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貴族藥 據報導，首批國家藥價談判的5個品種分別為；治療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藥品，以及治療慢性B肝和多發性骨髓瘤的藥品；涉及的製藥企業分別為英國阿斯利康、瑞士羅氏製藥、浙江貝達、英國葛蘭素史克和美國新基製藥。
從1998年至今，中國已超過30次降藥價，卻始終難以撼動專利藥高高在上的身價，如何擠出專利藥、獨家藥的價格水分關乎藥價改革的成敗。而通過“國家談判”降低一些進口藥品的價格，是政府責任之所在，也是民眾和患者期盼之所在。
原因
全國青聯委員、全國青聯新聞出版界別副秘書長吳永強認為：專利藥、進口藥之所以在中國出現“天價”，可能有幾方面原因。
第一是特殊藥品或者專利藥品絕大多數屬於原始研發成本，研原藥的成本本身就比較高，周期長一般10到20年，還有開發成本，有的投入都需要數億美金。
第二，是不得不提到進入中國為什麼藥品又比較貴呢？與我們國家特殊的制度成本比較高有關係，一般進入中國市場即便是在國外已經有過臨床醫用，但是還要經過兩到三年或是更長時間的審批，審批周期長，加大了成本，自然也會轉嫁到藥價上。
第三，現行流通體制，像國內對進口藥的採購並不直接，還有中間商加價，甚至包括以藥養醫潛規則或潛制度現象。綜合導致進口藥和一些專利藥在國內出現天價，當然進口稅率也是重要原因。
解決方法
以市場許可換取藥品降價
從企業角度來看，這些藥企是非常希望能夠進入到醫保名單，付出低價但是獲得的是醫保身份，這樣就可以有一個非常穩定的銷量和市場。但是這種以市場許可換取藥品降價的做法，很可能讓企業看不到利潤的空間，既然錢不能賺到是不是就沒有更多壓力和動力去研製新藥，也存在著這樣一個矛盾。怎么判斷解決這樣的問題？
吳永強：如果單純以市場換取藥品降價來看，確實不太科學，作為生物鏈條上的藥企，它也是很重要的環節，為了生物鏈條整體良性發展，藥企毫無疑問要有生存基本保證和利潤空間，現在問題不是說它不能生存或者沒有利潤，而恰恰焦點是利潤過高，尤其是轉嫁到患者身上的負擔過重，這才是核心和關鍵。提出這種矛盾的觀點的論述，多多少少有點偷換概念。
國內藥企如何跟跨國公司進行正面PK
“天價藥”，大多數是由跨國的製藥公司來研發製造出來並且進入到國內的市場，之前他們也是處在一個非常優勢的地位，具有很大的話語權，現在市場規則重新建立有了更多的新的市場機會，對於國內的藥企而言，應該在哪些方面發發力，去跟跨國公司進行正面的PK呢？
吳永強：當前對於藥企是一個新舊規則轉換交替的特殊歷史點，對於國內藥企，也預示著更大機會，一是要紮根於龐大的國內的市場需求，二是要衝進國內藥企科研水準的升級換代。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在激烈的競爭當中，該死的早就死掉了，能活下來的有望再上一個台階。
未來降價趨勢
貴族藥 吳永強：引入醫改價格談判對擠出水分有作用和有效果，但是從短期內來看的話，作用和效果還很有限，一個是進入醫保價格談判的藥品種類並不算太多，還處於試點階段。再一個就是相關的機制、制度沒有完全理順，會有一些制約的效果，但是貴族藥降價應該是大勢所趨。
經濟之聲：可能價格談判的機制還沒有理順，未來如果想讓通道通暢的話，哪些事情還是需要我們來做的？
吳永強：比如以試點作為突破口進而延伸到其他藥品產品線上，可以先從患者需求最為迫切，當下推進難度又最小的藥品類入手來逐步進行擴大，這些過程中需要破解的難點，比如讓藥價高起的關聯利益方的阻撓和制約。
各界觀點
雖然“貴族藥”價格已是非降不可，但有醫藥專家警示，價格談判模式意圖很好，但在操作中千萬不能給腐敗留下空子。行業中早有前車之鑑，國家發改委的30多次降價、衛生行政部門的十多年招標非但沒有能夠解決藥價虛高的問題，反而導致了權力尋租。國家發改委價格司的“人去樓空”、省級藥品招標機構的窩案也都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於明德則認為，不買東西的人沒有立場和賣東西的人進行討價還價。在藥品定價過程中，政府應該起到監督員的作用，而不應直接參與價格談判。一位業內分析師也認為，國家衛計委等政府機構從來都不是藥品的採購者和付款者，卻要搞獨家藥、專利藥的集中採購價格談判，名為“建立國家藥品價格談判機制”，但有濫用行政權力干預藥品價格之嫌，稍有不慎，更可能滋生腐敗。
不少業內人士建議，價格談判機構是否放在國家衛計委下面還應深入探討，按照常理來說，價格談判機構應該代表付費方與藥企周旋，也就是說，醫療保險部門牽頭更為合適。另外，在價格談判後應允許“二次議價”，且允許醫院獲取降低藥品採購價的收益，使醫療機構的藥品採購和零售藥店一樣，回歸為正常的“藥品採購價格越低，獲利越多”，激發醫院參與砍價的積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