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背景
早在19世紀中葉,當共產主義在歐洲還是個 “幽靈”的時候,就引起歐洲“各種反動勢力”的“神聖圍剿”。其原因一目了然,因為共產主義的歷史使命就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和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了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權,並以專政的力量剝奪了剝削階級的財產,消滅了資本家、地主和富農階級。十月革命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第一次成功的實踐。俄國共產黨人在取得政權以後,還力圖使俄國發生的革命烈火燒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並通過《告國際無產階級的宣言》,號召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為“在各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為蘇維埃在各國的勝利而堅決奮鬥”。從此,蘇維埃俄國成了世界革命的根據地,莫斯科成了世界革命的指揮部。十月革命的勝利引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恐慌和仇視。後者曾對蘇維埃俄國進行長達3年的武裝干涉,企圖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
蘇聯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下 建成的。蘇聯同資本主義世界互為“天敵”,雙方都把消滅和取代對方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這就是蘇聯同資本主義世界對抗的歷史淵源。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蘇聯主要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同資本主義世界進行抗爭的話,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則是以其膨脹起來的政治和軍事實力,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個領域,在地區和全球範圍內,展開激烈的角逐,爭奪優勢和霸權。
蘇聯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相對抗,時間長達近半個世紀,最後以蘇聯的失敗而告終。
理論基礎
對於蘇聯這樣意識形態色彩極重的國家,要理解它同資本主義世界對抗的內在動因,首先必須了解作為執政黨的蘇共相關的理論基礎。蘇共關於資本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關係的理論,包含的內容很多,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但是,這一理論體系的核心還是關於“時代”的理論和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長期以來,這兩大理論對蘇聯的對外政策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
關於“時代”的理論。“時代”這個概念在蘇共的政治辭典里占有特殊地位。它是指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具有一定特點的階段。蘇共認為,弄清所處時代的特徵,即弄清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對比、相互關係及其發展規律和趨勢,這是執政黨制定戰略和重大政策的依據。
按照蘇聯傳統的理論,十月革命標誌世界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列寧對“時代”的內容曾作過這樣的概括:“消滅資本主義和它的痕跡、實現共產主義的原則,構成現在已經開始的全世界 歷史新時代的內容”。列寧關於時代的觀點是建立在他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和世界革命形勢估計的基礎上的。當時,他對世界革命的形勢估計非常樂觀。1918年,他曾斷言,“西歐革命火焰的閃爍和爆發日益頻繁,這就使我們相信國際工人革命的勝利為期不遠了。”他還說,資本主義“現在不論它臨死時掙扎怎么兇狠殘暴,但是必然會很快地滅亡的。”1919年3月,他在共產國際成立的大會上進一步指出:“不僅在東歐各國,而且在西歐各國,不僅在戰敗國,而且在戰勝國(例如在英國),擁護蘇維埃的運動廣泛展開,這個運動無非是以建立無產階級民主為目的的運動,這個運動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走向共產主義的完全勝利的最大一步……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有保證的。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為期不遠了”。
後來,史達林把十月革命開創的新“時代”概括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到了赫魯雪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關於時代內容的界定就更加具體了。“現今時代是以人類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為主要內容的時代,是兩種對立的社會體系鬥爭、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帝國主義崩潰、殖民制度廢除、越來越多的民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全世界范 圍內取得勝利的時代。站在現今時代中心的是國際工人階級和它的主要成果——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可見,蘇聯歷代領導人關於時代的理論,儘管提法有時有所不同,但實質內容始終沒變。這就是:現在的時代是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資本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時代,是世界革命的時代。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是時代理論的具體化和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總危機”,是指資本主義危機不僅席捲資本主義的經濟領域,而且席捲了“國家制度、社會結構、政治、意識形態等資本主義關係的各個方面”。蘇共認為,世界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變化,這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資本主義總危機被劃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勝利為標誌。第二階段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歐洲、亞洲出現了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為標誌。20世紀50年代末,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瓦解,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尖銳化,這標誌資本主義總危機進入了第三階段。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概念最早是史達林於1927年提出的。這一理論從一開始就同革命和戰爭聯繫在一起。史達林對1929年開始的資本主義危機進行分析後指出,“第一,這就是說,資產階級在對內政策方面將從進一步法西斯化中尋找擺脫 現狀的出路……第二,這就是說,資產階級在對外政策方面將從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尋找出路。最後,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制止戰爭危險時,將從革命中尋找出路”。20世紀50年代初,在史達林指導下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給“資本主義總危機”下了這樣的定義:“資本主義總危機是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全面危機,其特徵是戰爭和革命,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和成長的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資本主義總危機包括資本主義的一切方面,既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這種危機的基礎,一方面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瓦解日益加劇,另一方面是已脫離資本主義的各國的經濟實力日益增長”。
幾十年來,蘇共一直堅持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直到1986年,即戈巴契夫開始改革後召開的蘇共二十七次代表大會,蘇共仍然沒有放棄這個武器。上世紀80年代,資本主義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弊端已經明顯暴露,蘇聯在同資本主義的競賽中已經處於越來越不利的地位。可是,蘇共仍然堅持認為,資本主義總危機在不斷加深,並且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相聯繫。“資本主義總危機是指用革命手段摧毀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從內部分崩離析,越來越多的環節紛紛脫離資本主義體系,以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展開鬥爭這樣一個時期。”可見,蘇共幾代領導人,“在資本主義總危機”這一重大理論問題上,是前後一致,一脈相承的。
總體評價
從以上的介紹中,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第一,蘇共關於“時代”的理論、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幾十年一貫制,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第二,蘇共關於“時代”的理論、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是推動世界革命的理論,是同資本主義世界對抗和最終“埋葬”資本主義的理論;第三,如果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上世紀50年代末,蘇聯關於“時代”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基本上符合世界現實的話,那么後來就越來越脫離世界的現實了,因為這時無論是世界資本主義,還是世界社會主義,還是第三世界,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蘇共關於“時代”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則完全變成了理想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東西了。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制定的對外政策,怎么能不出問題呢!蘇共領導儘管有時主觀上也希望緩和或避免同美國的對抗,減輕來自國外的壓力,以便集中精力和資源用於國內的建設,但是由於不能從教條主義理論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所以常常身不由己,走了幾步又退回到原地。真乃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