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
談家楨星簡介
1999年，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根據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申報，正式批准將該台1964年發現的，國際永久編號第3542的小行星命名為“談家楨星”。運行
新命名的“談家楨星”，沿一個偏心率為0.094的橢圓軌道，以平均每天145萬公里的高速度繞日運行，其軌道半徑為3.166個天文單位，繞太陽一周需5.63年。意義
中科院命名“談家楨星”，既是對談家楨在遺傳學領域所取得開創性成就的一種肯定，也是對談先生終身不渝、孜孜不倦於中國科研、教育事業精神的禮讚。談家楨
談家楨談家楨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世界科學院院士。曾任浙江大學理學院院長、復旦大學副校長、中國遺傳學會會長、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第五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求學路上嶄露頭角
談家楨出生於慈城鎮。父親名叫談振鏞，初通文墨，曾在寧波、舟山等地英國人開辦的郵政局任郵務員、分局長，自奉節儉。談家楨兄妹五人，上有兄姐，下有弟妹，家境不裕。但他自幼聰明好學，動手能力又強，所以在慈城道本學堂畢業後即考上了位於當時有“小上海”之稱的寧波斐迪學堂（即今之寧波四中）。
斐迪學堂由英國教會創辦，教學內容主要是宣傳上帝創世紀之類的教義，與談家楨自小具備的“本源意識”相悖，但好處是因由外籍教師直接授課，使談家楨從小便打下了紮實的英語基礎，為日後的出國留學作好了準備。
1925年，談家楨隨父入浙江湖州，在東吳三中念高中，並以優異成績被保送至蘇州的東吳大學深造。四年後，經燕京大學生物系主任胡經甫博士竭力推薦，談家楨取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順利進入燕大深造，在中國遺傳學先驅李汝祺教授門下開始從事遺傳學研究。一年半時間，他無怨無悔地一天連續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共採集作實驗用的標本（瓢蟲）10193隻，經過仔細的培育、觀察、分析，逐漸得出科學的結論，完成了《異色瓢蟲鞘翅色斑的變異》和《異色瓢蟲的生物學紀錄》等三篇極有價值的論文。其中的兩篇發表於《北平自然歷史公報》，另一篇經由李汝祺推薦進入摩爾根實驗室，並很快獲準在美國的自然學者雜誌上發表。
談家楨才智的蓓蕾就這樣爛漫地開始綻放。
正是那一篇有價值的論文引起了摩爾根實驗室的注意。1934年夏，經過種種波折，談家楨搭“胡佛總統號”巨輪橫渡太平洋，進入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城的加州理工學院留學，見到了心儀已久的導師———現代遺傳學的先驅，“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派”的代表人物、一年前剛剛獲得過諾貝爾獎的摩爾根教授，並且得以就在摩爾根實驗室完成他的博士論文。
在美國兩年，談家楨幾乎是足不出戶，日夜培育、觀察實驗標本，查資料畫圖表寫論文，殫精竭慮，宵衣旰食，最終以十餘篇論文的優異成績引起學界的注意，畢業時以一篇《果蠅常染色體遺傳圖》作為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學業完成之後，他的導師杜布贊斯基教授又執意要談家楨再延長一年的留美時間，一邊在實驗室幫他工作，一邊完成“博士後”學業。
偏遠山城中的重大發現
1937年秋，談家楨順利回國，並由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博士禮聘為浙大理學院生物系副教授。然而壯志未酬，蘆溝橋的炮聲卻已經響起。就像“華北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那樣，江浙也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甫上任的談家楨跟著內遷的浙江大學由杭州至建德，至江西吉安、泰和，至廣西宜山，最終到達貴州。儘管是“秋水寒山落日斜，江南江北總無家”，但談家楨與廣大教職工一起，情緒卻從未低落過。臨離杭州之前，他便將必需的儀器、資料等裝入一隻大木箱中隨身攜帶。每到一地，他都要打開這一隻被人們稱之為“談教授的百寶箱”的大箱子，拿出儀器、資料，隨時作觀察、研究。到湄潭之後，條件更其艱苦，作為生物系校舍的唐家祠堂因年久失修而破敗不堪，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燈，煤油燈也只有在作細微鏡觀察標本和染色體時為提高解析度才捨得一用。談家楨帶領師生“土法上馬”，以竹管作導管、瓦盆做蒸發皿，以挖地窖來代替冰櫃，堅持做他的遺傳學實驗。就這樣，從1940年秋進入湄潭到1946年隨著抗戰勝利凱旋迴歸杭州，作為浙大教授的談家楨在這個邊地小城度過了6個春秋。
一切就如同巴斯德所說過的：“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頭腦。”1944年春天的一個傍晚，屋外下著雨，談家楨一人照例心無旁騖地在唐家祠堂里仔細地觀察著瓢蟲的雜交後代。突然，一個奇妙的現象呈現在他的眼前：在瓢蟲的鞘翅上，由黃色和黑色所組成的不同斑點類型中，在它們的第二代身上，其父體和母體所顯示的黑色部分均能顯示出來，而黃色部分卻被掩蓋住了！這種現象在以前實驗中可是從來也沒有發生過的啊！談家楨興奮極了，他立即將這一發現告訴了時任浙江大學生物系主任的貝時璋教授。貝先生也為之高興，他並且建議將此種現象命名為“嵌鑲顯性現象”。簡直無法以語言來準確描述這一發現的重要意義。它就像一束強光，照透了談家楨整個的人生，在陰霾的1944年多雨而離亂的傍晚，這應該是科學之神所能給予他的一件最好的禮物。
談家楨的這一發現很快震動世界。第二年，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談家楨暫時告別浙大，自冷僻的貴州湄潭啟程，赴美擔任客座教授。這一去橫跨兩個年頭，在美國除講學之外，他潛心著述，整理完成了一篇極為重要的學術論文：《異色瓢蟲色斑嵌鑲顯性遺傳理論》，並且當年就在美國《遺傳學》雜誌上發表。他的這一論文的公開發表在國際遺傳學界所造成的轟動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很多學者、教授加以評論、肯定，認為這一發現“豐富發展了摩爾根遺傳學說，是對遺傳學的一大貢獻”。1948年，他作為中國的惟一代表，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八屆國際遺傳學會議。在會上，談家楨宣讀了論文《異色瓢蟲色斑季節性變異》，並被推選為國際遺傳學會常務理事。會後談家楨繼續到歐美各國講學和考察，受到各國的熱烈歡迎。
百折不撓的科學家的脊樑
為讓祖國的遺傳學事業儘快趕上世界潮流，首當其衝的是要建設一支高素質高水平的教師隊伍。談家楨從湄潭送往美國留學的盛祖嘉、沈仁權夫婦學成歸國，又回到浙江大學任教。師生相見，自然分外高興。談到具體工作，談家楨建議盛祖嘉在浙大的生物系開一門有關微生物遺傳學的課題———可以說，這是國內大學裡最早開設的一門系統講授微生物遺傳的課程。
同時，談家楨在浙大又招收了三名研究生，他們是：高沛之、朱孝穎、周光裕。談家楨思索著，如果一切順利，那末不消幾年，只要那些學生一個個學有所成，我們自己的遺傳學事業馬上就可以全面鋪開了，這是何等令人欣慰的事啊！
1952年，根據教育部“院系調整”的部署，談家楨奉調至上海復旦大學擔任生物系的主任。1960年又接受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任命，出任復旦大學的副校長一職。
1956年8月，在周總理關懷下，中科院和高教部在青島召開歷時15天的遺傳學座談會，談家楨多次發言，直抒己見。青島回來不久，他即在《人民日報》發表《我對遺傳學中進行百家爭鳴的看法》，後人評價它的意義：“是在遺傳學這一禁區放了一枚解放的信號彈。”
“文革”開始，談家楨又被當作“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打倒，夫人傅曼芸因不堪忍受批鬥而自殺，然後是下鄉“三同”，遭受種種非人待遇。但不論環境如何險惡，談家楨堅信良知終將戰勝邪惡。他不僅自己咬牙堅持，還勸導與自己一起接受“改造”的同事心放寬，眼看遠，等著真理復歸的那一天。
嘔心瀝血推進中國的遺傳學事業
在毛主席親自關懷下，特別是自從黨提出“雙百”方針之後，國內對於遺傳學問題的討論果真活躍起來。談家楨喜出望外，不僅自已積極參與，前後寫了十餘篇爭鳴文章公開發表，而且還動員遺傳所和教研室里所有的學者都分別以各自的觀點寫文章參與爭鳴。同時，他還主持編輯、出版了多部遺傳學問題的論文集，這不僅為後人保存了大量的遺傳學研究的文獻，而且也大大推動了當時遺傳學事業的發展。
1977年9月，中央召開“全國自然科學規劃會議”，談家楨參加了生物組的發展規劃研討和制訂，並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力主將遺傳工程作為生物科學發展項目寫入發展綱要。會下又與老同學錢學森促膝長談，仔細剖析了世界遺傳學研究發展動態，並陳述了對我國開展這項工作的意見和構想。緊接著，談家楨應邀去美國參加母校生物系成立50周年的紀念會，在那裡，他登上講壇作了《遺傳學在新中國》的報告。談家楨的這一次訪美，實際上是中國遺傳學界重登國際遺傳學舞台的一個信號；而他本人，無疑將成為領頭人物。
1978年3月18日，來自全國的5586名代表匯聚北京，出席全國科學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談家楨所呼籲的的遺傳工程也被列入，成為與農業、能源、電子計算機、雷射、空間、高能物理等在一起的八大重點發展領域之一。
1979年秋，在談家楨的努力下，由復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舉辦的“全國遺傳工程分子生物學講授班”開學，來自全國37所高校以及40個科研機構、醫療單位的250餘位專業人員參加了聽課和培訓。這一講習班的成功舉行是談家楨在晚年對我國遺傳學的一大功勞，可以認為這也是我國分子遺傳學研究的啟動。
1980年7月，經國務院批准，中國遺傳學學會正式加入國際遺傳學聯合會，此後談家楨即被推選為國際遺傳學會的諮詢委員。也正是在這一年，談家楨率團出席在柏林舉行的第二屆細胞生物學會議，並在會上宣讀了論文《關於人體基因文庫的建立》。四年後，中國遺傳學會換屆，李汝祺因年事已高，主動引退，談家楨被選為理事長。
繪製人體科學“登月計畫”的“中國卷”
首先，談家楨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突出強調有關“生命科學”的概念，認為它應該是比一般的“生物學”更高一個層次的概念。
經過兩年時間的充分準備，由談家楨任院長的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於1986年正式成立，而且很快取得了成果。其人類基因組經過艱苦奮鬥，短期內取得百餘條人類全長新基因的克隆和測序的重大成果。
1996年，談家楨又提出了一個關於成立“摩爾根———談家楨國際生命科學中心”的報告。他思慮再三，巨大的責任心和使命感使他披衣而起，決定直接給江澤民總書記寫信。他在信中說：一方面是我國生物工程產業化的高潮即將來臨，另一方面是實現產業化的進程中我們還面臨著不少的困難以及某些帶有全局性的亟待解決的問題。在世界，一個跨世紀的“基因爭奪戰”已經開始，如果我們不能夠利用自己的專利基因，那么下世紀我國生物工程產業，特別是醫藥行業將猶如北洋水師般“全軍覆沒”。因此我們必須立即組織攻關，加大投入，加速我國人類基因的研究……
談家楨的這封信是1997年7月18日在一次會議期間面交中央辦公廳曾慶紅主任轉呈江澤民總書記的，4天后的7月22日即得到總書記的批覆。令人欣喜的是，4年後，當年談家楨在信中提到的那個“登月計畫”便有了一個最好的答卷：新華社2001年8月12日以十分醒目的標題報導———為“生命登月”計畫作出獨特貢獻，人類基因組“中國卷”率先繪製完成。專家認為“中國卷”的繪製完成，標誌著作為參與計畫的惟一的開發中國家，我國為破譯人類基因組“天書”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談家楨就這樣開啟了中國的生命科學之門。
