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爾夫生平：
1882年1月25日，維吉尼亞·伍爾芙出生在英國倫敦海德公園門22號。
1895年，她的母親去世，她遭遇第一次精神崩潰。
1905 年，她開始以寫作為職業。
1912年，她和雷納德·伍爾芙(Leonard Woolf)結婚，一位公務員/政治理論家。
1915年，她的第一部小說"The Voyage Out"出版。
1941年3月28日，她在自己的口袋裡裝滿了石頭，投河自殺。
《戴洛維夫人》+《時時刻刻》：
評價：
普遍認為伍爾夫是引導現代主義潮流的先鋒；她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同時她也是一位現代主義者。她大大地革新了英語語言。她在小說中嘗試意識流的寫作方法，試圖去描繪在人們心底里的潛意識。有人在一篇評論里講到她將英語“朝著光明的方向推進了一小步”。她在文學上的成就和創造性至今仍然產生很大的影響。
“吾意欲批判社會體制，並揭示出它是在怎樣運作的，在其處於最為劇烈動盪的關頭。”維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在創作《黛洛維夫人》(Mrs. Dalloway)時有關其創作意圖的這番發人深思的陳述，迄今為止一貫為文學評論家們所忽略，因為它突出反映了她諸多文學興趣中某一方面，而這一方面則與人們對“詩性”小說家(poetic novelist)所形成的傳統見解大相逕庭。所謂的“詩性”小說家，所關注的是審視想入非非和白日夢幻的諸般狀態，並致力於追尋個體意識的通幽曲徑。然則，費吉尼亞·伍爾夫不單是個詩性小說家，亦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realist)；不僅是了耽於夢幻的作家(visionary)，還是個諷刺作家(satirist)和社會批評家(social critic)文學評論家對伍爾夫的社會視野傲慢輕蔑(cavalier)的擯棄不屑，終將經不住推敲。
在其小說中，伍爾夫深深地被這樣一些問題所吸引：個人是如何被他們的社會環境所造就(或被弄得畸型變態)的，歷史的力量是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的，以及階級、財富和性別是如何有助於決定人們的命運的。她的絕大部分小說都植根於一個以現實主義手法營造的社會背景，並植根於精確無誤的歷史時代。
伍爾夫對社會的關注還不曾普遍地得到承認，這是因為她對藝術中的政治宣傳極為厭棄。她小說中對改革家的刻劃常帶有諷刺色彩，或不乏尖銳的批判意味。即使當伍爾夫從根本上贊同他們的事業時，她仍把那些急於和改革社會和揣著某個救世箴言或政改綱領的人們描繪成為狂自奠大的或虛偽不誠的，無從意識到他們的政治理想是如何滿足其自向原心理私慾的。她在《作家日記》(Writer's Diary)中寫道：“唯有藝術家才是誠實的人；而那些“社會改革家和慈善家，則打著熱愛其同類的幌子……隱藏著……不可告人的可恥慾念……”伍爾夫對在小說中進行她所謂的“道德說教”也深惡痛疾，並對D·H·勞倫斯(Lawrence)及其他人按此方法進行文學創作予以批判。
伍爾夫自己的社會批評是用觀察而非直接評論的語言來表達的，因為對她來說，小說是一種凝視觀照的(contemplative)的藝術，而非實用主義的藝術。她描述諸般現象，並提供材料，讓人們就社會問題形成評判。讀者的職責是將各種觀察連結起來，並力圖去領悟它們背後所隱含的那個連貫的觀點。作為一個道德家，伍爾夫以間接的手法進行創作，微妙地暗中毀損些被官方接受的道德觀念，進行諷刺、暗示、和質疑，而非宣揚、倡導、或充當見證。她的藝術是一種真正的諷刺作家的藝術。
伍爾夫的文學榜樣是那些敏銳的社會觀察家，如契訶夫(Chekhov)和喬叟(Chaucer)。正如她在《普通讀者》(The Common Reader)中所表述的那樣：“可以滿有把握地說，迄今為止還不曾因為喬叟說了什麼或寫了什麼而導致一項法律被制定出來，或高樓大廈被建造起來；然則，一旦我們閱讀他的作品，我們就會全身心地汲取道德影響。”象喬叟一樣，伍爾夫選擇了去理解和評判，去徹底了解社會。只有有了這一至關重要的決定才能創作出真正的藝術，而非論辨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