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作者：李斯（秦朝）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昔繆公求士，西取由餘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縱，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諫逐客書"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而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瓮叩缶、彈箏搏髀①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瓮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②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譯文
臣下我聽說，官吏們議論要趕走在秦做官的外鄉人，我私下裡思忖，這未免過份了。
從前秦穆公尋找有才能的人，西面在戎地找到由餘，東面在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得到蹇叔，從晉得到丕豹、公孫支。這五位賢才，都不出生於秦地，而秦穆公用他們，併兼西面許多個小國，稱霸西戎。秦孝公用商鞅變法，移風易俗，人民豐衣足食，國力增強，百姓樂意為國效力，諸侯親善順服，擊敗楚、魏的軍隊，取得千里土地，至今牢固統治。秦惠王用魏人張儀之計，占領三川之地（今河南洛陽市一帶），西面併吞巴蜀，北面得到魏的上郡（今陝西北部和寧夏、內蒙古部分土地），南面得到楚的漢中（今陝西漢中一帶），包羅當時散居在楚國西北部的許多小附庸國及部族，控制楚國的都城心臟之地，東面占據成皐（今河南滎陽縣境內，又名虎牢關）險要，割據三川、漢中肥沃的土地，於是打破了六國的抗秦聯盟，使六國西向聽命於秦，此功一直延續到如今。秦昭王得到魏人范雎，廢掉把持政事的穰侯，驅逐他的幫手華陽君，加強了國君的權力，並抑制貴族們的權勢，國力得以增強，蠶食諸侯土地，使秦完成統一天下的偉業。這四位國君，都靠客卿取得成功。從這些事實看來，客卿有什麼對不起秦國的呢？如果這四位國君當初拒絕他們，疏遠他們，不予重用，則秦國得不到實利，也不會有強大的名聲。
現今大王您羅致崑崙山的玉石，隨侯的大珍珠，卞和的玉璧，佩帶太阿名劍，乘纖離名馬，樹有翠鳥羽毛的旗幟，用鱷魚皮做的鼓。這兒樣寶物，沒有一個出產於秦國，而大王您卻喜愛得很，什麼原故呢？必出產於秦國的東西才可用，那么朝廷垟壁上不會有夜光珍珠，玩賞之物不會有犀牛角和象牙製品，後宮不會有鄭、衛能歌善舞女子，馬廄中不會有駿馬，江南的銀銅錫不會用做器皿，巴蜀的丹青顏料不會用作繪畫。打扮嬪妃宮女侍女，娛樂的東西，必產於秦才可用，那么嵌著宛珠的簪子，鑲著小珠的耳環，東阿出產的絲衣，漂亮的飾物，都不該獻奉您的面前，入時打扮的趙女，也不會站到您身邊了。用秦國出產的瓮缶樂器，彈著秦的弦樂，唱歌時在大腿上打拍子，鳴鳴地呼叫著，是地道的秦聲了，而鄭衛桑間的歌曲，舜和周武王時的舞曲《詔虞》、《武象》，都是外地音樂。可是如今不用秦國樂器而選鄭、衛的民樂，不用秦箏而選用韶樂，又是何原故呢？不過是為了達到娛樂的目的和悅目的要求罷了。但是現今，對人才卻另一種態度，不問此人可不可用，不論是非賢愚，只要不是秦人就驅逐。這就是說，把色樂珠玉看得比人還重。這不是制服諸侯統一天下的辦法啊。
臣下我聽說過，地大則糧多，國大則人多，兵器強大則士卒勇敢。所以說，泰山不捨棄細小泥土，才能成其為巍巍高山；河海不挑剔細小水流，才能得以深厚；得民心的國君不拒絕老百姓的歸順，才能表現其名聲信譽。所以地不分東西南北，民不分地區的所屬，一年到頭順順噹噹，神靈降福，這是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於天下的原故啊。如果現今捨棄民眾，實際上支援了敵人；拒絕賓客，實際上壯大了諸侯。使天下賢才退縮不敢向西到秦，可以說是把武器借給來犯之敵，把糧食送給盜賊。概括地說，不出產於秦的物，可以當寶的多；不生於秦的人才，願為秦效力的眾。趕走賓客以壯大敵人，減少民眾以增加敵人力量，對內削弱自己，對外則結怨於諸侯，要想求得國家沒有危險是做不到的。
歷史背景
李斯像公元前237年，在嫪毐叛亂勢力被鎮壓下去，呂不韋集團的勢力尚未被觸動之際，秦國又發現了奸細。秦國一直未察覺韓國派來的水工鄭國，是來執行疲秦計畫的。鄭國入秦修建水渠，乃是韓國借修渠企圖在經濟上拖垮秦國的陰謀。於是秦王發出逐客令，下令限期將秦國內所有外來賓客驅逐出境。當時李斯力阻秦王逐客，上奏了一篇《諫逐客書》，指出逐客的危險結果，後被秦王政接受而撤銷逐客令。
李斯
簡介
李斯，姓李，名斯，字通古。 戰國末年 楚國 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早年為郡小吏，後從 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 呂不韋任以為郎，後勸說 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 長史。秦王採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遊說關東 六國，離間各國君臣，又任其為 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上《 諫逐客書》阻止，為 秦王趙政所採納，不久官為 廷尉。在秦王政統一六國的事業中起了較大作用。秦統一天下後，與 王綰、 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 皇帝，並制定有關的禮儀制度。被任為 丞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牆，銷毀民間的兵器，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反對 分封制，堅持 郡縣制；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 詩》、《 書》、百家語，禁止 私學，以加強專制主義 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後，他與 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 始皇長子 扶蘇自殺，立少子 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於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 腰斬於 鹹陽鬧市，並夷三族。
早年時期
李斯年輕時，在楚國上蔡郡擔任小吏，主要掌管鄉中的文書資料。他見到居室廁所中的老鼠饑饉慌張，而糧倉中的老鼠飽食無憂，感嘆地說：“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所在自處耳！” 於是向荀子拜師。學成後，他考察時局，認為 楚王無能，六國衰弱，因此決定西入 秦國。當時他辭別荀子說：“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入秦仕官
李斯生於戰國末年，是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西南）人，年輕時做過掌管文書的小吏。
到了秦國，李斯很見機很乖巧地先投靠左右秦國實際權力的呂不韋，並有了遊說秦王的機會。李斯非池中之魚，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借秦王的軍隊、財富、權勢、國土及國土上的人力，來實現自己的偉大報負。在與年輕的 秦王談論中，他一次次地提到“時”——時機。他極具煽動性地說，當前是“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的“萬世之一時”。而且這個“時”，稍縱即逝：等到山東諸侯再次恢復元氣，也恢復他們的理智，再次聯合起來時，即使黃帝再世，也無法一統天下了。天佑暴秦！在天才商人呂不韋垂暮，進取銳氣漸失的時候，又為秦國送來了一個精通“帝王之術”的李斯，在秦國的肌體上，又補充了新鮮的血液！而這血液，又是何等活躍、騷動，充滿毒素，富於攻擊性！
但李斯的到來，也終斷了秦國改善自己形象的機會。呂不韋晚年召集門客著 《呂氏春秋》，並懸之國門，我以為這是他試圖引進百家思想，填充秦人一張白紙似的腦瓜。是的，秦是公認的“虎狼之國”，它在當時各國中幾無信任度。一直以來，它只有策略、權術及攻殺手段，而並無理論，並無任何價值取向與價值堅持。政策和策略是秦的生命。 藺相如曾一針見血地總括秦的不光彩的外交史：“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為什麼不能“堅明約束”？就是因為沒有價值約束，沒有人文取向。可憐可敬的呂不韋，他定是預見到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將隨著據說是他自造的那個孽種的逐漸長大而終結，於是，他想在他被徹底清除之前再做一件大事，那就是，為秦國，為這一必將統一天下的新王朝找到一種統治理論。而他在《呂氏春秋》中雜取百家，雖然不能說他完成了新理論的構想，但也顯然是在試圖改變秦人一直以來的殘暴不文的形象——可怕的是，這一國家形象，是如此富有戲劇性地集中體現在秦王政的身上：他鼻如黃蜂，胸如鷙鳥，聲如豺狼，眼睛細長，令人不寒而慄，一望而知是個陰險毒辣、刻薄寡恩、心似虎狼、貪殘好殺的人物。這簡直就是秦國國家形象的象徵。秦國太需要把自己文明化了！作為邊鄙小國，它可以以無賴的面孔占得一些便宜，但要走向政治中心，它難道不需要哪怕是偽裝的文明與禮儀嗎？但李斯的到來，使呂不韋的一片苦心付之渭水東流。秦以後即便在武力上統一了中國，但它自身仍是無賴。它完全不能勝任新的角色：在二世胡亥的身上，我們可以充分領略到這代代血脈相傳的無賴本質，以及握有權力之後，更無以復加的醜陋。 班固很粗野地罵二世是“人頭畜鳴”。是的，一個肉體骨骼像人，而精神還停留在野獸階段的怪物。
李斯帶來的是一套可以 立竿見影的計策。其中包括對六國人士的賄賂和暗殺。他是國家恐怖主義活動的倡導者。我們讀他的大作《諫逐客書》可以發現，和 先秦諸子相比，除了抄自他老師荀子的“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幾句外，這篇鴻文中根本沒有任何人文背景和道德根基！它只是相當聰明的滅六國強秦國的策略而已！先秦諸子大多只講道，而不屑於或羞於談權。商鞅、李斯等法家則正相反：棄道用權！只講權術，不講道義！沒有道的約束，權術會演變成何等恐怖模樣？
秦國這輛攻無不克斬無不獲的超級戰車現在更加凌厲了。因為駕馭這輛戰車的，是年輕氣盛的、血液中飽含自然荷爾蒙的秦王政，以及血液中飽含文化毒素的李斯。似乎僅僅是一轉眼之間，這輛戰車就變成了巡遊之車，而車上還是那兩個人，只不過身份與稱謂都變了：一個改稱 始皇帝，一個已升任為丞相。
受到重用
李斯到了秦國以後，很快就得到秦相呂不韋的器重，當上了秦國的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機會。一次，他對秦王說：凡是乾成事業的人，都必須要抓住時機。過去秦穆公時雖然很強，但未能完成統一大業，原因是時機還不成熟。自 秦孝公以來， 周天子力量衰落下來，各諸侯國之間連年戰爭，秦國才乘機強大起來。現在秦國力量強大，大王賢德，消滅六國如同掃除灶上的灰塵那樣容易，現在是完成帝業，統一天下的最好時機，千萬不能錯過。李斯的見解是正確的，得到了秦王的賞識，因而被提拔為長吏。李斯勸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國收買、賄賂，離間六國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為客卿。
正當秦王下決心統一六國的時候， 韓國怕被秦國滅掉，派水工 鄭國到秦鼓動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國的人力和物力，牽制秦的東進。後來，鄭國修渠的目的暴露了。這時，東方各國也紛紛派間諜來到秦國做賓客，群臣對外來的客卿議論很大，對秦王說：“各國來秦國的人，大抵是為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利益來秦國做破壞工作的，請大王下令驅逐一切來客。”秦王下了 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給秦王寫了一封信，勸秦王不要逐客，這就是有名的《諫逐客書》。他說：“我聽說群臣議論逐客，這是錯誤的。從前秦穆公求賢人，從西方的戎請來 由餘，從東方的楚國請來 百里奚，從 宋國迎來 蹇叔，任用從晉國來的丕豹、公孫支。秦穆公任用了這五個人，兼併了二十國，稱霸西戎。秦孝公重用 商鞅，實行新法， 移風易俗，國家富強，打敗楚、魏，擴地千里，秦國強大起來。 秦惠王用 張儀的計謀，拆散了六國的合縱抗秦，迫使各國服從秦國。 秦昭王得到 范雎，削弱貴戚力量，加強了王權，蠶食諸侯，秦成帝業。這四代王都是由於任用客卿，對秦國才做出了貢獻。客卿有什麼對不起秦國的呢？如果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會使國家沒有富利之實，秦國也沒有強大之名。”
李斯還說，秦王的珍珠、寶玉都不產於秦國，美女、好馬、財寶也都是來自東方各國。如果只是秦國有的東西才要的話，那么許多好東西也就沒有了。李斯還在信中反問：為什麼這些東西可用而客就要逐，看起來大王只是看重了一些東西，而對人才卻不能重用，其結果是加強了各國的力量，卻不利於秦國的統一大業。李斯的這封上書，不僅情詞懇切，而且確實反映了秦國歷史和現狀的實際情況，代表了當時有識之士的見解。因此，這篇《諫逐客書》成為歷史名作。
秦王明辨是非，果斷地採納了李斯的建議，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為廷尉。
這時，即將被殺的鄭國也向秦王進言：韓國讓秦國大興水利建設工程，當初的目的是消耗秦國實力，但水渠修成之後，對秦國也是有利的。儘管興修水利，減輕了秦國對東方各國的壓力，讓韓國多存在幾年，但修好渠卻“為秦建萬代之功”。秦王覺得鄭國的話有道理，決定不殺鄭國，讓他繼續領導修完水渠，這就是後來聞名於史的 鄭國渠，它對發展繁榮秦國的經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經過這一次反覆，秦國仍舊堅持招攬和重用外來客卿的傳統，這些外來的客卿在秦國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取消逐客令不久，魏國大梁人尉繚也來到了秦國。當時的形勢是，秦王已經除掉內部的反對派呂不韋等，大權進一步集中，積極向外擴張，東方各國都個個自危。尉繚向秦王建議說：當前，以秦國的力量消滅東方各國是毫無問題的。但是，如果各個諸侯國聯合起來，合縱抗秦，結果就很難說了。因此，不要吝惜財物，向各國掌權的“豪臣”行賄，破壞他們的聯合，只用三十萬金，就可以達到兼併各個 諸侯國的目的。秦王採納了尉繚的計謀，在同各國進行鬥爭的過程中，不少次是用此策而取得勝利的。當然，秦國的反間計是以武力為後盾的，正如李斯所講：“不肯者，利劍刺之”。
秦國堅持接納、使用客卿的政策，對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迅速發展，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如秦始皇時代的客卿就有：王崎、茅焦、尉繚、王翦、李斯、王賁、李信、王離、蒙恬等。李斯的《諫逐客書》，對秦網羅天下人才是有功績的。
為秦王統一六國出謀劃策了。郡縣制與焚書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結束了長期分裂的割據局面，統一了中國，建立了一個東到大海，南達嶺南，西至甘青高原，北至今內蒙古、遼東的空前的封建大一統國家。秦王，這時已稱為秦始皇了。為了鞏固這個統一的國家，李斯也是做了一定貢獻的。
秦統一以後，丞相王綰首先提出全國地方太大，難以管理，要求象周代那樣，封秦始皇諸子為王。秦始皇召開群臣會議討論，群臣都贊同王綰的意見，只有李斯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說： 周文王、 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後來一個個都疏遠了，互相視為仇敵，經常發生戰爭，周天子也不能禁止。現在天下一統，應實行郡縣，天下才得以安寧。秦始皇也認為，天下已經統一了，再立許多國，不利於統一，安寧也沒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見。於是，他把全國分為三十六郡，郡以下為縣。郡縣制比之分封制是一個進步，有利於國家的統一。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群臣聚集在鹹陽宮稱頌秦始皇時，博士 淳于越很不知趣，向秦始皇說：殷周之所以存在千年，是因為它把天下分封給子弟和功臣。現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沒有封地，和百姓一樣，萬一發生了田常、六卿之變，又有誰來相救呢？凡是不以古為師而天下能長久的，沒有聽說過。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場來看待秦朝的政治，同秦始皇的思想和行動是格格不入的，使得秦始皇大為不滿，把淳于越交給丞相李斯處理。李斯不贊同淳于越的看法，他向秦始皇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由於時代的變化，五帝三代的治國辦法也不同。三代時期的做法，也並不值得效法。那時候諸侯並列，互相爭奪，現在天下統一，情況完全不同，不必效法古代。現在的一些儒生總講古代如何如何好，這是以古非今，攪亂民心。對於造謠惑眾，不利於統一天下的言行必須禁止，否則將會影響政局的穩定，有損於皇帝的權威。最後，他又把這一切都歸罪為讀書的緣故，建議秦始皇下令焚書。
按照李斯制定的法令，那是相當殘苛的。凡是《 秦記》以外的史書，不是博士（指掌管古今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詩》、《書》、百家語都要燒掉，只準留下 醫藥、 卜筮、 種樹之書。此後，如果有敢再談論詩書者“ 棄市”（指在鬧市區執行死刑，並將屍體暴露街頭，稱為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指一人有罪，父母兄弟妻子皆受刑，稱為族）”；官吏如果知道而不檢舉者，與之同罪；令下後三十日仍不燒者，黥(意為用刀刺刻額頰等處)再潦上墨為“ 城旦”（一種刑罰，輸邊築長城四年）。有想學習法令的，要以吏為師。
這次焚書的原因，是由於討論是否分封的問題而引起的，無論是主張分封還是反對分封的大臣，都是為了秦始皇長久統治打算卜他們並無根本利益上的對立。李斯借題發揮，最後竟造成焚書的結局，也不是沒有緣由的。
秦國自 商鞅變法以來，一直是以法家理論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也是以法家治國的。在他當皇帝的九年中，主要精力是用在建立中央專制政權，劃定全國疆域，統一文字度量衡，修築長城等，對文化思想方面很少注意。淳于越以儒家思想為秦始皇出謀劃策，是不利於秦的中央集權統治的。因此，善於領會秦始皇意圖的李斯，為了打擊儒家勢力，鞏固統一政權，提出了上述焚書的主張，得到了 秦始皇的同意和批准。於是，秦始皇下令焚書，先秦許多文獻古籍都被燒掉了，使中國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損失。
在焚書的第二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兩個術士暗地裡誹謗秦始皇，並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調查，審理下來，有四百六十餘人因此被坑殺。這就是歷史上的“坑儒”事件。雖然後世稱此事為“坑儒”，但其實被坑殺的是術士，與儒生無關。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已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可見，根本就沒儒生什麼事。但自東晉年間，梅頤獻《古文尚書》，附有孔安國所作的《尚書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這時，坑術士第一次被變性為坑儒。後來，隨著《古文尚書》被定為官書，坑儒的說法於是沿襲下來，遂成定論。對於梅頤所獻的《古文尚書》及孔安國所作《尚書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偽書的身份已成蓋棺定論。偽造者將坑術士改為坑儒，其實也只是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從而表示《古文尚書》其來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偽，並無心向趙政潑髒水。後世卻據此將坑儒判為鐵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文獻古籍在秦朝廷中都有存本，至於被燒毀，那應該感謝項羽的那把火，而不要一味的怪李斯。）
成功與失敗
李斯是成功者，又是失敗者。他成功地利用了權力及其極端形式——暴力，橫掃天下，走上了事業的頂峰，也爬上了權力的頂峰，由一介上蔡布衣而成為天下宰相，由牽黃犬逐狡兔於上蔡東門，而麾虎賁逐鹿於中原。宰割天下人民，塗炭天下肝腦，離散天下子女。絕對權力玉成了他，卻也將最後毀滅他——在絕對權力面前，任何人都只能是權力的傀儡！絕對權力絕對要引來心術不正之徒的覬覦，並最終會被其中手段最毒辣、品行最惡劣、人格最醜陋的人所控制。乘其隙而售其奸——我這裡說的就是趙高。李斯可以在高位之上手握權力之劍而藐視天下英雄豪傑。當此之時，他頤指氣使，天下莫可與爭鋒。但他決不能小視一個身體殘缺不全的閹人趙高。閹人正常的德性往往隨著生殖器一起被閹掉，但卻不能閹掉他們的奸巧。李斯可以用權力之帚掃除六國英雄，卻不能清除宮殿角落裡的骯髒臭蟲。趙高，這個精通法律的歹徒與李斯一起策劃篡位時，已在秦的深宮中存活了二十餘年。以他的陰鷙之性、隱忍之德，在操縱權力、玩弄陰謀上，他已遠遠超出李斯之上。況且他除了對權力的興趣之外，不再能有其他興趣，這就使他的力量更能集中於一點。顯然，他比起李斯，更能專注其精力於權力之上。讀 司馬遷《史記·李斯列傳》的後半部分，傳中主人公已不再是李斯而是趙高了，那個曾經意氣風發、聰明過人、策算無窮的李斯已不復存在，這個以感悟老鼠生存狀態起家的政治家，此時真如一隻在貓爪下任其玩弄最後被吞食的小鼠，而那玩得遊刃有餘、興致勃勃的貓，就是趙高。
對於秦王朝來說，也可以說是成亦李斯敗亦李斯，古人就說“李斯亡秦，兆端廁鼠”。從他慨嘆廁鼠，就知他最終要弄垮秦朝的帝國大廈，這也有些道理，雖然很皮相。李斯確實無法抗拒趙高的威脅加利誘，他不能失去他既得的一切，他好不容易從一個廁鼠變為倉鼠，他再不願意由倉鼠變為廁鼠，況且趙高還警告他：若失去倉鼠的資格，則連廁鼠也做不成。在這緊要關頭，他在荀子那裡所受的教育未能阻止他的跌價，他開始與 趙高取同一立場。
李斯倡立郡縣制，確實解決了諸侯紛爭威脅中央的問題，但李斯個人的道德缺點和智識缺點使他成為一個害人者，禍國者，他殺同學，坑同門，焚書籍，搞暗殺，他的計策使秦的暴政得以有效推行，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受害者。專制政體像附身的魔鬼，附著在他身上，借他人性的缺點來害人，然後又害了他。在最後的歲月里，李斯遭受了無以計數的酷刑，被折磨得無復人形。他被逼承認了趙高誣陷給他的一切罪名，最後，腰斬鹹陽，“夷三族”。
賞析
諫逐客書琅琊台刻石全文由四段組成，第一段以秦國歷史上四位君主因用客卿而成帝業的事實說明客卿對秦國作出了巨大貢獻，為論證逐客的錯誤提供依據，起句說：“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開門見山提出總的論點，顯得非常鮮明有力，明明是秦王下的逐客令，卻把逐客的錯誤歸之於“吏”說明作者措辭委婉，十分注意諷諫策略。接著，文章進行具體分析。首先由回顧歷史入題，從秦始皇十九代祖的穆公到五代祖以下的孝公 、惠文君、昭襄王。舉出四個秦國的先君重用客卿而致富變強的事例，說明重用客卿對秦國有利。
緊接著，又用多種手法加以論述：先說這四個君主的成就，都靠任用客卿才取得的。這是對前面所述的小結，後講從這樣看來，客卿有什麼對不起秦國的呢？這是進一步地引申和反詰。又講當初如果這四個君主拒絕客卿而不接納他們，疏遠有才之士而不用，這就不可能使秦國國富民強。這是從反面假設和推論，在列舉史實，層層渲染的基礎上，又如此騰挪跌宕，反覆論證，就把客卿對秦國的重要作用闡述得極為透徹。
在講了客卿對秦國有利之後，照理下文應當轉入主題，論證逐客的錯誤了；可是，作者在第二段里卻筆鋒一轉，設了許多比喻，用來說明秦王對不是秦國產的物十分喜愛，對人卻持有另一種態度是不對的，此段所設比喻多種多樣，意思分為四層：
“今陛下……何也？”這一層以珠寶等物為喻，設問作結：這些東西一樣也不是秦國出產的，而陛下卻很喜歡它們，這是為什麼呢？這裡只提出問題，不立即回答，但不答自明，顯得耐人尋味。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趙女不立於側也”
這一層以玩好、美女為喻進行推論：如果一定要秦國出產的東西才能用，那么，夜間放光的璧玉，犀牛角和象牙做成的器具，鄭國和衛國的美女，駃騠這種珍貴的駿馬，江南的金、錫，西蜀的繪畫原料，秦國都不應當占有和使用了，用來裝飾後宮、充當嬪妃娛樂心意，取悅耳目的，一定要出於秦國的方才可以，鑲著珍珠的簪子，綴有珠玉的耳環，齊國東阿所產的絲絹做成的衣服，華麗的刺繡所做的裝飾就不能進於前，而按著流行樣式打扮得很漂亮的趙國女子就不能站在旁邊了。這一層同前一層不同，是從反面說，並分兩個小層次重疊錯雜出之。把“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的嚴重危害說得很透闢。更顯出非秦國所出的寶物不可或缺。
“夫擊瓮叩缶……適觀而矣已”
這層以音樂為喻，進行對比：敲瓦器，彈奏箏，拍打大腿，嗚嗚呀呀地唱歌，這是秦國的音樂；鄭、衛的民間地方音樂。虞舜時的《韶》、《虞》。周武王時的《武》、《象》都是別國的音樂。現在你拋棄秦國的音樂，而用別國的音樂，這是為什麼呢？不就是為了痛快於當時，看了舒服罷了。這回答緊接上文，遠承第一層的設問，可說是對第三層的小結，歸納了秦國對物取捨的標準，為下文轉入正題做了很好的鋪墊。
（今取人則不然——制諸侯之術也）
這層以人和物作比較，指出待非秦之人不如待非秦之物，這樣看來，你所看重的只是聲色珠寶，所輕視的是人才。這絕不是用來統一天下，制服諸侯的方法。這裡以成就統一大業作為出發點，說明重物輕人、驅逐外來人才的錯誤，推論符合邏輯，立意超卓不凡，具有一種高層建瓴的氣勢和撼動人心的力量。這段設喻豐富多樣，寫法靈活多樣，運筆酣暢流利，為全文最精彩的部分，前人對此極為稱譽，如宋代李塗就說：“中原諸物不出於秦，而秦用之，猶人才不出於秦，而秦不用，反覆議論，深得作文之法。”（《文章精義》）
第三段論述驅逐客卿有利敵國，而不利於秦國。先從正面說理，指出土地廣大糧食就豐富，國家遼闊人口就眾多，兵力強盛軍士就勇敢。比喻強調只有胸襟博大開闊，才能包舉賢士，廣羅人才，下面仍繼續設喻申述這個意思，：泰山不拒絕任何土壤的堆積，所以能夠成就它的大；河海不挑剔任何細小流水的匯入，所以能夠成就它的深；統一天下的君王不排斥前來歸附的民眾，所以能夠顯示他的德行。泰山、河海兩個比喻是陪襯，“王者不卻眾庶”才是本意，由於連類設喻，運用排比，顯得很有力量。接著又深一層闡明此意：地不分東南西北，人才不論來自那一個諸侯國，這就是五帝三王所以能夠無敵於天下的原因。此處以古論今，強調應該不分地域，廣攬人才。下文就落腳說明逐客的危害。這裡不僅運用古今對比，還有敵我對比，提出兩種做法，兩種結果，以此說明對敵人有利，對秦國的統一大業不利。論證鞭辟入裡，雄辯有力。
第四段 收束全文，進一步證明逐客關係到秦國的安危。用兩句話就總結了前面三段的意思：談物的部分來照應第二段，以見“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的做法不當。最後一句照應第三段，闡明逐客對秦國危害之所在，因而從利害關係上立論，抓住了秦王的思想要害，所以極有說服力，這兩句還和文章開頭提出的總論點“竊以為過”相呼應，具有首尾相連、前後貫通之妙。
這篇文章在論證秦國驅逐客卿的錯誤和危害時，沒有在逐客這個具體問題上就事論事，也沒有涉及自己個人的進退出處，而是站在“跨海內，制諸侯”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高度，來分析闡明逐客的利害得失，這反映了李斯的卓越見識，體現了他順應歷史潮流的進步政治主張和用人路線。文章所表現出的不分地域，任人唯賢的思想，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藝術特色
這篇奏疏在藝術上有兩個顯著特色。
一是善於用比喻。從而增強了議論的形象性和說服力。最突出的例子是用秦王取物的態度為喻，來說明秦王對取人應該抱的態度，和不應該抱的態度。如文中寫到：“夫擊瓮叩缶……適觀而矣已”這形象地說明了秦王想得意於天下，在取人方面也應該棄退秦國那些平庸之輩，而取用異國的賢能之德。此外，用“泰山不讓土壤……故能就其深”為喻來說明“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的道理；用“藉寇兵而齎盜糧為喻來說明逐客是“資敵國”、“益仇”的愚蠢行為，也都很形象，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二是氣勢奔放，文采斐然。這與作者多用鋪陳、誇飾手法和排比、對偶句子以及多選用華美辭藻有密切關係。如文中寫秦國歷史上“四君”因客功而成事的情況，手法鋪張，多用排比，對偶句顯得文勢充暢，並有音節之美。其中寫惠王用張儀之計而在軍事外交上取得了成功，就用了“撥、並、收、取、包、制、據、割、散、使、施”等動詞，可見辭藻的豐富。文中寫秦王為滿足生活享受而取用天下了珍物一段，不僅手法鋪張，句式多用排偶，文氣充暢，而言調諧美，而且充滿了色樂珠玉等方面的華美辭藻，極富於文采。清李兆洛《駢體文鈔》選錄此篇為“駢體初祖”，指出了本篇對後世駢文寫作的深遠影響。
主旨
勸諫秦王不要驅逐客卿，認為驅逐客卿是錯誤的。文中以前歷史上的四位君王，用客卿而成帝業為據，說明客卿之功又舉了大量事實，說明英主不應重物輕人，繼而從理論上說明驅客與納客的利害，最後指出逐客必到秦之危與開頭的中心論點呼應。
全文中心論點是：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層次段落
全文共五段，圍繞中心論點展開議論。
第一段：提出中心論點，指出驅逐客卿是錯誤的。
第二段：舉出秦國歷史上四位君主而成帝業的歷史事實，說明客卿不可磨滅的功績。
第三段：舉出生活中的現實事例，說明秦王喜用別國的珍寶、音樂、美色。而在用人問題上排斥別國的客卿，這重物輕人的做法與秦王想統一天的目的是相違背的。
第四段：對比分析，接納客卿和驅逐客卿對秦國的利害關係。
第五段：總結全文，得出結論。驅逐客卿將遭之秦國危亡。
本文層次清楚，結構嚴密，無懈可擊。
寫作特點
秦始皇1．論點鮮明。開門見山，使文章一開頭就簡明扼要地提出自己的觀點，乾淨利落，毫不隱諱。
2．論據充足。論據有歷史事實，現實事例，理論佐證。
（1）歷史事實。本文第二段，舉出秦國歷史上四位君主，因得客卿之利而成帝業，即秦穆公廣納賢才，稱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變法而強盛。惠王用張儀瓦解了六國的“合縱”；昭王用范睢打擊豪門貴族，奠定帝業基礎。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然後作者歸納：
1）歸納一段得出結論，緊扣中心論點。提出：“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李斯以大量的歷史事實證明客卿不負於秦國，沒有客卿秦國就不能強大，那么為什麼要驅逐客卿呢？驅逐客卿是毫無道理的，是完全錯誤的，自然扣緊了中心論點。
2）現實事例。第三段先極力鋪張秦王所愛之珍寶、美女、音樂，但都非秦國之產，秦王“今棄擊瓮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只是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這就指出這種做法只是快意當前實在是眼光太短淺了，不僅如此，對任用人才則相反，“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兩相比較則“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最後深化得出結論：“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切重要害的指出，這決不是秦王想統一天下制服諸侯的辦法。
李斯站在秦王的立場從想統一天下的宏偉目標出發，這種不注用人才，不廣賢納士，還想驅逐客卿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這又有利的論證了中心論點的正確。
3）理論作證。第四段進一步分析深化，從自己所聽到的名言，又以五帝三王的經驗為依據，指出：三王之所以無敵天下，那是因為“不卻眾庶”是“不卻眾庶”的好處。而今卻不同，而今乃是“棄黔首卻賓客”，那會怎么樣呢？那樣做只有害處沒有好處，那樣會“以資敵國，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其結論就是，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這就通過引證分析闡明了納客與逐客的利害關係，從而又緊扣中心論點，從理論上證明逐客是錯誤的。
經過歷史的、現實的、理論的論證才得以最後總結全文，得出結論：逐客就會造成“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必將造成秦國的危亡。
3．論證有利。本文論證方法多樣。第一個就是以舉例例證駁斥謬論；第二個是以演繹推理，鋪陳事例，引出謬誤，進行駁斥；第三種方法是正反對比，透闢的分析有力的論證其要害；第四個方法是以歸納論證得出結論。正反對比的論證方法是鮮明而有利的。第三段以重物和輕人相對比，使人清晰的看到逐客令是與秦王想統一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這正是作者擊中要害的論述。第四段以納客之好處和逐客的之害處做對比，又使人鮮明的認識到逐客的危害性、危險性。那么第三段、第四段對比的論述周詳而透闢，才振動了秦王使他清醒，從而撤除了逐客令。
4．語言生動、流暢，富於感染力。語言生動採用了大量的鋪張手法。
如第三段以前的大部分，語言流暢是因為運用對偶、運用長短不一的散句，長是三四個字、十幾個字相迭而出，使文章有節奏有韻味。
又如文章還大量的運用了大量排比句，接踵聯翩，大大增強了文章的氣勢和感染力。
此外文章還有鋪陳、對偶、排比。運用鋪陳的部分集中在第二、三段。第二段中的秦穆公中的求士，以“西取、東得、迎”來鋪陳納客之殷勤、周到。秦惠王用張儀之計用“拔”、“西並”、“北收”、“南取”、“包”、“制”等鋪陳擴土的結果。第三段更是極力的鋪張秦王所愛的“珍寶、美色、音樂”。鋪陳手法主要是憑藉大量的運用排比句來完成，第二段中的穆公求士和惠王擴地；第三段中所列秦王所愛之、色、樂、珠、玉；第四段中地廣國大、兵強和泰山、河海、王者之所成就有氣勢有感染力。
本文中還有了大量的對偶句，如：“強公室，杜私門”、“國無富利之實，秦無強大之名”、“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他們或因為同義而強化，或因反意而對照，在增強氣勢，加重語氣的同時，也造就了音調、節奏的和諧和句勢均衡、對稱之美，使之有質有文。
公文特性
首先是《諫逐客書》具有明顯的實效性。實效，就是要講求實用，注重效果，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藝文那樣，優遊浸漬，潛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務”，它的目的是為了完成特定的公務，它的功能是可以解決實際的問題。從本質上說公文是一種實用性程式性的文書，以此區別於一般的文章或文學作品。公文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是衡量公文實用性大小的一個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時必須事先預計效果，辦理時講究效率，客觀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牘通論》指出：“事前體察周詳，令出務求實效。”這說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於上聞，謀事惟期其必達”。一篇公文，如果實用性不大，效果不顯著，就很難說是上乘之作。因此，實效性顯著，應是好公文的重要條件。以此看來《，諫逐客書》正是具有實效性顯著的特點。這篇公文最成功之處就在於，該文一上秦王，就達到預期的目的，收到滿意的效果。司馬遷在《李斯列傳》中曾這樣敘述過李斯上書的前因後果：“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當時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憑此上書,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變為留客、用客、重客，這就不能不承認《諫逐客書》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實效性在這裡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其次，《諫逐客書》在“對事的論斷”方面堪稱典範。筆者以為“對事的論斷”應視為公文的一個重要特徵。事是公文的內容，論斷是對公文內容的表達方式。“對事的論斷”體現了公文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顯然，公文須有事，劉勰所說“言事於主”、“指事造實”，徐望之所說“謀事惟期其必達”、“尚實事不尚虛文”，都指出公文的內容就是事，因為公文就是辦實事的。但是公文在表達事時，不必對其來龍去脈進行具體的敘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點到為止。公文對於事，主要是用“論斷”的方法。正如《公牘通論》所述，“陳言論事”、“公文本質，重論斷”。論斷是個合成詞，包含論和斷兩個方面。斷，判斷、決斷之謂，對事的是非、得失、功過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對事的實施提出一定的辦法。論是論事理，要受文者承辦事務，必須把事理論說明白。簡言之，斷就是要辦什麼事，論就是辦這事的理由。論是斷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論清說透，斷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缺乏說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於文種不同，對事論斷的情況也有差別，如下行的君命文種，比較偏重於斷,凡戒敕、廢立、告諭、政令等，都顯示獨斷的至高權威，而上行文種的章、奏、表、議等則較側重於論（當然也應有斷），凡諫說、勸請、陳乞、彈劾、執異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論說何以達其目的。況且上奏文種面對的是國君這個特殊對象，更要情至理足。《諫逐客書》在這一點上，具有非常鮮明的特色。全文的斷就是開頭一句話：“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希望通過這一判斷成立，使秦王接受，並收回成命，不要逐。為此在下文展開了有力的論說。開頭這一斷語的
特點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緊急情勢下（《史記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辭開宗明義，起句發意振聾發聵。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論的部分，對事理的論說充分深刻，令人信服。這裡有必要指出兩點，其一是用重筆濃墨，鋪張排比，列舉事例。如文中鋪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實，鋪陳了秦王所喜愛的大量生活享用，由於事例充實，鋪墊充足，加強了與下文的對比，因而得出的結論極其有力。而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經過精心選擇，因而顯得可靠典型。從鋪排的技巧來說，排比句接踵聯翩，文意飽滿，文氣流暢，文勢充沛,極有感染力。其二，在論證上的特點是正反並反覆對比，層層深化。如在論證的首層，四君用客（實筆） 與“卻客不內”（虛筆） 的對比，首層四君用客與次層秦王輕客的對比，次層重物與輕人的對比，處處在對比之中顯示逐客之謬誤。全文在邏輯關係上是步步推進，層層深化。時間上由遠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論現實，再次言及未來。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時，程度上由輕到重，步步升級：先說如果沒有客卿，秦國就不會“富利”和“強大”；接著說“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直接落到統一天下這個關鍵問題，比上層更切近要害；再說棄
黔首、卻賓客，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資助了敵人削弱了自己，對秦國的不利更嚴重些；最後指出“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不僅不能統一天下，而且有亡國的危險，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極點。這種由輕到重、步步推進的說理過程，避免一開始就突兀衝撞，造成相反結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規律。
再者《，諫逐客書》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公文的針對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針對某一具體的事務而發，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較具體的的受文對象，受文者具有確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讀者面較寬,但也有一定的範圍；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對說要窄一些，在現代的公文中有的還規定了閱讀傳達範圍；上行文一般是給一個上級機關，受文對象很具體。古代的上奏文種是專門給君主的，對象最明確。公文寫作時都視受文者的不同情況進行斟酌，有的放矢。《諫逐客書》的針對性，從內容上來說，是對著逐客這事而發，全文緊緊扣住逐客以論說其錯誤。文章這樣處理很高明，因這逐客的起因是韓國人鄭國勸秦王修築一條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圖以浩大的工程耗費秦國的財力，使之不能對外用兵，如果就此事進行辯解，顯然是沒有道理的。李斯避開這個起因不談，只抓住逐客對秦不利來論說，完全從秦國的利益著眼，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當時也無辜受牽連，但他在上書中片言不涉及自己，這樣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質要求，徐望之說：“公文本質之可貴，貴在一字一句皆從民生國計上著想。”針對逐客對秦不利來論說，正是從國計民生著想的體現。
《諫逐客書》的針對性，還表現在針對特定的受文者來採取諫說的策略。李斯上書是給秦王政這個具體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這個人，不揣摩這個人的願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對這個問題，劉勰有中肯的評價：“煩（順） 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出之喜說者也。”順著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統一六國的關鍵問題，符合主要任務的需要。當時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併天下,凡是違反這一欲望，就難以立足，凡是利於達到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緊緊抓住秦王的這一心理，把秦國的霸業作為整篇諫書的靈魂，貫串始終。在論說的首層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強”、“散六國之從”、“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等成就去聳動秦王；在論說的次層則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內，制諸侯之術”的高度；再接著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卻眾庶”無敵天下去打動秦王。總之，每個層次都反覆論述這樣一個根本的利害關係：納客就能統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國危險。以利勸之，以害怵之，這就緊緊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擊中其要害，使秦王順理成章地接納其意見，並收回逐客令，達到了上書的目的。
以上論述了《諫逐客書》是如何有針對性地、成功地對逐客之事加以論斷，使該公文收到了顯著的實效。實效性、針對性、對事加以論斷，這三個特徵在文中體現最為突出。當然，該文還有個別其他的公文特徵，像當時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寫這篇上書必須十分注意時效，除了“道上上諫書”急就此文之外，在寫法上開頭單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錯，使秦王為之震動。可見首句發意、開門見山，既為當時緊急情勢決定，也是公文時效性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