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資料
生平介紹
赫爾岑於1812年4月6日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個貴族地區家庭。在具有進步思想的家庭教師啟蒙教育下，從小就嚮往自由，憎恨專制制度。1825年俄國十二月黨人起義遭到鎮壓，對他影響很大。14歲的赫爾岑和摯友奧格遼夫在莫斯科城郊麻雀山上莊嚴宣誓，決心繼承十二月黨人的革命傳統，“替那些被處死刑的人報仇”。
1833年，赫爾岑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莫斯科大學，並獲碩士學位，但沙皇政府以“對社會極為危險的自由主義者”罪名逮捕了他。先後被流放到許多地方。流放生活使他親眼目睹沙皇官僚機構的腐敗和農奴制的殘酷，堅定了他反對封建專政和農奴制的革命立場。從1842——1847年，他發表了一系列哲學著作。列寧稱讚赫爾岑的哲學思想，“竟能達到最偉大的思想家的水平”。
1847年3月，赫爾岑攜家來到孕育革命風暴的法國。10月，他趕到爆發民族獨立運動的義大利。當他在羅馬聽到法國1848年2月革命訊息後，又日夜兼程趕回巴黎。他的革命活動招致反動勢力進一步迫害。法國政府搜捕他，沙皇政府不讓他回國。1849年他來到日內瓦，全家加入瑞士國籍。1852年他僑居倫敦，創辦《北極星》、《鐘聲》等革命刊物，刊物通過各種渠道傳入俄國，對俄國的革命運動起著很大的推動作用。這期間，他還寫成回憶錄《往事與隨想》，這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一顆明珠。
1870年1月21日赫爾岑病逝於巴黎。
赫爾岑（1812－1870）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個貴族家庭，早年深受於十二月黨人的影響。1829年進莫斯科大學學習，在校期間組織政治小組，宣傳空想社會主義思想。1834年被捕入獄，後又被流放。長達6年的流放生活使他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俄國社會，1842年回到莫斯科。40年代，赫爾岑撰寫了大量哲學論著和文學作品，很快成為俄國進步思想界的領袖人物之一。他的文學作品主要有：長篇小說《誰之罪？》（1846）、中篇小說《克魯波夫醫生》（1847）和《偷東西的喜鵲》(1848)等。1847年，赫爾岑離開俄國，長期僑居西歐。1848年歐洲革命的失敗曾使他一 度感到悲觀，但不久他又投入了反對俄國專制制度的鬥爭，在國外創辦了影響大的《北極星》叢刊和《鐘聲》報。晚年，他受到馬克思領導的第一國際的影響。 赫爾岑在國外完成了《往事與隨想》（1868），這是一部大型回憶錄式的作品。
《誰之罪》是赫爾岑的代表作。作者通過對三個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十分準確地概括出19世紀40年代俄國不同類型青年的精神面貌和悲劇命運，從而揭示了深刻的主題。
貴族青年別爾托夫是一個性格極為矛盾的人物。他稟賦良好；志向崇高，渴望擺脫庸俗的環境，找到新的生活目標。然而，在別爾托夫身上帶有貴族階級好逸惡勞的深深烙印，不切實際的教育又使他喪失了實際的生活能力。他與人民，與周圍的現實世界極為隔膜，因此他雖有滿腔熱情，但每每在黑暗的社會現實面前膽怯起來。在他面前始終只有無聊的生活和渺茫的前途：“以後到底還有什麼呢？不是只有灰色的暗影么？”顯然，別爾托夫與20至30年代的貴族知識分子“多餘人”有著血緣聯繫，他是奧涅金、畢巧林形象的發展，是俄國文學中又一個既不滿現實又無力補天的“聰明的廢物”。別爾托夫的遭遇集中反映了“多餘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探索、苦悶和悲劇命運。高爾基指出：“別爾托夫們太孤獨了，在處處跟他們作對的人生的泥窪里，他們無力掙扎……” 女主人公柳邦卡是作者塑造得頗為成功的藝術形象。柳邦卡的母親是農奴，因而柳邦卡在納格洛夫家處於十分痛苦和屈辱的地位，但這又使她與人民的生活接近起來。她對農民和農家子弟懷著真誠的好感，覺得他們遠比那些地主和官吏來得聰明和善良。柳邦卡不僅心地純沽，而且性格堅強，感情豐富，她始終以“非凡的力量”迫求著新的更完美的生活。儘管她一生坎坷，沒有得到趁真正的幸福，但是這種追求本身卻顯示出極大的精神力量。作為俄國文學中第一個像堅強有力、獨立自主的人那樣行事的女性，她的精神世界與不久以後出現的“新人”形象是相通的。
克魯采弗爾斯基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的形象。他善良、正直、溫順。他有自己的追求，也渴望幸福的生活。然而他過於軟弱，“不但不想與現實鬥爭，反而在它的壓力下退縮，他只求讓他安靜。”他的悲劇命運只能使人產生對他的同情，而缺乏激勵人們向上的力量。這個形象反映出作者對當時已經出現的平民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還缺少足夠的認識。
小說尖銳地提出了一個“誰之罪”的問題，即誰造成了這三個年輕人的悲劇命運？儘管作者沒有正面回答，但是通過小說卓越的藝術表現，問題的答案已經十分清楚地擺在了讀者的面前。小說用相當多的篇幅展示了人物活動的那個畸形的社會環境。在罪惡的農奴制社會中，下層人民遭蹂躪，被踐踏，而那些貴族老爺則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作者始終有意識地將納格洛夫之流和NN城官場的形象作為整個地主階級與專制機構的縮影來塑造。毫無疑問，這三個本來可以有所作為的年輕人正是這個黑暗的農奴制度和畸形社會的犧牲品。正是這個社會扼殺了所有稟賦良好、不甘墮落的人們，摧殘一切對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這是一幕家庭悲劇，更是一幕社會悲劇。同時作者也揭示了主人公在這場感情糾葛中表現出來的時代的和階級的局限。他們找不到從“狹小的個人關係的天地”，經過“寬闊的大門”，走向“另一個世界”的道路，因為只有在那裡人才能“敞開自己的心扉容納全人類的東西”。他們的局限就在於“不知道這座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