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1981年9月——1985年7月鄭州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學習1984年9月——1985年7月被送往北京廣播學院新聞學專業學習
1985年7月——今 鄭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任教
1998年7月——2000年7月在職攻讀新聞學碩士學位
2003年9月——2006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
2004年10月——2005年9月在美國紐約大學研修學習
1998年獲得河南省優秀教師
2002年入選河南省優秀中青年骨幹教師
2002年省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主持人
1998年入選“河南省優秀教師”,2002年入選“河南省優秀中青年骨幹教師”,2003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獲新聞學博士學位,2004年赴美國紐約大學作高級訪問學者一年,2006年入選河南省教育廳學術技術帶頭人,2007年12月14日,鄭州大學教師系列高級職務評審委員會經評審通過教授59人,賈士秋作為新聞傳播學唯一一人入選,排名第18位。
對其研究成果有著這樣的介紹:先後出版《廣播學論》、《新聞發布理論與實務(上、下卷)》等專著,主編國家“十一五規劃”教材《節目主持人通論》,參編《套用廣播學》、《中外廣播作品評析》和《廣播新聞與電視新聞》等國家級通用教材;獨立發表相關學術論文30篇,其中權威期刊、核心期刊總計15篇。但這些作品,都沒有出現在這個正高職稱評審表中。
造假風波
背景
2009年6月29日,有人在網上發表博文稱,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賈士秋在2006年正教授職稱評定中所提交的學術著作有造假嫌疑,並指出其高級職稱評審申報表中有諸多疑點。此博文一出立即引起廣泛關注。鄭州大學對此事高度關注,迅速成立了調查組展開調查。
博文的作者介紹,無意中看到一份2006年的鄭州大學教授職稱評審申報表,“在這個高級職稱評審表里”發現了許多“雷人”的信息。
疑點一
首先是申請人的年齡和身份證號碼不一致的問題。表格中,身份證號碼為4101026309×××××,按照舊版身份證的組成規律,第七、第八位數為出生年份,第九、第十位數字為出生月份,按常理推斷,賈士秋出生年月應為1963年9月,但申報表的“出生年月”一欄填寫的卻是1964年9月。
疑點二
其次,表格中的“任職以來發表出版的代表性著作”一欄中,填表人所填寫的是“《新聞發言人制度研究叢書》”,下面包括3本書,其中“《新聞發言人制度導論》”後註明的是“獨著”(華夏出版社出版)。
博文作者聲稱,曾致電華夏出版社總編室查詢,一位接電話的女士在該社資料庫中搜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導論》這本書,明確地答覆,資料庫中肯定沒有這本書。
後意外發現,與部落格文章中被指“無中生有”的專著《新聞發言人制度導論》,還有另外一人聲稱也是該書的作者,作者名叫孫聚成。孫聚成說,自己在中國人民大學求學時,賈士秋還是自己的師妹,彼此很熟悉。至於為什麼該書會成為別人申報表中的學術專著,而且是獨著,“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疑點三
博文還提示,申報人的其他學術成果也存在問題。
如論文《試論“寬頻”對傳播的影響》,該論文的作者卻是“付玉輝”,資料顯示,作者2003年投稿時,身份也是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此外,申報表中的《主持人心中當有法》一文涉嫌一稿多投,評審表中的刊物出處為1996年10月的《新聞戰線》 ,而與這篇論文幾乎完全雷同的論文在1996年9月的《聲屏世界》上也發表了。
博文作者還寫道,有知情人認為,現在有的大學老師,到了該評職稱的時候,苦於沒有著作,就找印刷廠,出高價印刷自己胡編亂造的“書”,這些書的印刷質量和正規出版物一樣,有書號,有出版社,反正只要是正規書有的,它都有。只是,這個書號往往是自己編造的,出版社一定是正規的。反正職稱評審時,只要給出兩三本樣書就可以了,那些評審委員也不去查這些書的真假。這樣,教授的職稱就可以到手了。而這些所謂的學術“著作”,永遠只有那么幾本,只有作者本人才有,只有在評審現場和科研成果登記時可以看到,之後,就完成使命,永遠消失了。
事件處理結果
經鄭州大學調查,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賈士秋在申報教授職稱過程中,提供虛假材料,屬於學術不端行為。根據教育部《關於嚴肅處理高等學校學術不端行為的通知》精神和學校有關規定,鄭州大學經研究,決定免去賈士秋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職務,解除教授聘任。
鄭州大學新聞發言人說,鄭州大學將以此為警示,進一步規範師生學術行為,進一步加強學術道德建設,弘揚優良學風,營造良好的學術文化氛圍。
相關評論
中國現在的學術界到底是怎么了?2009年5月份剛出了個“史上最牛碩士論文抄襲事件”,6月份廣州中醫藥大學校長徐志偉就被舉報其博士學位論文抄襲,而現在又有一個鐵證如山的學術造假事件擺在了我們的面前,學術造假真是一個接一個層出不窮,令人們的眼睛和心靈應接不暇。
這些被查處的人要么是碩士、博士等學生精英,要不是院長、教授等教師精英,這些所謂“精英”們一定知道做學問要堅守學術品格和良知,一定也不會承認學術道德沒有了。因此這種狀況下就不是學術道德喪失了,而是學術道德變形了,變成了人們不認識也不能接受的狀態。
在傳統知識分子那裡,一種從未斷絕的傳統學術道德精神賦予了學者們對學問的渴求和錚錚傲骨,人們常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脊樑,那么這根脊樑就必須堅硬和紮實。當我們的教授們如今開始忘記學者本應該堅持的學術道德,把學術道德變得淺薄、浮躁、扭曲,不停在 “跑場子”、“升位子”、“賺票子”間忙得不亦樂乎,我們的社會脊樑就可能染上“骨質疏鬆”的疾病,變得彎曲而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