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謝名苞1950年9歲時跟隨伯父謝良（炮兵副政委，少將）去河北石家莊國小念書。1956年考入北京101中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61年中學畢業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同年9月參加工作，196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6年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自動控制系畢業後分配至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機械工業部。1967年入黑龍江省齊齊哈爾車具廠當技術員，後調入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哈工程），任過教師，系副總支書記。1974年曆任國家第八機械工業部科技局幹部、副處長、中國軍委炮兵裝備技術研究所研究員、研究室副主任、國家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計畫部副處長、處長、副局長、總工程師。1990年後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綜合計畫部局長、副部長、部長（正軍級）。1995年起任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2005年受聘為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在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空間材料與環境工程實驗室共同開展有關電子材料的空間環境效應評價技術研究工作，並培養材料學科博士研究生。現為探月工程顧問。
主要業績
長期以來一直從事大型系統工程的科研和管理工作，撰寫了《論中國載人航天今後十年的任務》、《我國載人航天工程的技術進步和中國特色》、《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專項管理》等論文。參與了863高技術計畫的論證、管理和載人航天工程初期論證、組織工作，是我國載人航天工程四次無人飛行實驗和“神舟”五號載人飛行任務的具體組織領導者之一。2003年10月6日6時23分，隨著“神舟”飛船在內蒙古預定地區平穩著陸，中華民族幾千年的飛天夢一朝成真，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獨立將航天員送上太空的國家。
獲得榮譽
1989年至2004年期間曾獲軍隊科技進步特別獎、中國航天基金榮譽獎，國防科工委科技進步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總裝部2003年度創新貢獻獎等榮譽稱號。
授銜時間
1997年8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
相關信息
新一代將軍
“將軍縣”的新一代將軍
——訪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原主任謝名苞將軍
人民網 2008年09月09日康家林 來源：老友雜誌
謝名苞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從聞名全國的“將軍縣”——江西興國縣走出來的並為我國載人航天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第一位新一代正軍職將軍。
他於1966年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長期從事國防科技工業的科研和管理工作，是大型系統工程的管理專家。曾任原國防科工委計畫局總工程師、局長，計畫部副部長，參與了我國國防科技工業多個大型項目的論證、立項和管理工作。
從1999年開始，他專項從事我國載人航天工程管理，擔任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是我國第一次至第五次載人航天飛行任務的主要領導者、組織者之一。現在擔任我國探月工程顧問。
不久前，記者在北京大屯路將軍家裡訪問了他。
“父輩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謝名苞於1942年8月出生於江西省興國縣長岡鄉塘石村。興國縣的新中國開國將軍便有56位，是名副其實的“將軍縣”。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興國縣是聞名的紅色模範根據地。毛澤東同志曾讚揚說：“興國的同志們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們稱讚他們為模範工作者。”“長岡鄉青年壯年男子百個人中有八十個當紅軍去了……其他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1934年紅軍長征時，全縣有3萬青壯年參加了長征隊伍。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活著回到家鄉的只不過300人。
謝名苞將軍說：“革命戰爭年代，興國縣革命與反對革命的鬥爭十分尖銳。我的父輩同大多數家鄉人一樣，投入了革命，作出了犧牲。”
謝名苞的父親共有兄弟3人，除老三因年紀小外，老大和老二均隨紅軍長征了。老二謝毓漳在長征途中負傷後犧牲。老大謝良是塘石村參加長征的100多人中唯一的倖存者，也是興國縣56位開國將軍之一。
謝將軍說：“我從懂事開始，便常聽大人們講紅軍革命鬥爭故事，喜歡聽他們國山歌。革命根據地的生活很苦，吃紅薯米飯，喝南瓜湯，但很充實。父輩的革命事跡和高尚精神對我起到了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謝名苞的親生父親是老三。1949年全國解放後，大伯謝良便把名苞接到自己身邊，把他撫育成人。他也把大伯當成自己的親生父親。
謝良曾任平原省（現為河南省）軍區副政委、第二高級步校政委、中央軍委炮兵副政委等職，1991年在北京去世。
謝名苞在興國長岡鄉老家上過半年國小後，隨謝良在新鄉、石家莊、宣化和北京等地上國小和中學。由於受家鄉和家庭的革命傳統的薰陶，他一直嚴格要求自己，思想品德好，學習成績優秀。在北京市第四十七中學畢業時，以學校唯一的北京市中學金質獎章獲得者的身份，被保送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他在大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66年從哈軍工畢業後，40年來一直長期從事國防科技工業的科研和管理工作。
全身心投入，為載人航天工程貢獻力量謝名苞將軍是1999年1月4日受命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的。他面對的是我國航天史上40年來規模最大、系統組成最複雜、技術難度最高的跨世紀工程。這個巨型系統工程當時正處於最艱難的轉折時期。謝將軍領導的這一專項辦公室承擔工程總體的技術工作，負責對下屬航天員、飛船、火箭、發射場及回收等7大系統的組織和技術協調；協調著直接承擔任務的110個研究院、所及工廠、基地的同步運行，以及分布在全國的航空、船舶、兵器、電子等領域的3000多個單位協作配套和保障任務。
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高度重視載人航天工程。江澤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指出：載人航天是個大事，要下決心搞，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上都有意義，是綜合國力的標誌。胡錦濤總書記強調，“神舟”5號飛船發射成功，是我們偉大祖國的榮耀。全國各族人民和海外僑胞都對這一能實現中華民族千年飛天夢和長國家、民族志氣的工程寄予厚望。
談到這些，記者看到謝將軍臉上深沉、凝重的表情。他說：“我明白，這個工程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我們沒有退路。我知道肩上的擔子有多重。我常常感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工作不敢有半點懈怠。”
謝名苞將軍特彆強調說：“從擔任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起，我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白天黑夜想的就是要做好中國載人航天事業這件事。”
我國第一次發射宇航飛船是1999年11月25日。在此之前的7月至8月，必須把火箭、飛船等裝備運進發射場。這些裝備是用火車以一級專列的最高規格經3天2夜運進場地的。
謝將軍說：“我們申請的是二級專列，公安部審查時，提為一級專列。一級專列主要是指對重要物資、重要裝備而言，其保護保衛規格特別高，非常嚴格；但對乘坐人員來說，並沒有客運列車那么好。在7月至8月的大伏天裡，火車車廂里也沒有空調設備，沒有舒服的臥鋪。”
7月中旬，正是天氣最熱的時候。專列經過武威、張掖等地的時候，氣溫高達45攝氏度以上。謝名苞將軍和有關係統的總指揮們、總工程師們也隨裝備坐在列車上。儘管酷暑難當，但無論白天或夜晚，除了很少的休息時間外，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組織工程技術人員“雙想”。所謂“雙想”，就是各級工程師出題，“回想”以前的技術工作中有什麼問題，有哪些值得今後借鑑；“構想”下一步工作中可能會出現什麼問題，出現了的話，怎么解決，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烈、非常認真。3天2夜的高溫列車生活，他們就是這樣度過的。
一位正軍職將軍乘坐這樣的列車隨設備進發射場，這在以往是少有的。而謝名苞將軍卻在一個月內連續乘坐了兩次。他說：“這把我和普通技術人員的距離拉近了。我經常能聽到工作在第一線的普通技術人員真切的感受和對技術問題、組織問題的意見。這是我覺得‘踏實’的所在。”
謝將軍說：“我們的集體有很強的凝聚力。大家緊張而又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工作是非常有序而又是高效率的。幾萬人參加的這一工作的精確度，是按天計算的。這在我幾十年的工作經歷中，以往是沒有碰到過的。”他說，發射載人飛船，我們做的是“萬人一桿槍”的工作，要求全體參研參試人員要“萬人方隊一個步”，“萬人樂隊一個音”。第一艘載人飛船（即“神舟”5號）的準備和飛行任務就是這樣進行的。
2003年1月5日下午7時，我國發射的第4艘無人飛船成功回收。他們連半天休息都沒有安排，次日（即6日）上午9時，謝名苞將軍立即召開載人航天工程7大系統的總指揮、總工程師們開會，分析研究“神舟”5號，即我國第一艘載人飛船的研製計畫和飛行任務的安排。大家從我們的隊伍情況、技術工作、氣候條件等方面進行了認真討論，認為可於2003年10月中旬發射第一艘載人飛船。於是，大總體和各系統按這一要求分解自己的工作，安排進度計畫、協同關係、做出網路圖，精確到天，並迅速全部部署到位。謝將軍說：“8月中下旬檢查工作時，我們看到，不但航天員的準備、火箭飛船研製，就是發射場、飛船著陸場和航天員的陸上、海上救援工作，都是驚人精確地按大總體要求進行的。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時整，我國第一艘載人飛船按時發射成功。第二天的回收，只和預定時間差了幾分鐘。”
我國載人航天工程飛行任務5次圓滿成功後，全國上下一片歡騰。國內媒體大量詳細報導，人民民眾像過盛大節日一樣興高采烈。國外輿論一片震驚，各國政要和科技界人士紛紛來電祝賀。人們認為，這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實施11年來最具標誌性的重大成果，是我國航天史、科技史乃至現代化建設史上一座新的重大里程碑。它向世界表明：中國人可以克服各種困難，掌握高新技術，組織進行高難度工程，創造出人間奇蹟。中央領導同志十分滿意從事載人航天工程工作的這支隊伍。江澤民同志稱讚這支隊伍“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並把這歸結為“載人航天精神”。這對謝名苞將軍和他的同事們是莫大的鼓舞。
謝將軍對我國的載人航天事業進行了認真的總結。他撰寫了《論中國載人航天今後十年的任務》、《我國載人航天工程的技術進步和中國特色》、《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專項管理》等論文。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
謝名苞記者：謝主任出生在革命老區。
謝：我的家鄉是最早的革命根據地，江西興國縣，是革命老區的模範縣。大革命時期的三十年代，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當時全縣26萬人口中，約有8萬人參加革命工作，跟隨紅軍長征的大約有3萬多人，在建國初期活著回來的只有300多人，90%以上的人都留在了長征的路上。在新建的烈士陵園中刻著2萬3千多人的姓名，有些人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我父親負重傷走過了長征，他是一名在戰鬥中成長起來的將軍，我們算是革命的第二代吧。
記者：一個家庭出兩位將軍，在你們哪裡不多吧？
謝：在我們老家，像這樣一個家庭出兩名將軍的也只有一個，這被家鄉人看成是一種驕傲。我自己從小就喜歡軍人，上的也是軍校。
記者：那時候可能沒想到今天會搞轟轟烈烈的載人航天工程。
謝：沒想到。我畢業時本來被分配去搞戰術飛彈的科研工作，結果因為正趕上文化大革命，分配命令被取消了。那時候社會思想非常混亂，學校也都亂了，我們都留在學校參加文革。到1968年又下工廠鍛鍊，我被分配到齊齊哈爾的一個造馬車的車具廠去了。
記者：這么說謝主任在造飛船之前還有一段造馬車的歷史。
謝：馬車也沒造成，到那裡燒鍋爐燒了兩年多。
記者：畢業四、五年時間，您學的專業都一直荒廢著。
謝：對。大概是到了1970年底，我才又被調回學校。當時哈爾濱軍工學院的一個系，組建了船舶工程學院，我調去那裡在飛彈系當教師。其實那時文革還沒完，反回潮，根本搞不了什麼教學，大量的時間浪費著。一些有事業心的教師組織起來，想辦法搞科研。通過千方百計的努力，承接了一個空對艦飛彈的任務，我參加飛彈控制系統研製。大家就那樣一邊接受反回潮的批判，一邊教學，一邊搞科研試驗。
記者：那時候能夠集中精力搞一項科研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謝：有這樣的機會很難得。因為文革期間耽誤了很多時間，任務爭取來不容易，我們都很珍惜，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想儘快搞出一點成就來。一直到1977年，我們國家組建了八機部，我被調到八機部科研局搞科研管理去了。
記者：不再做技術研究了。
謝：我還是非常願意搞技術工作的。在我剛畢業的時候，我的導師就叮囑我說，一定要搞技術搞到底，肯定會有成就，千萬不要去搞管理，那樣就可惜了。結果還是搞管理了。
記者：他可能沒想到您在這方面也是專家。
謝：當時因為很缺乏管理方面的人，上面就找我來談話，讓我去搞科研管理，說現在在我們國家，搞好科研管理比科研本身還重要。沒想到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到技術崗位上。
記者：863計畫啟動的時候您在乾什麼？
謝：我當時是國防科工委計畫局局長，參與863計畫的啟動工作。國防科研重大項目的啟動都是由計畫局安排，因此，那時的重大國防科研試驗立項，我基本都參與了。863計畫不同於別的科研項目，這是一項規模很大的探索性工程，分為七大領域，其中的一個領域就是航天計畫領域。載人航天的初期探索是863計畫航天領域的一個項目。
記者：這么大的工程，計畫安排從何著手呢？
謝：863計畫一開始與國家科委一起，先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調研，優選題目。然後召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來討論、研究，做概念性論證聚焦課題。這是最初期的工作，往後再召集航天、航空、兵器、艦船、電子、科學院等部門深入討論，跟國家財政、計委等綜合部門組成的協調組，確定經費，將課題和經費再全部交給專家委員會管理。863計畫實行專家直接管理的方式。新的項目，新的管理模式，參加的單位又非常多，困難是很多的。
記者：參載入人航天工程的協作單位大概有多少？
謝：我們大概統計了一下，參加直接工作的主要單位，像航天集團、科學院、信息產業部、電子科技集團的廠所及院校等單位大約有110多個。協作配套的單位約有3000多家。
記者：從1999年開始，您就專門負責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這么多協作單位，要策劃、組織好，一定有很多困難。
謝：1999年，我到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接手這項工作，我感到同過去的工作有很大的區別，就是載人航天工程是一項有許多特殊要求的工程，實行專項管理模式。面對具體問題，工程中每個細節的質量和對技術問題解決的徹底程度遠比一般工程要求高得多，面對眾多協作單位，要求各方面配合、協調遠比一般工程細膩得多。一開始我們就注意到了這個特點，並為之花費了巨大精力，可能正是因為這樣，工程才會進行得這么順利，工程的各個環節才會銜接的這么好。
記者：接手管理這項龐大而又複雜的工程，可能有的地方照顧不到，就會引起致命的問題，您有沒有很擔心？
謝：一開始沒考慮那么多。但是我剛到任就碰到了一個難題，那是執行神舟一號飛船發射的時候。我當時是跟著飛船專列一起進發射場的，同技術人員交談中了解到，因為時間緊，一些飛行軟體、測試軟體實際上還沒有按要求完成，沒落焊就進場了，到發射場再做試驗來完善。我當時心裡不踏實，就問，以前發射衛星時軟體要求到什麼程度才能夠進場？技術人員說，以前發射衛星，都是軟體落焊之後，還要做好多次模擬飛行試驗，沒問題才可以進場，還從來沒有軟體不落焊就進場的情況。我聽了後就更擔心了。這種不按程式的做法，雖然是客觀因素造成的，也是在冒險，發射場的工作流程已經排定了，但是飛船軟體還沒有最後敲定。
記者：後期測試只能拿到發射場來做。
謝：是的。我當時跟飛船系統的領導、跟技術人員談這個問題，這樣做技術上有沒有把握？他們覺得進場前做試驗的時候也很嚴格，走下來應該沒什麼問題。所以神舟一號就這樣提心弔膽地走下來了。實際上那時候大家對軟體工程化的工作還沒有引起特別的重視。我們的軟體是在經過了兩次飛行試驗之後，才真正高度重視起來，強調軟體工程化，走上了一條正規化道路。
記者：現在大家的質量意識非常強。
謝：質量問題對工程非常關鍵。對質量有了把握，對軟體有了把握，對整個工程才會有把握。對載人航天的質量意識，我們是在工程的進展中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這確實是個非常艱難的過程。有一次在發射場，一崗人員檢查插座的時候，發現火箭一個插座的插針目視看上去粗細不均。問題被提出以後，火箭總設計師劉竹生同志立即趕到現場，一看確實如此，目視插針有粗有細。我聽到這個訊息感到納悶，我們從試驗室到工廠測試再到發射場，經過了好幾道測試、檢驗，怎么都沒有發現？
記者：一般大家的注意力可能都不在插針的粗細上，只要導通沒問題就可以。
謝：誰也沒想到插針會在粗細上出差錯。後來經過驗證表明，插針的直徑都是一樣的，沒有問題，而是插針的針尖兒有的是尖頭，有的是圓頭，尖頭看上去細，圓頭的看上去粗，造成了視覺上的誤差。
記者：這應該無關緊要。
謝：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窮追不捨，一直追查到生產廠家，要求廠家追查生產記錄。廠家查過後，說該插座安裝的是同一批次棒料生產的插針，經檢驗直徑沒有問題。但端面為什麼不一樣？生產記錄上找不到原因。又檢查生產工藝流程，才發現生產工藝對插針端面的加工沒有做明確規定，工人們根據自己的習慣，有的加工成圓形，有的加工成尖形。而裝配是混裝。
記者：但是我們卻為這一個小小的視覺誤差，一直追查到生產廠家的生產記錄、操作工藝和生產工藝。
謝：從總師、領導到操作人員，上上下下都很重視，把問題解決徹底。廠家也很重視，對生產工藝做了修改，對端面加工方法做了明文規定。從中可以看出，即使是一個小小的問題，大家都非常重視，徹底解決，這就是我們的質量保障。
記者：以前的衛星工程中可能很少這樣。
謝：載人航天工程所形成的質量意識和質量控質，確實是過去不能夠相提並論的。發射神舟一號飛船的時候發現了很多問題。好多問題都是出自按以前的習慣工作，不很嚴格，對載人航天的質量要求認識不夠。為此，我們吃過虧，付出過很大的代價。神舟三號飛船剛進場不久，發現一個插座個別點有不導通的現象，深入追查引發了更大的事情，飛船上七十多個同型號的插座都得更換。飛船上操作本來就很麻煩，儀器很多，船艙里布滿了導線。七十多個插座一個個換下來，比重新生產都費勁。那次我們下了很大的決心，推遲發射，徹底解決。試驗隊剛剛進場又撤場了。
記者：那次撤場可能對整個試驗隊伍來說，是一次很大的震撼。
謝：一開始試驗隊都不想撤，有人來找我，說這個問題在發射場就可以解決，用不著回到北京去。當時大家壓力很大，有的同志甚至哭了。這對技術人員來說是很難的，進場前做了大量的工作，費了很大的功夫，千辛萬苦生產出來的產品，結果發生了這樣的事。說實話，搞了幾十年衛星，還從來沒有撤過場，有什麼問題都在發射場解決。單單碰到飛船，發生了這樣的事。
記者：這個問題在發射場到底能不能就解決？
謝：也可以，但是不徹底。當時有一條退路，就是這些插座的信號點都是雙點雙線備份，有個別的點不導通，備份點是通的，簡單的導通測試發現不了，信號也是通的。但我們覺得這個問題對嚴格質量管理很有代表性。我們一貫的原則是飛船不帶問題上天，如果這一次姑息，可能以後的質量關也很難把得住，還會出現類似的、甚至是更嚴重的問題。
記者：有點兒懲一儆百的意思。
謝：一次整頓，終生受益。召開撤場動員大會時，大家很難過。我在會上對大家講，這次回去是退一步，進兩步，不但對神舟三號，對以後的航天發射都會成為一個轉折點，三個月後我們再回來時，大家就能體會到為什麼要下決心撤場了。
記者：其實回北京也不光是為了解決插座這個具體問題。
謝：是想借這次機會，對整個隊伍的思想、產品質量意識都做一次徹底的整頓，樹立對載人航天工程的質量觀念。那次回去後對所有接外掛程式、產品，包括火箭在內，都做了一次徹底的複查，又發現和解決了許多問題，說明我們那時的質量關還把得不嚴。
記者：後來大家都很贊成那次撤場。
謝：後來再進場，直到兩個月後發射，非常順利，過程中基本沒再出現什麼問題。那次以後，大家形成了一個一致的看法：即便是飛船這樣難度大、結構複雜的產品，只要把住每一道關口，也可以杜絕發生質量問題。成功要由質量來保證。這件事對飛船系統的震動非常大，撤場回去以後他們採取了一項措施，把全院的工資下調了10%，搞載人航天的人員工資下調15%，讓大家都意識到，質量控制不嚴，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記者：載人航天工程的確跟其他工程有很大的不同。經歷了這幾次發射，您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謝：是我們的隊伍。我們鍛鍊出了一批非常優秀的科技人員和科技管理人員，形成了一支非常好的科技隊伍。我接觸了很多單位和人員，感到從研製、生產、試驗到發射，各系統總指揮、總師、各崗位工作人員都非常盡心盡力，責任心非常強，協同精神非常好。
記者：大家的合作關係非常好。
謝：各單位、研究院、所和基地，各試驗隊，經過這幾次實戰的磨合之後，大家的合作非常好。我覺得這一點特別可貴，形成了一個搞載人航天事業的大集體。神舟一號發射成功以後，有人就說這種協作關係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後來的幾次飛行試驗是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成熟。有什麼問題，不需要說啥，都是一起來解決，很快。在發射場是這樣，在試驗室也是這樣，不管是多么大的問題，同舟共濟；多么小的問題，也都會很認真、徹底地去解決。
記者：載人航天工程進行到今天這一步，無論人才隊伍、產品質量、操作指揮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可以說一切都走得很順了。您覺得現在最放心不下的是什麼？
謝：從技術上講，我最擔心的是火箭逃逸裝置，這是保證航天員安全的一個重要環節，總覺得還沒有完全落底。對於無人飛行來講，我們強調不能誤逃；對於載人飛行來講，既不能誤逃，也不能漏逃。逃與不逃，這兩種狀態其實是互相矛盾的。因為種種技術條件，電磁環境，還要考慮防止誤信號的干擾等等，到底怎么確定逃逸門限才算合適，是一件令人寢食難安的事情。逃了，航天員固然可能得救，對整個工程仍是失敗；但如果該逃的時候沒有逃，那是不成功上的不成功。
記者：這個問題可能一直會伴隨載人航天工程，成功與否的定論只能在飛船落地以後。
謝：是這樣。我們花很大力氣搞了這個逃逸裝置，逃錯了是一大敗筆。不能不特別重視，花大力氣，工程實際實施中又不能真的讓它啟動。目前都只是地面仿真，就做過一次零高度逃逸試驗。
記者：我國目前搞載人航天的水平與國外相比，有多大的差距？將來的發展如何？
謝：比起美國、俄羅斯，我國還是有很大的差距。人家60年代就上人了，我們九十年代才真正開始搞；人家現在已經建設大空間站，我們才準備上人，所以差距還是挺大的。不過我們現在的飛船功能很完善，不是他們初期的所能相比的；運載技術可以同他們相抗衡。我們的國家現在是一個辦事業非常好的年代，我想再過十年，也許用不了十年時間，中國的空間實驗室就能夠上天。到那時，在載人航天方面，我們就有能力跟他們平等對話，中國的航天事業一定會掀起一個新的高潮，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來源：光明日報
航天將軍
謝名苞在中國的航天事業中，從“兩彈一星”到“神舟”系列飛船，都凝聚著哈軍工畢業生的智慧和心血，儘管哈軍工只培養出了13期畢業生，但卻為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中國的航天科技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畢業於哈軍工的謝名苞少將就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神舟”系列飛船研製、飛行任務的主要領導、組織者之一——原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現探月工程顧問。
謝名苞是前解放軍炮兵副政委謝良的兒子，他的妻子王思紅是前黑龍江省委老書記王一倫的長女，他們都是哈軍工61級飛彈工程系自動控制專業的畢業生。
謝名苞告訴本報記者，從哈軍工畢業已經40年了，在自己這40年的經歷中，從具體的科研工作，到巨觀的管理工作，所取得的成績和成功都是與哈軍工密不可分的，是哈軍工給了他知識，是哈軍工教他怎樣做人，是哈軍工教他怎樣努力工作，勇敢面對一切困難，可以說，哈軍工的教育是他一生受用不盡的財富。
謝名苞告訴本報記者，他曾先後在原國防科工委計畫局任總工程師、計畫局局長、計畫部副部長，他組織和參與了諸多重大國防科技工業項目的立項、論證和管理工作。1999年，他又被調到載人航天辦公室任主任，專門負責載人航天工程的管理工作。他說，雖然他從1992年載人航天工程起始階段就參與了論證立項，但1999年對他來說，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轉折，因為，載人航天工程是中國航天事業40年歷史中規模最大、系統組成最複雜、技術難度最高的跨世紀工程，同時，又是政治影響很大、顯示綜合國力的項目，可以說這是個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項目，對管理者謝名苞來說，既要負責巨觀管理，又要負責具體的微觀管理。他說：“我知道自己肩上的擔子有多重。載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統，直接承擔任務的有110個研究院所、高校、基地，配套單位3000多個，幾萬人參加，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既要負責工程總體技術計畫工作，又要負責各系統、各部門、各單位的協作，壓力很大。”
謝名苞的父親謝良將軍是軍中有名的獨腿將軍，他15歲就參加了紅軍，1934年同二弟一起離開家鄉江西省興國縣參加長征，身經百戰，負過重傷，三過雪山和草地。1950年回到家鄉時，他是全村100多名參加長征的人中唯一的倖存者。興國縣是名副其實的將軍縣，開國將軍就有56位，但犧牲也是巨大的，當年全縣有3萬多青壯年參加紅軍長征，到全國解放時，倖存下來的只有300人。
謝名苞是1961年從北京市第47中保送到哈軍工的，他在中學時學習成績很優秀，是北京市中學生金質獎章獲得者。他告訴本報記者，能進哈軍工學習是他最強烈的願望。當時，哈軍工是先於北大、清華來各中學挑選優秀中學生的，那時，能進入哈軍工是非常驕傲和神氣的事。
謝名苞說，在哈軍工的5年學習生活，列隊、出操、上課、就寢都要按照嚴格的紀律，緊張有序，保密要求也很嚴，每天下課，書本都要交回保密室，第二天上課時再領。謝名苞說：“在哈軍工學習氣氛非常濃，同學間相互鼓勵，不辜負這份榮譽。在哈軍工5年，我除了寒暑假回家，從學校到火車站，再從火車站到學校，剩下的時間幾乎就沒出過哈軍工校門。”
謝名苞告訴本報記者，他和妻子王思紅是同班同學，王思紅是哈三中畢業的，她的父親是前黑龍江省委書記王一倫。王一倫從求學時代就參加了革命，“九·一八”後作為東北大學學生流亡到北京後，領導了東北大學的“一二·九”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奔赴延安，轉戰太行山。抗戰勝利後，被黨派回東北領導土地改革，建立遼東根據地。1949年到哈爾濱後，王一倫曾先後任哈爾濱市市長、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黑龍江省委書記。“文革”爆發後被打倒和囚禁，直到1972年才恢復領導工作。
謝名苞說，在校讀書時，他和王思紅並沒有談戀愛，那時學校要求兩不準：不準戀愛，不準結婚。那時真是一心讀書。1966年，謝名苞和王思紅均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謝名苞被分配到北京航天部二院第二設計部，併到上海實習。王思紅則分配到上海航天局八院。他們實習還沒結束，“文革”就爆發了。謝名苞的父親謝良和王思紅的父親王一倫均被打倒，他們也受到牽連，被取消了分配，又回到了哈軍工，繼續在“文革”中受“考驗”。
謝名苞說，他們戀愛是在1968年經過學員隊長的牽線。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們終於被分配了工作。謝名苞被分配到齊齊哈爾車具廠——一家生產馬車的工廠，在那裡燒了一年多鍋爐，生產馬車輪子。王思紅則分配到龍江縣電機廠，後又到鋼鐵廠做技術員。1970年，哈軍工分拆南遷，留守的海軍系建立了船舶工程學院，他們被調回學院飛彈系當教師。謝名苞說：“雖然‘文革’期間亂了一段時間，但由於在哈軍工打下了深厚的知識基礎，我們的學業並沒有荒廢。”
1977年，國家組建第八機械工業總局，謝名苞夫婦被調回北京。1988年，北京市籌建全國第一個新技術開發試驗區即中關村開發區，招聘開發區副主任，當時已任航天部信息處處長的王思紅放棄了鐵飯碗應聘到了這個職位。後來，她創建了試驗區的信息產業基地——實創公司，擔任第一任總經理，而後又成為中關村新技術試驗區主任，退休前是北京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由於工作努力，開拓創新，在各個崗位上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績，她曾兩次榮獲航天部科技進步獎、國家科技部火炬工作先進個人獎，中國火炬計畫十年優秀工作者和“拓荒牛”榮譽稱號及“三八紅旗手”稱號。
回想起從哈軍工開始走過的路，謝名苞說，努力學習，努力奮鬥，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做事先做人，報效國家，是他們一生的追求。謝名苞回憶說：“1966年畢業分配時，同學們都爭先報名到邊疆、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那時是分到了邊疆的高興，分到了北京、上海的有思想情緒。那時絕對不是做樣子，喊口號，真是一腔熱血，一片赤誠之心。我想這都是哈軍工教育的結果。哈軍工嚴格的教育不僅讓我們學到了知識，更學會了怎樣誠實地做人。這種思想基礎在我們40年的工作中始終起主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