時是黑咕隆咚的陰天，有時是漫天大雪的夜晚，尤其是夜晚，四周靜悄悄的，一個婦女一般是不敢單獨前往的，但菊蘭也是一班挨一班，從不缺班地去”。
1962年冬，菊蘭為了掙工分，給四隊辦起的豆腐坊幫忙賣豆腐：
雞打啼時天還不明，菊蘭便要把豆腐裝到車上，拉著車去轉鄉。無論天氣多冷，一鍋豆腐得賣完。在村里賣豆腐時，菊蘭身上涼嗖嗖的，冷得發抖，腳趾頭凍得發疼，不由得雙腳在地上彈得“咚、咚、咚”直響，特別在打豆腐過秤時，手指頭摸著冰冷的豆腐，好像快要掉下來似的，只好急忙放到口邊哈一口熱氣，用手掌搓一搓凍得發痛的耳朵，便算取暖了。
就連1963年元旦隊里放假，菊蘭也向隊長要了個用架子車向地里送糞的活，和侯永祿一起頂著北風、忍受著耳朵被凍得又紅又腫的痛苦，拉了五、六天的糞肥車。
1964年1月，菊蘭生下爭勝，月子裡坐在炕上仍給生產隊挑撿棉種掙工分。
由於長期勞累過度，1968年底，趙菊蘭積勞成疾，常常吃不上飯，睡不著覺，甚至有時整夜整夜地合不上眼，不得不到處求醫問藥。
家 務
新中國成立之前，在陝西民間傳統的夫妻分工比較明確：男主外，女主內。新中國成立後，農村婦女被動員參加生產勞動和社會活動，1957年以後，婦女為了生存和家計，主動外出掙工分，但她們一直是家務的主要承擔者：紡線、織布、給一家老小縫補漿洗、做飯、看護孩子等。可以說，她們在有了和男子一起“主外”的新使命的同時，依然承擔著主內的傳統使命。趙菊蘭也不例外。
做針線是家務中最費時的一項。一針一線地縫補穿戴，既需勤快，又需耐心和時間，趙菊蘭常常見縫插針，只要坐下來就手不離針和線，甚至常常熬夜。且看侯永祿1965年的日記：
我家十來口人，穿衣穿鞋全靠手工一針針、一線線地縫，太費時間了。五、六個孩子，一年比一年大，衣服一年比一年費。為了全家人的穿衣，菊蘭確實把苦下大了，在家裡沒黑沒明地做。1955年除夕夜，為了給引玲縫成一件新遮遮，整整一夜沒合眼，一針一針地一直縫到天快明。
解放入社以來，公社總愛開社員大會，幾乎天天晚上都要開會。菊蘭每天晚上開會時，總是手裡不離針線活。她坐在幹部不容易瞧見的地方，耳朵里聽著幹部們講話，眼裡瞅著從人縫中透過來的一線燈光，手裡不停地納著鞋底、鞋墊或涼襪底等。我的一雙深暖鞋，硬是她在一次次開會的會場納成的。白天，她參加隊里的農活，只要是跟上牲口乾按晌記工的活路，如打土塊、鋤雜草、溜化肥等，她總要帶上針線活，趁大夥和牲口稍歇的功夫，趕快做上幾針。我的一件白衫子，就是菊蘭在地頭休息時縫成的。
婦女坐月子講究休養，惟恐勞累了身體的哪一個部分，落下月子病，但趙菊蘭有時就連坐月子期間，也沒有停下手中的針線。比如，1949年1月，趙菊蘭生下第一個孩子後的月子裡，仍然在按當地規矩給接生的老娘婆做鞋子，以表感謝：“因為年關臨近，姐姐又忙，看娃的那天，必須給接生的老娘婆謝一副枕頭和一雙鞋。沒有鞋怎么辦？菊蘭只好拖著虛弱的身子，趕看娃那天將新鞋縫好納成，也不怕致下世孽！”
直到1965年12月，侯永祿花一百五十八元買回一台“飛人牌”縫紉機，趙菊蘭靠手工一針一線為全家人縫縫補補十幾年的狀況才有所改變。
做穿戴，不僅要用針線縫縫補補，還要自己紡線織布。1952年前，趙菊蘭不常下地，孩子也只有一個，家裡人口少，穿戴負擔輕；1952年侯永祿組織起互助組後，趙菊蘭除了一日三晌地和侯永祿一起下地外，“還和母親做飯、引娃、餵牲口，晚上紡線、縫衣、織布。她除了織全家人穿衣的布，還抽時間織布去賣”。
和做針線、織布一樣日常而瑣碎的家務還有準備一日三餐。即使是孕期，趙菊蘭依然不會推卸做飯的責任。比如，1955年9月，趙菊蘭已經懷孕八個月，她除了一如既往地下地和社員一起勞動掙工分外，還招呼工匠為母親和婆婆做棺木，並跟婆婆一起按時為匠人和一家人做好一日三餐。她的辛勞讓侯永祿不勝唏噓。
常言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1960、1961年，口糧標準低，侯永祿家裡缺少糧食，對主婦趙菊蘭來說，做飯不僅僅是一般的烹調，還需要盡一切可能尋找可吃的東西。下雨天，生產隊沒有活計時，她便到地里去撿拾麥穗。侯永祿的日記里這樣寫道：
一遇天陰下雨，場裡地里活不緊了，菊蘭便跟上一些婦女出了村，去空茬地里拾麥，有時一直拾到外村隊的地里，像東邊的習家莊，北邊的大埝村，西邊的乾字村，她都去過。有時颳大風回不來，有時下小雨，衣服濕透了，風一吹，冷得人直發抖，她也還堅持著拾麥穗。不拾麥穗，全家老小光靠食堂舀的那點飯，是不夠吃的。
秋收後，菊蘭又去拾豆子、挖野菜，為一家人充飢：“雖然她身懷有孕，仍時時刻刻想著全家人今後的吃飯問題。陰雨天，隊里沒安排活時，菊蘭便提上籠，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論是黑的、綠的她都拾回來，剝成豆粒顆煮著讓孩子們充飢。後來菊蘭又到埝頭墳邊挖野菜，蒸成菜圪瘩來吃。由於風雨不避，衣服濕透也不顧，久而久之，濕氣入了內，身上便起了“風屎”（濕疹），又痛又癢，十分難受，用手搔破皮膚也不頂事。”
1961年春，生產隊分給社員少量糧食，菊蘭在以往的家務之外，又新添了在碨子上推碨這些糧食的任務。尤其是生產隊的牲口病的病、死的死，推碨全由人力，其繁重可想而知：“比鍋蓋還大，有五六寸厚的石塊要人使它千匝萬匝會轉，也真不容易！生娃後還沒過百天的菊蘭，就不得不和我一起把（食堂）退下的糧食搭在碨子上來推成麵粉。”
1961年6月，路一生產大隊各小隊的食堂解散後，社員回家自做自吃，推碨糧食成了常規家務。為了不耽擱其它事情，侯永祿家的碨子上常年搭著糧食，一家人有空就推，一推就是幾十年，直到有電動磨子為止。
至於照顧年幼的孩子、洗洗涮涮、庭堂灑掃，趙菊蘭只能捎帶著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什麼程度就做到什麼程度了，畢竟人的精力和時間都是有限的。
1949—1965年間，趙菊蘭的日常生活忙碌而緊張，她顧著多掙工分，顧著一家大小的穿戴，顧著家裡的日常運轉，對她自己，卻常常難以顧及。用侯永祿的話說就是：“（菊蘭）做了地里，做屋裡的，忙個不停，還不等飯吃畢，下地的鈴又響了，她只好把饃掰開夾點兒菜，趕緊先去看隊長安排乾啥活，不能等隊長走了還不知幹啥活，白白耽誤一晌的工分。”
1960年7月10日，夫妻吵架中，侯永祿出手打了趙菊蘭一耳光，鄰居對侯永祿的批評折射出同村婦女眼中的趙菊蘭：“你看，我二嫂身懷有孕，和正常人一樣地參加勞動，天天晌晌不脫空，吊上四個娃，連一頓好飯都吃不成，哪個娃的穿呀戴呀，不要她縫呀洗呀？身體都瘦成啥樣子了？你還看不見，還要打人，太沒良心了！”
2. 七十二歲織床單
（2002年9月12日）
老伴命苦，出世35天，就離開了父親。在母親的淚水和哭聲中，一夜又一夜，一天又一天地活下來。她如果是個男孩，那就大不一樣了，就是趙家的繼承人。正因為不是男孩，在舊社會、在解放前是沒有繼承權的，是一直受人歧視的。多虧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窮人鬧革命，解放了全中國，實行了男女平等。她在母親的教導下學會了紡線織布，維持生活，也度過了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困難時期。改革開放後，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特別是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後，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真的是豐衣足食了。
老伴今年已是72歲的老太婆了，但人老志不老，乾起活來總不讓年輕人。見人家用毛線織床單，覺得既結實又好看，也想織一機子花毛床單。從去年冬天開始，她就開始拐線子，絞線子。今年3月3日，又在路井街上買了不少毛線和“蓬地紗”，到3月22日便結了一機子花毛床單。隨後，和我把織布機抬到第二個房子裡，趕4月11日便織成了11丈花毛床單，既結實又美觀。這下老伴更有心勁了。她有6個兒女，便決心給全家每個小家庭都織一床花花床單。現在，經過7個多月日日夜夜的結呀拐呀纏呀織呀縫呀，共做成了40多丈的五顏六色的毛床單，誰見了誰都稱讚，誰都羨慕。真是：
年過七十不服老，花毛床單織的好。
一家一床要實現，全家人人心中笑。
七十二歲心勁大，要織床單給娃娃。
兒女孫孫都能用，誰人見了誰人夸。
（床單隨小，但情深意厚，它凝聚著母親對兒孫們的暖暖愛意，濃濃親情。現在，母親織成的這些花床單，成了送給每個小家庭的珍貴禮品。社會上，用原始的織布機人工織成的布料已不多見，更不用說是72歲的老母親一絲一縷織成的花床單！）
3. 趙菊蘭：紀念母親去世十周年祭文
親愛的媽呀！你不在人世已經10年了，但我卻時時刻刻想念著你，常常在夢中見到你。每逢清明和十月一日，總要到你的墳前燒幾張紙錢，痛哭一番，以表示我的思念之情。你那稀疏的頭髮，消瘦的臉，不停的兩手，總像在我的眼前；那嗚嗚的紡線聲，默默的念佛聲，仍像在我的耳邊。你受盡了人間的苦，作盡了世間的難。你離開我們整整10年了，怎能不讓人懷念！你死在了咱們的莊子上隨了心愿，生產隊把你埋了，沒有發生任何糾紛，你的在天之靈也會得到安慰。但是咱姓趙的沒有繼承人，因此孩子們一聽我有此心，都願意姓趙。你引江暉時間最長，俊傑也想讓江暉姓趙。最後經反覆討論決定，讓萬勝和爭勝兩個娃姓趙。他們的媳婦劉小麗和鄧碧蘭都願意將來有了孩子也讓姓趙。解放後的政策是男女平等。我雖是個女的，卻有和男人一樣的權利。孩子們隨父姓隨母姓都一樣，都能行，都是合法的。現在把這件事辦完滿了，村里人都說辦得好，晚上還演了一場電影，讓大家都知道。你在天之靈一定會非常高興！
你離開我們已經10年了，咱家這10年的變化真大。引玲的大兒子你最疼愛的江暉琉娃今年就要在高中畢業了，他決心今年一定要考上大學。江濤也已在中學上學。西玲生了一男一女兩個娃，女兒侯艷已上了四年級，今年數學得了一百分，還被評為三好學生。侯蛟也已4歲了。勝天家也有了一男一女兩個娃。侯亮上了四年級，總分居全班第三名，學校選為學習模範。侯晶也已3歲了。勝天在函授大學領到了畢業證書，局一中一級教師。豐勝1980年從張掖師專畢業，今年升為講師。萬勝1982年延安大學畢業留校，1987年提升為講師。爭勝1984年西北建築工程學院畢業，分配在西安熱工研究所工作，今年和碧蘭結了婚。豐勝家1986年添下個小子娃叫煒煒。四個媳婦秀春、李萍、小麗、碧蘭一個比一個好，村里人人稱讚。咱家六個娃，家家都買下了彩電，不出門就能看戲看電影。咱家已有好多高檔家具，有一台電冰櫃，一台洗衣機，一張席夢思床，九台收錄機，五套組合家具，六七套沙發，四台電風扇，九輛腳踏車，兩套煤氣灶，三個石英鐘……。人人穿的毛的呢的綢的緞的，天天吃的白面大米時菜肉油，經常的糖果糕點不斷，出門坐汽車火車，爭勝還坐過飛機，萬勝、江暉還坐過輪船。大多數人都去過北京、上海、蘭州、西安、南京、蘇州、杭州等大城名城。全家每年的工資收入超過了萬元。除我倆和西玲家是農村戶口外，全都成了商品糧。這一切的幸福，你卻沒有享受過一天，使我們十分遺憾。你如果能活到今天，那該是多么的高興，多么的幸福啊！
這些幸福生活，一方面是黨的政策好轉，一方面與你在世時對孩子們的教導有關。你的恩情你的教導我們要常記在心，永不忘記，永遠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